大姐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怎么办？造反呗！
大姐的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又像一粒火种点燃了知青们心中的怒火。大伙儿一商议，对，反了！
胆大的朱向东和龚可，走到驻场干部面前说：大会不开了，我们“造反”了！于是几十号人簇拥着大姐游山玩水去了。
1966年12月8日，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一群心灵煎熬多年的知青们，终于借“文革之威”，壮着胆说了一句“造反”。
下午，游山玩水后返回林场，大姐介绍了北京的形势，说，你们的眼界太小了，应该出去串联串联，“经风雨，见世面”。
我不敢附和，因为年底了，几十亩冬水田还没犁完。再说，人走了，猪谁喂？
大姐留下“火种”走了。“造反”后，我们有了一种当家做主的自豪感。
既然可以做主，我们合议，成立“上山下乡革命青年五四红色造反团”。
造反团的宗旨是：坚持五四运动指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锻炼成长。我亲自设计并刻制模版，印刷袖标。我把“五四”二字设计为一束火把，居于图案的正中，突出“造反团”的宗旨。
我和朱向东被推选为“头头”。
实在说，我们当初造反，没有想过返城要户口，甚至真没动过另谋出路的念头。我们心里仍然崇尚保尔、卓娅、林道静和雷锋，仍然要坚持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
印旗帜，发袖标，除了几个走资派，大家都成了红色造反派啦！一大群“黑五类”子女首次感到了与“红色”沾边的巨大喜悦。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是我始料不及的，也够我烦心的-两天后，朱向东、龚可、张源忠三人不辞而别，不用说，大串联去了。这都怪大姐“煽风点火”。既然开了头，接二连三的，大伙儿在三五天内全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
作为“头头”，我深感对林场负有责任。十几天里，我一人犁完了剩下的冬水田。当时水面已经结了冰，早上赶牛下田，黄牛一伸腿都打哆嗦。冰碴子把我的腿都划出了血，“革命人不怕苦”，我仍然咬牙犁田。12月29日，我和本地场员张乾利把肥猪拖出来，我亲自操刀把猪杀了，把肉腌了，把油熬了，装在陶缸里，埋入地底下。我说，明年春节后我们回来才有吃的。
1966年的最后一天，我收拾行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林场，我真没想到，林场的蓝图在两年后会成为乌托邦……1967年1月3日，我从重庆知青联络处搞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带着17个人去了北京，在国家林业厅招待所被接待吃住，与朱向东们胜利会师。
我们来京，原本是冲着“伟大领袖的接见”，来京第二天，我们就奔赴朝思暮想的北京天安门。
因为不让过金水桥，隔水相望，朝思暮想的天安门，远没有梦境中那么高大。铁红色的墙基上，“文革”标语白底黑字加红叉，格外醒目。全国各路人马齐聚天安门广场，横幅、造反旗、红袖章、红宝书，映得天安门一片红海洋。
每天清晨，在招待所食堂揣上几个大馒头，灌满军用水壶，我们一拨人去北大，走清华，赴北航，像朝觐的圣徒一样，抄大字报，抄“最高指示”，就这样待了十多天。
1月22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我们听到了周总理代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出的号召：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当时的“老家”，在我们心中，很明确的就是农村，就是林场。
回到重庆，与一些知青造反队伍一接触，他们“老家”的概念，让我们大吃一惊。
他们说，“杀回老家”，就是从农村杀回重庆，要把户口办回来。
我们说，这怎么可能？
他们说，所以要造反！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另外，我真切地认为，“杀回重庆”讨要户口，与党中央、毛主席的要求相悖。
回到重庆的两三天里，我亲自拟就了《告知青战友书》、《“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倡议书》，四处张贴，八方散发，号召返城的知青们尽快回到农村去，抓革命促生产。市中区“文革”小组应我们要求，请部队准备四辆大卡车，过几天送我们返回农村。
没多久，一条海报消息让我激动不已：由部分知青造反组织发起的“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将在重庆人民大礼堂举行。
但此时，我并不清楚这个誓师大会发起者们的真实意图，我更意料不到这将是重庆知青营垒两种观念、两种命运的一次历史性大碰撞……重庆人民大礼堂是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知青誓师大会在此召开，本身就说明知青的活动能力和对此会的重视。
实在说，这天在踏入大礼堂之前，我并不清楚组织者和参会者是一腔什么样的心愿？
我们“五四红色造反团”由年纪最小的胡伯寿高擎团旗，整队入场，上了二楼，为的是把我们宽4米高3米巨大的团旗平展在二楼的栏杆上，引人注目。
可是，在二楼居高临下，很多团队的标语口号赫赫在目，让我惊讶：“还我户口，还我青春”；“杀回重庆来，就地闹革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知青换新天”……这些舞动的大幅标语，伴和着嘈杂的锣鼓声和喧哗声，使重庆人民大礼堂不再神圣，不再庄严，而是在浓烈的造反气氛中，抹上了沉重的悲壮色彩。
我一下子意识到此次大会的性质与我们的意愿是相悖的。
说真的，我们来参加这个大会，原本不是来唱对台戏的。
我对胡伯寿说，我一会儿要上台发言，你看我的手势，当我说到“我们一定会坚持走“五四”道路”的时候，我们造反团撤离。
誓师大会开始了。似乎没有细致的大会议程，上台的人乱糟糟的，像生产队里开大会。一些人上纲上线地批判，他们过激的批判语言让我头皮发炸，但他们过人的勇气多少有点让我佩服。
大概五六个人发言之后，我往舞台的边幕走去。腹稿很简单，就是谈谈参加首都“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的感想，表达我们要回农村去的意愿。
意外地，在舞台边幕上，见到了儿时的伙伴朱大明，我俩从小在市话剧团一块儿长大，这会儿他在主持会议，或者是他在控制话筒和音响。
我说，我要说几句话，我刚从北京回来。
接着，朱大明就冲向台中喜滋滋地向全场宣告：现在请北京来的宋晓涛讲话！
我的第一句话是：知青战友们，首先，我代表“五四红色造反团”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一定是朱大明的介绍和我那标准的普通话（从小在话剧团文艺家庭长大语音纯正）让大伙儿误会了，一句话引得掌声雷动足足半分钟，真把我当京城红卫兵了。
有人在台下领呼：感谢首都红卫兵对我们的巨大支持！
我不能糊弄我的战友。掌声终于减弱的时候，我说，我不是北京的红卫兵，大家请往二楼看，那里有一面巨大的团旗，我们是“五四红色造反团”的。
我不紧不慢地讲述首都“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的情况，其间，在讲到“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时，台下又响起了几次掌声。再往后，我就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首都这次誓师大会的意义。我讲得很谨慎，我没有否定现在的知青大会。
我说，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会遇到很多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能失去信心，与工农结合是革命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渐渐地，台下有些哗然了，显然，这声音不是与会知青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朱大明借整理话筒之机，过来提醒我：你讲偏了！
这时，台下冲上来两个人，他们憋不住了，伸手抢我的话筒。
我觉得我该说结束语了，于是抓住话筒不放。
我最后说：知青战友们，相信自己，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的动作和语言多少有点像革命者临刑前的那一刻，既悲壮，又滑稽。
可是，话没说完，声音没了-显然朱大明关掉了音响。
大礼堂乱起来了。我看见二楼胡伯寿挥舞着大旗，我们的队伍开始退场了。
我往台下走去。掌声响起来，我知道是喝倒彩，但我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当然，是装出来的……1967年2月中旬，誓师大会后的第二天清早，我们石子区近百名知青，分别乘坐军分区提供的4辆大卡车，准备返回大竹县。我们汽车经较场口去解放碑绕行一周，一作告别，二作宣传-我们准备了不少《告知青战友书》和《“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倡议书》，要在那里抛撒。不巧的是，天下小雨，行人稀少。绕行解放碑时，我们依然把宣传品撒向空旷的街道。李焕琨领头唱起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的老歌，此歌在两年多前我们首次下乡经过这里时也唱过，但此时重唱此歌，似乎多了几分新意，又添了几分悲壮。
当晚车到大竹县，我们被安排在县委招待所吃住。
第二天，我去县安置办公室，争取得到一些宣传用品。安置办公室是负责安置复转军人和知青的办事机构。
这是一幢独院小楼，法式建筑，带花园的，过去曾是大竹县本土军阀“范哈儿”（即如今因电视剧扬名天下的“哈儿师长”）的私人别墅。环境虽然漂亮，但小楼里已是一片狼藉-造反派的队伍入驻后，院里人进人出，屋内柜门大开，文件散落一地，没人打扫卫生。
墙角，有一摞凌乱的信函文件，我随手拿起一叠来翻看。可就是这一看，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有几个字眼非常刺目地跳荡在眼前-这是一些用公函便笺写就的往来信函，纸张的上边是一行铅印的便笺字头，字字夺目：“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
“精简城市人口”？我心一惊，怎么，我们知青该不是“精简的城市人口”吧？
一下子有好些问题在脑子里翻飞，需要答案。我急切地翻看这些来往函件的日期，我真希望它们是最近的。
翻看的结果让我非常失望，来往函件的日期可以上溯到1964年、1963年……也就是说，我们1964年上山下乡，其实就是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在操作。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1964年光荣的上山下乡，其实是作为被精简的城市人口而安置的。
我手拿函件愣在那里了，以至于同行的知青叫我，我都反应不过来。
我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乱七八糟的说不出什么滋味，所有的原始意念在翻腾，在打架。
当年动员我们上山下乡，舆论机器众口一词-占领山头、反帝反修、革命接班、实践理想、缩小差别、知识下乡……其实，真实的情况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
的失败和国际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生产力发展停滞，财政吃紧，加之人口增长过快，教学机构不足，众多青少年初中毕业后无法升学，产业结构又不合理，城市人口就业途径越来越狭窄，过多的失业人口将招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必须让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人口消肿，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动员群体下乡。国家早已明确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到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并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结合起来。将此作为一个兴国兴邦的事业无可厚非，艰苦的地方也确实需要建设者，但问题是，这支发往艰苦之地的主体建设者是以什么标准和方法来挑选的？城市人口精简的原则是什么？国家的当权者使用了一个主要的尺度-唯成分论！正是这一标准，把我们这一拨视为异己从城市户口中扒拉掉了。
过去我们曾经闪过这样的“臆想”，但不愿去印证它。
可是，现在一切明白了，心灵的崇高在一瞬间嬗变，原有的价值观于隐痛中发生动摇。
我头脑乱糟糟的，情绪激愤，我哇啦啦地述说“意外的发现”，阐述联想，喋喋不休，过去常常自我批判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幼稚病”、“动摇性”这会儿又犯了。
造反团的知青们听到我的“发现”，先是惊讶，继而和我一样情绪激愤，心潮难平。
于是，我主动找到一个本地知青造反组织的头头，与他们沟通。我认真地听他述说他们现在“造反”的内容。这位知青头头说，社办林场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它的建立损害了群众利益。首先林场住房完全是“一平二调”，把农民的住房、猪圈以建林场的名义据为己有；其次耕种的田土，大部分是农民的自留地，生拉活扯地掠夺过来，完全违反了土改时“农民耕种，不得平调”的承诺；第三，知青在农村“修补地球”，浪费青春，是知识的退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把土地、房屋还给农民。
“那……把土地、房屋还给了农民，我们开荒、建房来得及吗？”我问。
“建什么房啊？知识青年应该回到城里重新创业！”这位知青头头肯定地说。
“回城？谁给你办户口呢？”
知青头头沉吟片刻，说，“所以正在造反呢！”
我知道，中国是一个户籍管理极其严格的国家，城乡的二元化就是靠一纸户口簿来严格分划的。户口迁出城市易，迁回城市难。
但是，有一个念头渐渐坚定，就是知青要敢于造自己的反。林场真是一个畸形的怪胎，寄托的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知青只有先把自己的窝给端了，才可能闯出生路。
三天后，我们重新回到林场，开始酝酿“砸烂林场”的实施步骤。
这是一个包藏着“私心”（回城）的阴谋，我们不敢“阳谋”，我们不敢公开喊出“要户口回城”的口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背负着“黑五类”子女的罪孽名分，它像一把高悬头顶的利剑，时时让人颈项发凉，不得不小心从事。
我们开始草拟各种理论文章，引经据典寻找和阐述各种貌似正确的理由，为知青“砸烂林场”的观点辩解。同时，由于自己不自信，因而在程序上愈加注意“合理合法”，愈加想得到政府和群众的支持。
首先，我们不忘组织观念，尽管当时的公社党委、政府已经瘫痪，但我们还是发了《致张家公社党委、政府公开信》。其次，我们编印了成册的材料，把对撤销林场有利的“最高指示”、“马列主义”和“普通群众的议论”实用主义地一并拿来，附在《公开信》之后，以增强说服力。同时，我们还把这些内容抄写成大字报，在张家公社场镇的街道上广为张贴，安民告示，让全公社的干部和群众知晓。
接下来，我们划分成几个组，分头到各个大队去游说，让农民把林场“一平二调”弄来的住房、猪圈、自留地通通领回去。
我和曾康宁一组，跑前锋大队，首先去冯家湾找生产队长冯达山，处理“飞地”（邻水县插入大竹县的零星地块）。过去在山上打猎我们有几次合围撵山，处得很熟，如果他看在好朋友的分上，带头把原来属于他们邻水县的“飞地”收回，我们就开了一个好头，不愁后边的工作做不下去。
可是，我们磨破了嘴皮，他仍然“冷水烫猪不来气儿”。道理他懂，也觉得我们在理，但他不敢应允收回。
于是，我只好我行我素，把一张加盖了公章的退还田土的说明的纸签放在他家桌上，扭头走了-这就算退田了，我总不能把田土背到你家还你吧！
就这样，一段时日里，我们奔走了若干家，如法炮制，自以为万事大吉。
我们非常温和地实施着我们的阴谋，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我们以为胜利在望。
但是我们错了。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早已有人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1967年4月底，我们像往常那样到山下的张家公社集镇赶场，一进街场我们就愣住了-二三百米长的街镇房屋墙上，齐刷刷地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大字报对知青们退还田土的观点和做法予以批驳，而大标语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把妄想复辟变天的知青黑头目绳之以法！”“镇压破坏知青运动的反革命分子！”“枪毙知青败类，火烧牛鬼蛇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