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是舒先生作品的第一“读者”。舒先生好讲故事，但他需要一个好的听众，一个真情流露的听众。他身边有许多人，无论那故事是否好笑，他们都会逢迎地笑。我却不然，我是诚实的。听到好笑的故事，我会笑个不停；听到难过的故事，我会大哭；听到没有意思的故事，我没有反应。就这样，我成为舒先生最好的听众。他常说，“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我才会写下来。”那时候，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作者将一本书写完，并不等于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是读者。三十年后，我自己成为一个写手，我常常会想到读者，深深了解读者的共鸣是多么的重要。
在外婆的身边虽然有着一些喜欢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龄人中间，我却是非常孤单的。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头发鬈曲，我比同龄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紧的是，我的父亲可不是卡玛·韩丁的父亲那样与当权者打得火热的左派，连孩子们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美帝”。于是，我被隔到了人群之外，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老是被单摆浮搁着，连座位都是单独的，小学、初中、高中，好像都没有同座位的同学，一个人孤独地坐在最后一排。
韩秀高中毕业照
我知道，在这里，我是一个外人，永远是一个外人。这种处境使得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跟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我自幼对专制下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生活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抗拒，对人为的愚昧有着强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时代的状况，我还是一个“靶子”。当年的中国的反美情绪多么激烈啊。
但是，“美帝”毕竟远在天边，够不着，而眼前这个“美帝”的后代收拾起来多么方便，要圆则圆要扁则扁！
我对这个情形有了切身的体会是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八岁。
1954年，大约是为了巴拿马运河的事情，学校组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那里的反美示威。那天人很多，到处是旗子和标语，“打倒美帝”喊声震天。不知怎么一来，我就站到了一个圆圈里，这个圈子是用纸做的很难看的美国国旗和被画成漫画的艾森豪威尔头像给堆起来的。口号和歌声之后，有人点起了火，火很热，烤得我心里发慌。那天天很蓝，蓝天上顿时布满了黑烟，然后便是许多的灰，灰很轻，飘落在我的头上、肩膀上、衬衫上。过了不知多久，周围静了下来，人都走了，老师和同学也都走了。我想，他们早就把我忘了。我还站在那儿，一头一脸的灰。天色渐渐暗下来，我还站在那儿。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北京市的市民，骑着一辆唧嘎乱响的自行车儿，在那圈儿外边停住了。他问我：“这孩子，你知道你家住哪儿吗？”我说：“干面胡同20号。”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嘴干得快要张不开了。他又问我：“你会坐自行车儿吗？”我说：“我没坐过。”他把车支住，把我放在后架子上，告诉我说：“车座子底下有两根棍儿，你抓住了，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辄啦。”他慢慢地骑着车子，车子还是唧唧嘎嘎地乱响着。到了家门口儿，这位中年人看我推开了院门才离开。
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地面儿上，有着很多很多好人。可能，我得和他们一块儿吃苦，一块儿受累，那都不怕的，我们能够互相拉一把，我们能够一块儿挺过去。好多年，我不怎么常常想到那口号声、那些纸灰，倒是常常想到那个温和友善的声音：“你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辄啦。”含着泪水，带着微笑，我想念着那个声音。
这件事情让八岁的我草草结束了我的童年，在一天之内变成了大人。我知道，自己随时随地可能变成一个靶子。没有办法摆脱，我必须锻炼自己的忍耐力。
这件事情以后，外婆更加注意我的饮食，她说，你有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后来，我更明白必须认真锻炼自己的体力，准备走这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于是自觉地锻炼身体。无论刮风下雨，五千米、八千米，我都会在高中北大附中的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着，雷打不动。
我的功课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学毕业，保送女十二中，初中毕业保送北大附中。
1964年毕业的时候还获得优良奖章。但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农村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城市里“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很紧。我参加了高考，20世纪50位被精选出来的考生集中在一个考场，北大校长陆平在考试之前亲自来到我们的考场，为考生加油打气。他说：“你们是北大附中的尖子，好好儿考，全部进入北大！”但是，这50名学生中只有四名进入大学，其余纷纷落榜，完全是因为成分问题。数学老师不识时务跑到招生委员会去打听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将我的卷子丢给他。卷子根本没有看，上面贴了封条，盖了一个章，“此生不宜录取”。数学老师难过得很，倒是我心平气和。我知道，这长长远远的辛苦之路，这就要开始走啦。
等分配工作的当儿，学校一位叫做周毓英的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她笑眯眯地跟我说：“你写两百个字吧，就写你的父亲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你要永远和他划清界限，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你不是挺能写的吗？作文儿不是常得高分儿吗？”我不言语。她又说，“你写了，北大、清华的大门儿就在那儿开着呢。”我问她：“我要是不写呢？”她说：“那你明天就去山西插队落户。”我说：“天不早了，我还得回家收拾行李。”站起来就走了。数学老师急了，在走道儿里拉住我，“你的父亲也好，美国也好，都远在天边地角，你写了，他们也看不见。你不写，可就永远学不了造船啦！”我看着他，当初填志愿时他告诉我，出身不好大连海运学院是不可能录取的，清华的造船系还有可能，所以我填了清华。现在，我清楚知道，中国将少了一个认真负责的造船工程师。这位数学老师一直非常欣赏我，他盼望着我能升学。我只好告诉他：“我不能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老师没有再说什么，表情却是哀伤的。
我并没有在第二天就奔赴山西，而是被召去开了两天的会，叫做“务虚”。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是北京市第一批集体上山下乡，出主意的人是北京市市长彭真。彭真是山西人，所以插队地点就选在山西。
44个“出身极不好”的学生，来自40所学校。这些学生又都是各校的学习尖子，也就是“白专典型”。彭真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子的：这些学生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背叛自己的出身，脱胎换骨，在农村扎下根来，变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这些学生正好男女各半，看来彭真甚至希望这些学生就这么配成了对，日后就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永远地留在农村啦！后来，有一位男知青娶了一位极为能干的贫农女儿，知青之间论及婚嫁的好像只有两三对，但是过了些年，他们也都全部回城了。记忆中有一位女知青早早嫁给了贫下中农协会的主任，她后来有没有回城就不知道了。
我们一行出发之前，副市长崔月犁来到我们中间现身说法，说他自己也出身大地主家庭，可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经过一番磨炼，他现在不是也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了吗？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并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北京市委还派了带队干部和我们一块儿下乡。我和23位学生以及一位带队干部来到山西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另外20位则到了侯马公社白店大队。
山西曲沃是棉麦之乡，相当的富裕，社员们下田劳动衣服鞋袜都穿得整整齐齐。林城中间一条街，两边的房子都是砖瓦房，也都整齐。家家户户堂屋灶间都擦抹得干干净净，睡房有炕占地宽阔，妇女们纺棉花、拧线、缝衣、做鞋、剪窗花都在炕上。摆上小方桌吃饭也在炕上。这张炕真正是当地农民家庭生活的中心。
我们到了林城，住进了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这地方本来是大队的仓库。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宿舍里只有一些木板床，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东房是灶间和仓库。开始的一些日子，大队派了一位贫农为我们掌厨。
没多久，知青们轮流帮厨，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我们一帮知青的年龄都在十八九岁，我只有十七岁。男女生分别住在集体宿舍。三年时间里，知青之间有点儿小内斗，都是些小小不然的鸡毛蒜皮，与我后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看到的不可同日而语。大陆作家阎连科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来到他的家乡河南嵩县的那些知青如何地游手好闲、如何地吃派饭吃到农民叫苦连天、如何地偷鸡摸狗。
这些事情，在我们林城都没有发生过。
棉麦之乡，富裕是富裕，劳动却是非常苦重的。两季麦子一季棉花再加上玉米粟子各种杂粮，种与收早已不只是春秋两季，农忙时节起五更睡半夜是寻常事。单是棉花种植一项就有无数活计半点不能马虎。间苗整枝打叶杀虫除杂草还算好，摘棉花和拔花柴这两项最是要命。本来，知青们的工具都是放在仓库里。很快的，大家都明白了工具利落能够省不知多少力气的真理，铁锹锄头镰刀花柴钳子都各自放在自家床头，好好看管，精心保养。我自己的铁锹镰刀都磨得飞快，夜深人静在月光下闪出刀光剑气。活儿干得漂亮的知青人人都有趁手的工具，也都绝不外借。
地里的活儿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傍晚收工后，我带着两手血疱，坐在女社员家的炕头儿上，由着裹着小脚的大娘用一根在烛火上烧过的针穿透血疱，挤出血水，再从一个小瓶子里挖出些油膏涂抹在伤处，我便觉得好多了。年轻的女子们还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伤好之后，手掌上留下厚厚的茧子，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
虽然十多人住在一大间宿舍里，但是高喉咙大嗓子地随意聊天也是不常见的。我的“邻居”姓周，叫周毓敏，我就纳闷，世界真是那么小吗？难不成她是北大附中那位党委书记的亲戚？询问之下，她果真是周毓英的嫡亲妹妹，而且她双眼高度近视，几乎半瞎。劳动中，她根本就在摸索，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赶不上进度。很快，她就进入半劳力的行列，与生产队的老弱病残在一块儿了。她也不能帮厨，连喂猪也有困难。我一边帮她的忙，一边小心地探问，这样的病弱，怎么不留城呢？她倒是快人快语，直接地告诉我，是她姊姊让她下乡的，姊姊要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支持“上山下乡”这样一个政治运动，至于妹妹的死活当然就不必考虑了。“我家的成分很高，非常高，我姊姊特别积极，我只是一块垫脚石而已。”她笑眯眯的，好像已经做过很多次垫脚石的样子。大约是我脸上的表情带着惊讶，她笑着开导我：“在火车站，你没有听到广播吗？你妈在广播里大谈送独生女儿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那不是拿你当垫脚石吗？不过，大概没用，那个人离那个高门坎儿还远得很呢。”我这才有些明白。
后来，我逐渐发现，有不少知青都是被家里人推出来的，他们都充当了家里人追求进步的垫脚石。1977年，我为了回到美国去，与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有长时间的非常深入的对话，在我上山下乡这件事情上，“你母亲起了关键的误导作用，她曾经向组织上反映，你需要认真的思想改造”。这位工作人员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这件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经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山西和新疆劳动了整整12年，老伤加新伤，注定了我将与剧烈的疼痛共度余生。
刚下乡的时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期间，县里派来了工作组，林城的贫协也积极配合，召开许多的批斗会，批斗之余还有游街。成分高的家庭因此受到了许多的磨难，但这些受到磨难的家庭却是逆来顺受的，随人打骂唾弃，只是低头不语。批斗之后，照样下田劳动，照样干得彪悍，绝不落人后。奇怪的是，这些成分高的人家的劳力全是一等一的好手、快手。最可怜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小脚妇女，在街上蹒跚前行，小脚在地上拖出一道道血痕。看得出来，许多农民对此都是很不忍的。好在工作组不久之后就撤回县城，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
于是，我有了闲情有了逸致和村里的女青年们相处。她们真是好看，在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她们的温柔与聪慧更是展露无遗。要出嫁了，媒人从男方家里拿来婆婆的鞋样，待嫁的女子便精心地做上一双无可挑剔的布鞋。那鞋子简直是艺术品，鞋底纳出花儿来，鞋帮上更是庄重地绣些吉祥的图案。托在手心里，我说：“你那未来的婆婆怎么舍得穿？”女子微笑，淡然说道：“不嫌弃就好了。”她们静静地期盼着将来的幸福。她们不怕辛苦与操劳，只盼望家庭的和美。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我请外婆将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外婆的脚是半大脚，也就是缠过一下又放开的。这样的脚买不到现成的鞋子，外婆穿的鞋子都是请鞋店做的，前门外的好鞋店总是单鞋棉鞋预备得齐全。
“文革”一起，好鞋店的老传统被打翻在地，老顾客们的鞋样子都被一把火烧光。打那往后，外婆的鞋都是我做的。1983年我从美国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脚上居然还穿着我做的布鞋，很旧了，却还很跟脚。外婆笑眯眯地说：“新鞋没有旧鞋舒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们，满心都是感激。
我喜欢林城的男男女女，喜欢他们干活的潇洒与帅气，喜欢他们哼唱的晋南小调与戏曲。1964年的我也完全没有任何对于人生的计划，我以为我将终老在这里。尽管有些知青在想法子调到县城、调到省城，甚至回北京，但我知道那都跟我没有关系，我连想都不必去想。
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是很厚的，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队梁书记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白天我照样下地干活，不少知青觉得我傻得可以。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两天之内便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地教她们。妇女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