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许多人并未注意到的是，华盛顿在卸任前的讲话中还说了如下这番话：“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热情的笃信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罪恶。这会让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堕落、受到迷惑的国民献身自己喜爱的国家，反而背叛或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却没有丝毫反感之情，有时甚至颇感自豪。”这番发人深省的话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或者说是引起两个世纪以后那些无比向往民主的合众国的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中国人的注意。他们正以令多数美国人都汗颜的态度热爱着美国，从而使他们自己滑向了罪恶的深渊……
汉密尔顿失落地看着他尊敬的上司交出权力返回故乡。他曾不止一次劝告过，请华盛顿能“更进一步地担负起一个领袖和偶像的职责”，换句话说就是称帝为王。对于华盛顿真实的态度，我无从得知，因为这个人物的真实历史已经埋没在了美国政府以及人民200余年的不断神话之下，湮灭于史籍之中。毁灭一个人的真实历史，可以是抹杀，也可以是捧杀。笔者不愿意戴着有色眼镜去用“不是不想，而是知不可为”或者“一个完美的民众领袖，甘于放弃权力”等轻率的言论去评价一个自己无法了解的人。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就是，华盛顿无比信任他战争年代的副官汉密尔顿，但却对汉密尔顿的挑唆不为所动，最后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回到了他的弗农山庄安享晚年。
随着“无可替代”的华盛顿总统的隐退，竞争在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斐逊之间展开。他们同为《独立宣言》的执笔起草者，此时却分别代表着联邦党人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共和派。两个人有着太多的不同，但即便是在两派矛盾最为激烈的时期，他们依然彼此尊重。
杰斐逊不拘小节而且身材高大，他生性宽容。亚当斯矮小、肥胖，性格挑剔。两者在对公务活动的态度也表现出他们对生活的不同理解。杰斐逊给人的感觉是并没有太远大的目标，至少感觉上如此，这和亚当斯的锋芒毕露截然不同。后者高涨的野心使他总是尽心竭力地维持着良好的声誉，以保障世人对其生前与生后的评价，所以他注定无法活得如杰斐逊那样逍遥，能够有些闲情逸致去关心自己所喜好的建筑学，去琢磨那些古怪的哲学问题。亚当斯把他有限的业余时间的大部分留在了研究法律和宪政问题上。
如果说亚当斯和汉密尔顿有什么不同，我想这大概可以用“五十步笑百步”来简单叙述，不过请不要用中文中的传统含义理解去解读这个评价。亚当斯对汉密尔顿的野心并不完全认同，对于他多次挑唆华盛顿自立为王的念头也保持着高度的戒备。自然，亚当斯不像汉密尔顿那样迷恋英国式的政治格局，对英国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好感。不过这一切的不认同和不赞同都是建立在相对的基础上的，一个存在于联邦党内的“相对”。不消说，他从来就是“一个坚定的联邦党徒”。作为联邦党人，亚当斯畏惧法国革命，对于那种“过度的暴民式民主”充满恐惧，他像汉密尔顿那样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怀着无比的热忱。杰斐逊和联邦党人一样坚定地支持最初制定宪法的行动，但也对汉密尔顿那偏激的财政计划保持着警觉。对于法国革命，他认为那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混乱，但是如果是像美国一样为了争取自由而产生的混乱，那便是合理的。所以他迫切地希望在美国国内拓展民主的阵地，并将其融入国家精神之中。就是在这些差异下，两派在历史的长河中愈行愈远，最后成为了被华盛顿称之为“政府分裂”的早期的美国政治对立。
随着华盛顿的隐退，1796年的大选成为了两派第一次跨出国会大门进行正式的较量，一种宪法给予的合法的较量方式。选举的结果是亚当斯以71张选票当选，而杰斐逊以68票当选为副总统。亚当斯被杰斐逊派的政敌冠以了“三票总统”的外号，不过其微弱的得票优势也预示着他的政府将面临的重重阻碍。据说在约翰·亚当斯的就职典礼上，华盛顿悄悄地与他耳语道：“现在我离职了，换你做总统了。让我们等着瞧谁比较喜欢这工作吧！”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如同前文所述，约翰·亚当斯的当选即意味着某种危机的开始。联邦党人对英国怀着难以名状的好感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亚当斯和汉密尔顿在观点上有着巨大的不同，然而法国人却并不理解这一点。相反，他们把一个联邦党人当选为总统看作了美国全面倒向英国的开始。其结果就是，随着亚当斯的走马上任，法国的海上力量开始在世界海域内对美国商船发起袭击。
在加勒比海地区，法属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殖民地基地，由法兰西督政府授予许可证的私掠船，不断攻击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舶，掠夺货物和船只。少数法国海军的战舰甚至驶近美国海岸抓捕船只。根据已知的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至1797年7月被法国方面掳去的船只已近300艘，和被英国皇家海军夺走的数目几乎相等。
与英国有所不同的是，法国此举旨在报复，所以采取了超越一般战争规则的残酷手段，数度发生枪杀已经投降的美国海员的事件。法国的暴行使美国国内群情激愤。联邦党人，特别是以对英国怀有特殊好感而著称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要求国会授权对法国开战，“告诉他们，告诉法国人，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不容侵犯”。而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派则显得非常理智，他们明白和法国交战的后果。虽然法兰西的军事力量逊于英国，而且并不具备皇家海军那样完全的制海权，但依然不是当时的合众国可以比拟的。而在骨子里，杰斐逊等人甚至还对法国的处境感到同情。基于这种种理由，杰斐逊派坚定地反对开战。国会内两派意见相持不下，那么一切就要看总统的了。身为联邦党人的亚当斯也不愿看到战争，他不似汉密尔顿那么固执地喜爱英国，而且他还肩负着更重大的责任。
亚当斯说服了争执的各派，尝试和法国达成妥协，也许这个国家在和平时期非常混乱，然而在危机之下，政府内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分得清何为大局的。
获得国会的授权后，亚当斯总统于1797年派出一支由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约翰·马歇尔和埃尔布里奇·格里组成的外交代表团前往法国谈判以期取得和平，力争恢复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但是美方的愿望并未获得法方的认同。
美国外交代表团于1797年10月来到巴黎，但法国督政府的外交部长塔列朗却避而不见，将美方代表晾在宾馆内。塔列朗作为政治流亡者，曾于1794年至1796年间在美国住过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依靠出卖法国的国家机密以及参与西部地产投机活动来谋生，并赚进了大笔的金钱。他看不起美国人民，对于美国的政治领袖也充满了轻视。当然汉密尔顿是个例外，塔列朗并不轻视他，因为他清楚这个人非常了解欧洲。相信美国人以及美国官员也不会多么看得起塔列朗，在美国人眼里他无非是一个曾经靠卖国和投机来谋生的政治垃圾，而现在借着法国在陆上的军事优势，依靠到处签订和平条约并借此索贿、受贿大发其财。实际上，这一次他依然抱着同样的想法。
美国代表在宾馆内待了数天，在此期间，塔列朗拒绝正式接待他们。数天后，三个自称是塔列朗手下的人前来与这些美国人会面。在整场谈判中，这三个法国人表现出极度的高傲态度，开口即向美国代表团索取5万英镑的巨额贿赂。对此，三人的解释是以此换取他们同塔列朗会谈的机会。随后这些人又向美国代表提出要求，要求美国政府能够接手法国政府刚从巴塔维亚共和国（尼德兰，也就是荷兰）榨取的3200万荷兰盾的公债（约合1200万美元），并声称这样便可以避免贷款给一个交战国而导致丧失中立的危险。实际上，由于法国对尼德兰地区的占领，这些公债只怕是永远也不会被兑现的，美国如果掏钱买下这笔公债，那么款子几乎可以被看作白送给了法国。
不但要向法兰西的高官行贿，还需要向整个法国献礼，而这在法国人的口中只是“作为继续谈判的条件”。条件还不仅仅局限于实质上的，法国代表XYZ三人本着精神物质一把抓的热忱，提出了道歉的要求，他们要求亚当斯就其批评法国大革命的言论进行正式道歉。
美国代表对于被当面索贿这一点倒不是非常的惊讶，因为对于塔列朗的为人和法兰西的一贯品性，他们比普通的美国民众有着更为清楚的认识，他们只是诧异于法国人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的，XYZ三人所开出来的条件只不过是通向“正式接见”的价码，美国人没有任何能够获得他们所需东西的保证。上述的种种，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像是外交上惯用的拖延手段，用根本无法被接受的条件来愚弄谈判者，借以拖延时间。只不过，法国式的拖延比通常使用的外交方式要无耻得多。
这三个身份不明的人敢这么做，显然来自塔列朗甚至是整个法兰西督政府的授意。马歇尔曾写过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并亲自呈送塔列朗，在备忘录上他以严谨的措辞和翔实而公正的叙述，阐述了美方的立场和对欧洲冲突的看法，并对法国的行为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然而法国人根本无意和美国代表辩论，通过诸多或真或虚的情报，他们认为美国国内存在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而这股反对力量是否发难将取决于美国的代表们能否签署一个有效的条约并带回美国。基于这一推断，塔列朗等人相信如果美国代表空手而归，那么反对力量将会行动起来，将亚当斯政府赶下台。而在这之前，法兰西凭借它在欧洲大陆上的军事优势，正将反对他的敌人一个一个碾平，即便是英国这一宿敌也有希望能实现“苟合”，那么在此前提之下，曾在一纸《杰伊条约》中将法国这个曾经扛枪蹲过一个战壕的前盟友轻易出卖的美国，又凭什么跑来巴黎打算和法国二一添作五呢？
美国代表们拒绝了这些带有侮辱性质的条件，多次地拒绝。不过法国无赖XYZ似乎在死缠烂打，以至于他们逼得平克尼在某次会谈上大喊：“不，不，六便士也不会给！”
由于此行已经毫无价值，所以三位美国代表打算分头行事。马歇尔赶回费城去向亚当斯报告情况，平克尼则前往法国南部看望住在那里的亲属，而代表格里则留在了巴黎继续“谈判”，因为塔列朗告诉他如果连他也走的话，“战争和一切可怕的恶果就要把两个共和国和其相互友好的人民卷进去”。相比另外两人，格里比较缺乏外交经验，所以他在一个人待在巴黎的日子里，透露给了法国人不少事情，包括美国国内的政治分化问题。他的错误无辜又不可原谅，最后杰斐逊发来公函将他召回国内。
三位美国代表在法国的遭遇能在美国国内引起什么反响，想必诸位都不言自明。好战的联邦党人要求给法国以颜色，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Timothy Pickering）更是竭力主张宣战。于是党争的问题再度浮现，包括副总统杰斐逊在内的民主共和派反战人士对联邦党人的要求做出了条件反射，他们认为代表团本身——而不是那些所谓的“法国代理人”应当对谈判的失败承担责任，进而推论出亚当斯和他的一党人是在夸大这一事件，以作为对法国宣战的借口。所以，他们要求阅读外交代表团的信函和报告。为了避嫌，亚当斯不得不在1798年4月公开了这些保密的外交文件，提交给国会的咨文中依然将三个法国代理人分别称为X、Y和Z。这就是美国外交史上著名的“XYZ事件”。
外交信函的公开使华盛顿所说的“政治分裂”的两派携手合作，亚当斯发现他出乎自己意料地成为了合众国的英雄。周末，当他到费城剧院观看演出的时候，剧院内的观众们声嘶力竭地高呼：“亚当斯，自由！亚当斯，自由！”而当时美国舆论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民众的态度：“宁可举倾国之富来保卫国家，也绝不拿一分钱行贿！”
各地的请愿书纷至沓来，从抨击法兰西的蛮横和无耻，到要求总统和国会对法宣战。而亚当斯总统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指责“国内外的敌人”。他有几分夸张地表态：“国家正面临着最大的危机。”亚当斯在给国会的咨文中严厉地批评法国督政府的口是心非和缺乏最基本的外交礼节，并要求进行战争准备。在感情与立场上都倾向于法国国内革命党人的共和派分子，在这段时间不停地在国会内提出对法国派遣特使的建议。尽管亚当斯宣称他绝不再次派出特使正式出访法国，除非得到法国方面的保证，保证这位公使“将以一个伟大的、自由的、强大的独立国家的代表的身份被接待、尊重和礼遇”。
联邦党的政敌共和派也因为法国的愚蠢贪婪而陷入混乱。在公开场合，他们对法国的所作所为表示痛心，并发誓要保卫合众国的荣誉。但是其中一些人，不知道是因为偏见还是头脑清醒，他们提醒同僚们注意联邦党人的目的。他们的怀疑是有理由的，联邦党人很快就制订出了计划，他们不但要打击侵略者，还要铲除国内的“卖国贼”。
与法国的准战争
不论杰斐逊派对于法国有多么的偏爱和同情，时至今日美国人民已经接受了华盛顿一直以来的主张，他们懂得将“美国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国会迅速行动起来，通过一系列法案将国家转向战争的轨道上——对法国的战争。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有个不怎么为人提起的倾向——喜爱海军，而海军的存在对于这个新的国家也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在其担任总统伊始，他就开始努力说服国会去支持构建一支有效的常备海上力量。缺乏正规的国家海上力量的结果，无疑是迫使民众自行承担起保护自己的任务。而这在国家与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意味着灾难。在亚当斯第一次以总统身份所作的公开演讲中，他这么说道：
“除民兵外，海上力量也是合众国的天然屏障。但是，建立永久性的海上防御体系虽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感到，它还不能以应对目前危机要求的速度和范围来建设。所以我期待由国会制定相应的条例，以便我们从事航海事业的公民能够在国际法遭到违反的时候保护自己，同时又能使他们不致对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采取敌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