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佛里·格拉曾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约束对社会影响的力度是非常深远的。自人类社会有家族或类似的宗派集团以来，当一个家庭或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责难和攻击时，这个集团的成员会群起而攻之。只要他能得到自己团队成员的认可，在需要帮助或遭到袭击的时候，他都能得到本集团的鼎力支持。然而，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也就是说，日本人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可能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批评他指责他，那本集团也会反对他、惩罚他，除非他能改变其他集团对他的看法并不再加以指责。由于这种机制，日本与其他社会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人们非常希望得到‘外部世界’的赞同和认可。”
在这个年龄段之前，学校对女孩子和对男孩子的教育在细节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总体上差别不大，女孩子从小在家受到的约束比兄弟多一些，男孩子也要承担看护婴儿的工作，但这种工作主要还是由女孩来做的。在准备礼物和致以问候时，女孩子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对象。而且，她们不能像男孩子那样乱发脾气。但是，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女孩比起来，日本的女孩子们已经是非常自由了。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服，可以和男孩子们一样在外面玩耍，有时甚至和男孩子打架，而且巾帼不让须眉。小时候，女孩子们是“不知羞耻的”。六岁到九岁左右，女孩子们就和男孩们一样，开始懂得自己对社会承担着一种责任。九岁以后，会按男女生分班。男孩子们更注重男性间的团结，他们排斥女孩子，更不愿意被别人看见自己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们也会告诫女孩子不要与男孩子交往。女孩到这个年龄以后都会沉默寡言，不喜外出，难以管教。由于此时男孩都比较排挤女孩，日本女人都说这就意味着女孩无忧无虑的童年已经结束了。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女孩的人生轨迹只能是“自重再自重”。这一教导一直贯穿今后的生活，无论是订婚之时，还是结婚以后。
男孩子只是懂得“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还不能说他已经把日本成年男子应担负的所有义务都弄懂了。日本人说：“男童从十岁起开始学习‘对名分的情义’。”日本人将男人知耻而后勇视为一种美德。男孩必须从小就学习一系列的规矩：比如应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什么情况下采用间接的手段洗刷污名。我觉得日本人并不是要让小孩从小就学会一些可能侮辱别人的过激手段，男孩子从小就对母亲粗暴无礼，还经常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争执不休，没有必要在十岁以后再教他们怎样攻击对方。在学习“对名分的情义”的时候却的确要求十几岁的少年能够把攻击方式限定在社会公认的范围内，并逐渐学会协调好他们间的关系。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与攻击别人比起来，日本人其实更有一种自虐的倾向，即使是孩童也不例外。
六年小学毕业后，孩子们面临一场非常激烈的中学入学考试，只有15%的学生能升入中学，而这其中男生占的比例较高。竞争涉及每个考生和每门学科，这些少年们一下子投身到要承担“对名分的情义”的责任之中。这种竞争，他们没有多少经验，从小不论是学校还是家里，社会都尽量把竞争降低到最低程度，这种突如其来的竞争性考试，使竞争激烈的程度更高，也备受关注。大家都很在意名次先后，也常怀疑这其中是否有私人交情。在怀恋过去时，日本人谈得最多的不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中学里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欺辱史。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还想出了很多捉弄他们的恶作剧，让低年级学生干一些无聊的丢人的事。因而，低年级学生一般都对此十分憎恨，日本男孩子是绝不会把这些事仅仅看作玩笑的，当一个男孩子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奴颜婢膝、爬行时，他会咬牙切齿，记恨在心并总有一天会报复回来。由于现实中他们不能立即报复，随着时间积累，就会更加耿耿于怀。他们认为这是事关“名誉”的大事，维护自己的“名誉”是每个日本人应有的美德。有时他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从职位上拉下来；或者刻苦练习剑术或柔道，待毕业之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当众羞辱对方。总之，一日不报此仇，一日“心事难了”。日本人正是从受了侮辱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没有机会升入中学的少年，参军后也会受到类似训练。和平时期，每四个日本青年中就有一个会被征当兵，在军队里，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比中学里更加严重，军官们基本上对此不闻不问，即使是退役军官也很少插手此事。日本军规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告状是丢脸的，士兵间的争端由他们自行解决，军官们认为这是一种“锻炼”士兵能力的办法，从不会让自己牵扯进去。老兵会把自己当新兵时受的委屈和怨恨一股脑儿地向新兵发泄，并想方设法侮辱他们。据说从军队出来的人都跟变了个人似的，个个都成了“真正的国家主义者”。这并不因为他们受了什么极权主义理论的教育，也不是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而是他们经受各种苦难折磨的后果。从小受典型日本文化熏陶并对自己“尊严”十分在意的男青年们，一旦到了军队环境下就极易变得非常野蛮，不能忍受这种屈辱。认为这是社会对他们的排斥，所以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
很显然，现代日本中学和军队中的少年们表现出的性格特征，与日本人传统的对嘲笑和侮辱的看法是分不开的。在中学和军队里，人们对“侮辱”的反应并不是什么特例。因为传统的日本人对“名誉”非常重视，所以对羞辱、嘲弄的反应就会比美国人强烈得多。和古老的日本模式一样，尽管受到嘲弄的人迟早会再以同样的方式虐待另一批人，但这并不能防止受到侮辱的少年千方百计要对虐待他的人进行报复。许多西方国家都习惯找替罪羊来发泄心中的积愤，日本人却不这样。在波兰，如果一个新学徒或一个年轻的收割手遭到别人的嘲弄后，他不是向嘲弄者泄恨，而是对自己的徒弟或其他新的收割手发泄。当然，有些日本少年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消除怨恨的，但更多的少年会选择直接复仇。只有和虐待自己的人做了了断后，才会“感到痛快”。
日本战后的重建工作中，忧国忧民的领导人应该高度重视这种在学校和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侮辱青少年、戏弄青少年的现象。政府应该提倡“团结精神”，鼓励人们重视“同校关系”，杜绝以大欺小、以高压低的陋习。在军队中应切实贯彻禁止虐待新兵。虽然不论是各级军官还是老兵都应该对新兵严格训练，但这种训练不能构成对他人的侮辱、嘲弄和虐待。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军队中，上级和老兵都不能让下级或新兵模仿小狗摇尾巴的样子、学蝉鸣或者在别人吃饭时间让他们“倒立”，违者都要受到惩罚。如果能做到这样，那将对日本国民的再教育起到深远的影响，它将比否定天皇的神圣性或删除教科书中军国主义的内容更具划时代的意义。
女孩们不用学习一系列“对名分的情义”的准则，她们不曾有男孩子在中学和军队中受屈辱的经历，也不会有类似体验。女孩子的生活比男孩子要稳定简单得多。从懂事时候起，她们受到的教育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都以男孩优先，礼品、关怀，女孩都是没份的。生活中，她们必须尊重的处世准则是在任何场合不能公然发表自我主张，尽管，在孩提时代，她们可以和男童一样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小时候，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物，长大后，这种颜色的衣物就不能再穿了，直到六十岁以后——第二个特权期才能再穿。在家里，一般情况下婆媳的关系都不会太好，所以不论是媳妇还是婆婆都会来笼络她；她的兄弟姐妹们也希望能与姊妹关系融洽，也会像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尊敬她；孩子们为了赢得她的偏爱也都争着抢着要与她同睡，而她也会经常把祖母给她的小恩小惠分给两岁左右的弟妹们。日本人不喜欢自己独自睡觉，晚上小孩们可以把自己的睡床搬到自己喜欢的长辈旁边。证明“你对我亲不亲”就是看两个人的睡床挨的紧不紧。虽然女孩子九、十岁的时候就不能再和男孩子们一起玩了，但作为补偿，她们可以炫耀自己的新发型。十四到十八岁的日本姑娘，发型是最讲究的，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们可以穿丝绸衣服，而以前她们只能穿布料的。家里也会想方设法地打扮她们，让她们更加优雅迷人。这样一来，女孩子的虚荣心也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社会对女孩子的各种约束要靠她们自己来承担和履行，而不是父母强制来执行。父母亲拥有的特权不是可以任意体罚小孩，而是可以心平气和地提出自己的期望，希望女儿们能够按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来生活。我觉得引用下面的事例很有必要，它说明了在女孩成长过程中这种非正式的来自父母的压力多么重要。稻垣钺子从六岁开始由一位博学的儒者教她背诵经典中文诗词：
在两个小时的授课时间里，老师除了双手和嘴唇，简直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必须同样正襟危坐，一动不动。有一次正在上课，我也不知什么地方不太舒服，就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双膝稍微换了舒服点的角度，老师立刻显出惊愕的神色。他轻轻地合上书、慢条斯理异常严肃地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显然不适合学习，你先回房好好思考思考吧。’我羞得无地自容，但毫无办法。我先向孔子的画像行了礼，接着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出了书房。平日下课后我都会去向父亲报告一下情况，今天当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跟前，父亲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未到，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你的功课学得真快啊！’犹如被丧钟重重撞击了一下。直到今天，想到这件事时我仍然隐隐作痛。
杉本夫人在另一本回忆祖母的书中，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日本父母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祖母脾气谦和，她希望每个人都能按照她的想法去做。虽然没有斥责，也没有争辩，但祖母的希望却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坚韧，整个家庭都按她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种“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坚韧”的“希望”之所以能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原因之一就是祖母在训练每个人将目标限定得非常明确。女孩子要培养的是一种习惯，而不仅仅是教会她们一些规则。在小时候就培养女孩正确用筷、进房的姿态，成年后她们还要学习茶道和按摩。所有这一切都由长辈手把手地教，反复不断地练习，直至娴熟并形成习惯。长辈们从不认为小孩子们没人教也能“自然而然地学到”正确的习惯。在书中，杉本夫人描写了在她十四岁订婚后大人们是如何教她给未来的丈夫准备早餐，而她那时与未来的丈夫甚至从未谋面。她未来丈夫在美国，而她在（日本的）越后。在母亲和祖母的亲自监厨之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亲自下厨给松雄（未来的丈夫）做了几个据哥哥说他特别爱吃的点心。我假想他就坐在我身旁，我给他夹菜，并劝他先尝尝。我学习关心我未来的丈夫，让他感到愉悦。祖母、母亲也总是装作松雄就在跟前似的问这问那。我也很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和穿着打扮，好像丈夫真的在房间里一样。就这样，我学会了如何尊重丈夫，如何摆正妻子的位子”。
对男孩子的要求虽不像对女孩子那么严格，但也会通过一系列的实例和模仿练习来教他们逐渐养成细致的习惯。“学了”这些习惯之后就不能再犯任何错误了，对青春期的少男们来说，有一个重要的领域是要他自己主动摸索的，长辈们不会教他们怎么求爱。在家里禁止做出任何公开示爱行为。而且，在八、九、十岁的时候，没有亲属关系的男女孩间是没有机会接触的。日本人的理想就是双亲要在男孩对性感兴趣之前就为他订下婚约。大家都觉得男孩与女孩接触时最好表现得“害羞”一点。农村人常常用这个话题来逗男孩子们，而他们在谈到这个话题时的确是很“害羞”的。从古至今，即使是在最偏僻的农村，也有许多姑娘，甚至大多数，都会未婚先孕，这种婚前性行为是日本社会中比较自由的领域，不属于事关重大的范围，父母在谈婚论嫁时也对这些事不在乎。但是今天，就像须惠村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士讲的那样，社会仍然教育女孩子们，女佣都应保持贞洁。中学的男孩也不许与异性有任何过密的交往。教育和舆论都在竭力阻止两性在婚前有过分亲密的行为。日本电影也把那些爱与年轻姑娘调情的青年看作是“坏”青年，而那些对可爱迷人的女子采取一种在美国人看来是冷酷、甚至粗野态度的青年当作是“好”青年的榜样。爱与女人调情的男子一般被认为是花花公子，不是追逐艺伎、就是与妓女、咖啡女郎们勾勾搭搭，光顾艺伎馆是学习示爱的“最好”方法，因为“艺伎会教你，男人只需旁观即可。”他不用为自己的笨拙难堪，因为他也没指望要与艺伎发生性关系。但是，日本青年中有能力光顾艺伎馆的人并不多。多数青年都是到咖啡馆去看其他男人如何接近女人的，但是这种直接的观察与他们在其他领域所受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男孩们都会担心自己笨拙无措。性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为数极少的不能得到年长者亲自指导的领域之一。有声望的家庭会在年轻夫妇结婚时送给他们一本《枕草子》和一些绘有各种做爱姿态的画卷。如一位日本人说的：“看书就可以学。这就好比庭园布置，父亲并不会教导如何布置一个日本式的庭园，但你大了之后就会自己培养这种爱好了。”虽然大多数的日本青年都是通过别的途径来学习性行为的知识，但日本人能够把性行为和园艺联系起来，并认为这两种都是看书就能学会的，这的确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性的知识都不是成年人教导就能学会的。种种差异使青年们深信，性是独立于人生大事以外的一个特殊领域，不需要长辈的亲自指教，也不是经过严格训练就能掌握的，这是一个由自己控制才能获得自我满足的领域，虽然在刚开始时都会有不安和迷惑，性和其他领域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男人结婚后可以毫无顾忌地寻欢作乐，这样做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婚姻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