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文学与占星术的纠葛
梦幻巨蝎座
古代占星术的天文学贡献
几千年来的历史表明，占星术和天文学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占星术必需仰赖天文的观测及计算来确定出星体的位置。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本身又不断积累了近代天文学所需的各种宝贵资料。在“地心说”理论的基础上，占星术逐渐完善其体系。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其主要概念包括：星座、宫位、星图、星体、天球、黄道、岁差等等。而这些概念，早在古巴比伦时期就开始一步步演化了。
据考证，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巴比伦人就形成了黄道概念。在约形成于公元前700年的占星术文献《纲要》中，黄道带被称为“月道”，沿月道排列的星座则有18个：
白羊座、双子座、狮子座、室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座、宝瓶座、双鱼座、昴星团、毕星团、猎户座、英仙座、御夫座、鬼星团、南鱼座、北鱼座。而现存的古巴比伦算命天宫图遗物，是巴比伦人天文学极为发达时代的产物。也正是生辰占星术的发展以及排算宫图的需要，又大大促进了巴比伦天文学知识的成长。后来随着古巴比伦占星术的向外传播，经过古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述人三方共同努力，终于创造完成了影响深远的黄道十二宫体系。
此外，古巴比伦占星术还留下了各种珍贵的天文资料。例如在古巴比伦泥版文书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种名为“三环星盘”的占星术文献。三环星盘上的36星可分为三组，每组12星；每栏中的三颗星都只有在该栏所代表的月份中才能被看到；而36星中竟有3颗行星。在长期的天象观测中，古巴比伦占星家留下了许多非常罕见的珍贵史料，其中不仅有行星位置的变化，日（月）食，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时间，还有虹、晕、雷、雨、云、暴风等气象的记录，甚至还有关于彗星周期的记载。
在占星术的另一个源头——古埃及，天文学也很发达，尤其对于天狼星、尼罗河与历法，古埃及人很好地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众所周知，尼罗河年年泛滥，与古埃及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由此形成一种自然历，每年分为三季，依次是：洪水季、播种季、收获季。每季四个月，每月各有名称。后来，古埃及人又根据天狼星的活动规律而改进历法。原来在盛行星神崇拜的古埃及，人们特别注意天狼星；而在天狼星的有关天象中，他们又特别注意天狼星清晨时与太阳在同一方位升起的现象。因此到后来，埃及官方所颁布的历法就规定：新年的第一天，应是尼罗河泛滥与天狼星偕日升同时发生的那一天。
再到后来，他们更发现“天狼星年”的长度是365.2507日。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便是关于金字塔的星象观测之谜。近代科学家研究发现，根据现存的大金字塔、神庙等建筑遗址在方位上的准确程度，可以断定古埃及人有能力做出精度甚高的天文测量。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迄今为止从古墓壁画及实物方面的考察，人们只发现一种极为简陋的古埃及观星仪器。这种简单的瞄准器具只是一块中间开有狭缝的长木条，外加一对悬锤。使用时，两人配合，先利用北极星-狭缝-悬锤的三点一线来确定当地的子午线，即正南北方向；然后守候所要观测执行的星，当它经过子午线时记下时刻，接着再守候其相邻之星……这样就可以绘制出星空图。更令人惊奇的是，人们还发现：胡佛大金字塔上有一条进入塔心墓室的斜通道，其坡度恰好30度；而现代的测量表明，大金字塔的所在地吉萨的地理纬度是29度59分！这就是说，在墓室中，从这条通道向北望去，恰好能见到北极星。
如果这一切不是巧合，那就足以证明当时埃及占星家观测的精确程度！
孪生之学
就如同炼金术与化学之间的关系一样，占星术与天文学似乎也关系密切而又充满了矛盾。不过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占星术与炼金术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因为在历史上，直到17世纪之前，占星家与天文学家都没有什么严格区别；而与此同时，近代化学已彻底与炼金术分道扬镳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炼金术随着近代化学的发展而逐渐衰亡之后，占星术却没有因近代天文学的发展而销声匿迹；恰恰相反，这种古老的预言术仍能活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有时甚至受到主流社会中某些群体的追捧。
尽管在现代天文学的眼中，占星术几乎就是一种“异端”；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曾有186位学者（其中包括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宣言公开表示反对占星术。但是正如很多人所了解的，在科学昌盛的今天，占星术仍在欧美各国广泛流传。
例如在2001年初，由于土星和冥王星的180度对冲，有不少占星家预测出了全球的经济衰退周期以及股市将会暴跌，而当“9·11”事件发生后，他们又将其附会为具体时间。
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占星术就始终与天文学交织在一起。例如公元前2世纪的著名天文学家依巴谷（公元前146-127年），他的贡献包括：完成了850颗恒星目录；追踪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路径；通过观测室女座中的角宿一，发现了分点的岁差；将太阳年的计算精确到实际长度的7分钟之内，并估算出太阳和月亮到地球的距离。与另一位古代天文学家托勒密一样，依巴谷又是那个时代的占星学权威，他的占星学说经常被后世的罗马著作所援引。
希腊文明衰落之后，在罗马帝国时代，由于占星术基本上沦为帝王们的工具，因此在科学方面自然不会有更大的收获。至于黑暗愚昧的中世纪，天文学更是完全为宗教服务。
只是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以后，随着占星学在欧洲再度兴盛，天文学也随之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但两者仍相互联系在一起。16世纪中叶，当哥白尼的巨着《天体运行论》于1543年问世后，天文学才开始与占星学分道扬镳，而这一年也被视为现代天文学的诞生。从此，二者基本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
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旧时代的痕迹不会被轻易抹掉。哥白尼去世后，欧洲曾先后涌现出两位杰出的天文学家——第谷和开普勒，其中后者更因以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而名垂千古。但在这两位天文学家一生的事业中，占星同样是一大内容，他们所留下的一些著作还成为后世占星家们的经典。不过在开普勒之后，几乎就再也没有集天文学家与占星家于一身的代表性人物了。
就另一个角度而言，近代天文学的诞生又必须感谢占星术。我们不得不承认，抛开迷信和神秘的成分不讲，古代占星术确实需要精密的观测和计算。也正因如此，占星术才哺育了天文学的成长，并为后世留下了重要的科学遗产。
首先，占星术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天象观测记录，其中特别有价值的便是异常天象的记录。在占星家看来，太阳每天东升西落，这并没有什么占星意义；但是如果在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或发现某星座中出现了一颗新星，那就非同小可了。因此出于这种需要，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都孜孜无倦、年复一年地记录了大量天象观测资料。
其次，占星术促使人们对恒星位置进行精确测定并建立天球坐标系。由于占星术要根据天象的变异来预卜人事吉凶，这就必须对奇异天象发生在哪一位置进行确认，而这就需要对天空划分区域，于是便出现了西方的“星座”和中国的“三垣二十八宿”及各种“星官”。在传世的古代占星术文献中，各种恒星位置表和星图始终是现代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特别重视的部分之一。历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恒星位置表和星图都出自占星大家之手或与占星术有关。另外，占星术还极大地促进了对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规律的研究。
最后，古代占星术还为后世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即解决年代学问题的独特资料。由于占星术总是对奇异天象十分注意，通常越是罕见或惊人的天象就越是被赋予重大的占星术意义，占星术文献中也会留下更多的细节记录。同时，占星术又相信天象是对人间大事的兆示和反映，因此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被与当时的奇异天象联系在一起。由此，后世的历史学根据各种文献记载进行推断，便会确定一些原本模糊的历史年代。
“地心说”的集大成者
公元2世纪，西方世界产生了一位划时代的天文学家，他就是克劳狄乌斯·托勒密。
关于他的生平，人们至今所知甚少。不过根据他所留下的著作中的有关记载，研究者推测出一个基本的轮廓。
托勒密，约90-168年，生于埃及，父母都是希腊人。那时，埃及已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身为埃及居民的托勒密则拥有世袭的罗马公民权，这可能是由罗马皇帝克劳狄或尼禄赠给他祖先的。尽管如此，由于文化渊源的关系，托勒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视为希腊化时代的人物。公元127年左右，年轻的托勒密被送到亚历山大去求学。在那里，他阅读了不少的书籍，并且学会了天文测量和大地测量。他曾长期住在亚历山大城，直到151年。由他的著作推断，托勒密在哈德良皇帝时代就已很活跃。而从其留下的观测记录来看，他的所有天文观测都是在亚历山大城进行的。
作为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托勒密在许多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天文学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结构学说，即“地心说”。其实，地心说是亚里士多德的首创，他认为宇宙的运动是由上帝推动的；宇宙是一个有限的球体，分为天地两层，地球位于宇宙中心，所以日月围绕地球运行，物体总是落向地面；地球之外有9个等距天层，由里到外的排列次序是月球天、水星天、金星天、太阳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恒星天和原动力天，此外空无一物；各个天层自己不会动，上帝推动了恒星天层，恒星天层才带动了所有的天层运动；人居住的地球，静静地屹立在宇宙的中心。托勒密全面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并利用前人积累和他自己长期观测得到的数据，写成了8卷本的《至大论》。在书中，他把亚里士多德的9层天扩大为11层，把原动力天改为晶莹天，又往外添加了最高天和净火天。托勒密设想，各行星都绕着一个较小的圆周运动，而每个圆的圆心则在以地球为中心的圆周上运动。他把绕地球的那个圆叫“均轮”，每个小圆叫“本轮”，同时假设地球并不恰好在均轮的中心，而偏开一定的距离，均轮是一些偏心圆；日月行星除作上述轨道运行外，还与众恒星一起，每天绕地球转动一周。
虽然由于科学的发展，我们今天已经彻底抛弃了地心说，但在古代，托勒密的天体学说却能够流行千年，这当中自然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首先，天体绕着某一中心的匀角速运动，符合当时占主导思想的柏拉图的假设，也适合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易于被接受。其次，用几种圆周轨道不同的组合预言了行星的运动位置，与实际相差很小，相比以前的体系有所改进，还能解释行星的亮度变化。最重要的是，地球不动的说法，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是令人安慰的假设，也符合基督教信仰。当然，托勒密本人声称他的体系并不具有物理的真实性，而只是一个计算天体位置的数学方案。更何况，他生活的时代，基督教还没有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至于中世纪的教会利用和维护地心说，则根本就与托勒密无关了。
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托勒密提出的行星体系学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它不但肯定了大地是一个悬空着的没有支柱的球体，还从恒星天体上区分出行星和日月是离我们较近的一群天体，这无疑是把太阳系从众星中识别出来的关键性一步。托勒密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天文学著作，其中最主要的《至大论》、《实用天文表》、《行星假说》、《恒星之象》等，堪称集古希腊天文学之大成。
除了在天文学方面的造诣，托勒密在地理学上也有出色的成就。他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应为整个地球，主要研究其形状、大小、经纬度的测定以及地图投影的方法等。他还制造了测量经纬度用的星盘和后来驰名欧洲的角距测量仪。在数学方面，他用圆周运动组合解释了天体视运动，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绝对准确的。他还论证了四边形的特性，即有名的托勒密定理。
他对光学也作过研究，认为光线在折射时入射角与折射角成正比关系。
影响西方达一千多年
勒密的诸多天文学著作中，真正专门讨论占星术的不是很多。例如在其代表作《至大论》中，几乎完全没有讨论星占术，而在《恒星之象》和《谐和论》两书中，也只是有些章节论及占星术。不过后世广泛流传的《天文集》，倒算得上是占星术方面的书籍。在该书中，托勒密假定存在某种形式的、来自天体的自然辐射影响着人类。但以影响力而论，《四书》
才是托勒密对西方占星术最大的贡献。事实上，在此书问世后一千多年间，它就一直被视为西方占星术的《圣经》。
在托勒密的各种著作中，《四书》相对说来是最独立的，它基本与托勒密的其他著作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该书共4卷，托勒密将此书视为《至大论》的姊妹篇，写作时间约在公元139-161年之间，即在完成《至大论》之后若干年。但是作为一部占星术专着，《四书》却在中世纪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托勒密也由此长期被视为占星大家。
在《四书》中，托勒密系统地阐述了行星运动是如何影响人类世俗事物的，但他极力避免一些占星学中说不清楚的内容，比如很少涉及占星很重要的两个概念：星座和宫位，而是把理论建立在行星和行星运动的基础上。
《四书》卷一可视为占星术的预备知识，集中讲述日、月、五大行星运动以及恒星位置等数理天文学知识——这是任何一个入流的占星家都必须掌握的。在卷二中，托勒密设法为占星术确立一些理论基础和原则。例如他论证道：既然太阳、月亮可以通过季节变换、潮汐涨落来直接影响地球上的人类生活，那么五大行星也能影响尘世事务，应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托勒密也谈到占星术可应用于两个领域：国家民族和个人。但对于前一领域，他主要是谈论水土、气象之类，与古巴比伦人的占星术完全不同。在卷三，托勒密先谈到获取精确出生时刻的困难，而这是以后一切推算的基础。至于准确得知受孕时刻自然更为困难。确定这些时刻都要靠天文观测，使用星盘和时计，被特别提到的是水钟。这些所谓在出生时刻获得的特性，就是日、月、星辰对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