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晓得，近十五六年以来，跨国的政局变动，没有一回不是受外力支配的。在这十五六年当中，除了我们总理中山先生，他的一切行动，是主动的、独立的以外，握政权的人的行动，几乎尽是站在被动的地位，而大多数是被帝国主义的势力支配着。帝国主义者叫他东他不敢西，叫他西他不敢东。总理死后，许多人们，对于俄国也是一样，共产党更不用说了。“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中国人失却了建国的能力，这是一个最大的证据。所以总理说：“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不能够得到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则永无统一的日子。中国不统一，最大原因，是中国人自己失却了自信力而甘心受制于外国。同时一个外来的原因，就是掌握着最大的兵力财力的外国人，以不平等条约为工具，以中国人无自信力为机会，而来中国捣乱。”这是的的确确的。我们在前面许多叙述当中，总应该看得出，日本何以能强，何以能统一，何以能吸收欧洲的文化，把他组织起来，变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完全由于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础，“信力”是活动的骨干。这种地方，是中国人应当切实反省，努力自新的。
自从欧洲战事发生以后，欧洲列强，没有一国能在中国作政治的活动，于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完全被日本人操纵着。操纵中国政局的中心人物是谁呢？这是我们所不能不知道的。
田中义一大将，是日本长洲系军阀的嫡孙，是山县有朋的家督相续人，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最有声有色的活动，是在他的中将次长时代。而他有声有色的活动，既不是像桂太郎那样大刀阔斧的创造生活，也不是像秋山真之那样生龙活虎的精神生活。他只是在日本传统思想，传统政策，传统势力下面，运用他的聪明和才智，一天到晚干着。干的什么是没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把握的。他只是要掌握日本的政权，而如何施政的理想是没有的。他只是想操纵中国的政治，而中国政治的重心在何处，是永远不认识的。他只是看见日本的社会倾向变了，革命的风潮起来了，中国的民众觉醒了，中国的革命势力扩大了，世界的趋势紧张起来了，日本在东方的地位动摇了。
他对于这些现象和趋向恐怖得很。他怕日本藩阀失了政权，怕日本的神权失了信仰，怕日本的帝国失了生命，怕中国的革命运动阻碍日本传统政策的推行，同时又怕中国的革命影响及于日本的民众，怕世界的潮流推倒日本的地位和组织。明天怎么样他不明白，明天应该怎么样他没有一点打算。只是恋着过去，恐怖将来，于是敷衍现在；而又不甘于敷衍，于是一天到晚开倒车。开一回失败一回，而他尽开着。恋着的过去是没有了，而他的意象中不能抛却。恐怖的将来片刻不停的迎面而来，他也不能阻止，也不能变换。心劳日拙，愈用智慧而愈是愚暗，愈用气力而气力愈是消失。政治家当中有成功的英雄，有失败的英雄，田中中将的将来，恐怕是失败的非英雄罢！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故意对于这位老先生加以菲薄，现在日本的地位，和他的历史关系，本来不是容易打得破因袭的势力支配的。不过想起他过去一切无益而有害的活动，实在不能不为中国、为日本、为东方一切民族叹气。
我有几年不到日本，今春奉命使日，在东京见过田中大将一面，他的精神仍旧很好，他的雄心仍旧不衰，不过我总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田中中将，一天到晚是我要干，今天的田中大将是我不能不干。要干的田中中将的意识是在推动时局，不能不干的田中大将是被时局推动。要干的田中中将的意识是“不怕”，不能不干的田中大将的意识是“怕”。
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时候，对于田中，也是很属望的。中山先生向来对于任何人，总时时刻刻作他的同志。因为中山先生不承认世界上有坏人，也不承认世界上有不能变易的人，他认为一切人类行为的错误，只是“不知”，如果知了，他一定能行。当时的田中中将，是很有活气的。他又在操纵日本政权的地位，那时对于一切国际的问题，可以由田中的方寸来决定。因为那时日本一切外交方针的决定，都是受支配于国防计划，而内阁政策，也就受支配于参谋本部。虽然内阁总理有权可以决定政策，然而没有权保障他的地位。参谋本部的法律上地位虽然不能支配政权，然而实际政治作用上可以左右内阁的成败。在这样一个重要地位的田中中将，倘若能够具备秋山军令部长那样的思想，中国的革命事业，要容易进行许多。因为日本的地位和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时局，并且可以障碍中国一切事业的进行，阻止一切事业的成功。尤其在每一次战事发生，日本人必定操纵了中国全国的交通。参谋本部的武官，是布遍了各处重要都会。各方面的领袖人物，都和他的驻在武官发生关系。而那些驻在武官，也乐于和领袖们发生关系的。无论在怎样困难的地方，他们可以有通信的自由。无论什么地方的变动，他们总得着最快的情报。在中国地方，政治军事的情报，最确实而最迅速的，恐怕要算日本的参谋本部了。
中山先生所希望于田中中将的，第一是希望他抛弃日本的传统政策，第二是希望他改正一切认识错误，其他的日本人，没有比田中的地位关系中国更大的。然而这希望是绝没有效果，一切动植物，都可以变成化石，而化石决不能再变成动植物。民国五年的排袁运动，日本人是有很大关系的。日本人何以要排袁，这是知道东方历史的人所能了解的。在中日战争的时代，袁世凯驻在高丽，运用高丽的王室和政府排日，是袁世凯最初的政治活动。此后袁世凯当了政局，虽然一样是拜倒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权力下面，然而却不是专一服从日本。
日本近二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的事，他要垄断，对于中国握政权的人，谁能够一点不疑惑、不反抗，倒在日本权力的怀里，日本人就帮助他；反对日本的不用说了，就是主张亲日的人如果不能够倒到他怀里去，也是不受日本的恋爱的。袁世凯不单是不能倒在日本的怀里，而且时时要用远交近攻的政策，这是日本人排袁的第一原因。其次是机会。当时日本人也看见中国排袁的风潮绝不能够镇压，袁世凯的倒坍，已成了必然的运命。顺着这一个时势，扶植起倒袁的人来，也是他们操纵中国政权的机会。参谋本部聪明的田中中将，他是不肯放过这一个机会的，这是第二个原因。
所以在他化石的脑筋里面，始终是不愿意中国革命成功，不愿意真正的革命党在中国占势力的。说起这件事，也有一个历史，辛亥革命的时候，西园寺公望作内阁总理，此人也是日本近代政治家当中一个最有能力的人。他是京都的旧公卿，维新时候，作为倒幕运动的公卿当中的最年轻者，性格的确是贵公子当中的模范人物，聪明而老成，风流而沉着，忍耐而有决断。他的思想，含得有不少的法国派的自由气习，对于现在政治和社会，很能了解，同时他自己是老公卿，维新时代和武士们共事又最多而且久，所以训练成一个圆熟而有才华的政治家。一切元老当中，他的头脑，化石的部分最少。当武汉革命军起，日本的宫中府中，不用说是起了极大的震动。
那时有两派的主张，一种主张要出兵帮助清廷镇压革命，一种人主张守中立，不干涉中国的时局。长阀元老的山县元帅，做枢密院议长，在御前会议的时候，山县便主张出兵，枢密院中的老人辈，不用说附和山县的很多。西园寺很平淡地说，“革命不是一件好事，一国最好是不起革命，但是一旦起了，他必定要成功，不到成功则政治永不安定，这是历史的原则。所以帮助他国镇压革命，是一件不应该而不可能的事情。”这一个议论，成了当时日本庙议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