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队长害怕松田次郎对闫维谦图谋不轨，准备上前搜他的身子。闫维谦说：“不要搜了，他想杀我没必要找这样的借口，再说也不一定能杀得了我。让他过来吧。”
松田次郎走到闫维谦身边，在他耳旁悄悄说了几句话。闫维谦一听，脸色“刷”地一下变得非常难看！他做梦都没有想到，‘麻雀’和‘鹌鹑’竟然是——转念一想，现在也不能完全听信松田次郎的一面之词，他如果居心叵测想离间抗日队伍的团结或借刀杀人，我岂不上了他的当！
松田次郎究竟说的是真是假？眼前只有一个人可以证实。闫维谦把马翻译官叫了过来。
“闫区长叫我有啥事？”
“你应该清楚把你留下来的原因。”
“我、我还真不太清楚。”
“我问你，‘麻雀’和‘鹌鹑’到底是谁？”
“这、这个，我、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好，你看看这个东西或许就知道了。”闫维谦说着，喊谷大豹过来。谷大豹攥着两根硬邦邦的鼓槌跑了过来。
马翻译官一看那两根紫黑紫黑的鼓槌，吓得腿立刻软了，连忙说：“闫、闫区长，我、我说，是、是……”
马翻译官和松田次郎说得一模一样。闫维谦对耿队长耳语了几句，耿队长听了也大吃一惊，张开的嘴巴半天没有合拢。
“你迅速返回区公所，先把‘山雀’控制起来。再派人到温家坳六所抓捕‘鹌鹑’。”闫维谦给耿队长下了命令。
副区长荆保光负责后勤供应，这段日子正在领导群众“坚壁清野”。耿队长返回元浦村后，立刻让通讯员小黄通知荆保光回区公所，说闫维谦区长要召开会议，有重要事情商量。
荆保光来到会议室，刚一进们，就被藏在门后的两个武工队员拧住了胳膊。荆保光用力反抗，嘴里不住地大叫：“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逮捕你！”耿队长说。
荆保光气急败坏地吼着：“你、你凭什么逮捕我？”
这时，闫维谦从门外走了进来，说：“就凭你是‘山雀’！”
荆保光一听‘山雀’这两个字，心里先是‘扑通’一声，随即又镇定下来，说：“闫区长，闫维谦同志，我不明白你说的话。”
“不要和我称同志，你不配做我的同志。你不明白我的话是吗？请你看看这两个人就明白了。”闫维谦一挥手，两个民兵把马翻译官和松田次郎带了进来。
看到这两个人，荆保光两条腿一软瘫倒在地上。
“荆保光，说吧，堂堂抗日政府的副区长怎么变成了献媚日寇的奸细；曾是八路军的干部为什么残害起了八路军伤病员？”
荆保光深深地叹了口气，幽幽地说：“唉，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
……
一九三九年秋，侵华日军纠集两万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寻歼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攻占封平中心区，摧毁军区后方，分割破坏根据地。敌人不仅对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还惨无人道地进行细菌战，导致多种传染病大面积流行。除此之外，敌人还搞严密的经济封锁，不允许一片药、一粒盐、一尺布进入根据地，妄图利用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手段瓦解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
进入十月份，第九区公所辖内各村生活必需品如火柴、碱面、白布等严重缺乏，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每当做饭的时候，人们就跑到村后的山顶上瞭望，看到谁家烟囱里冒烟，便拿着一把柴草到这一家去引火。张家到李家引，王家再到张家引……引火的队伍往往排半里地长。到十月底，好几个村子又发生了严重的疟疾，患病人数已近千人。有的人家，一家数口全被感染，有的村则无一人幸免。边区政府虽然紧急调拨来一部分药品，但终因杯水车薪，不能有效阻止疫情蔓延。由于得不到及时救治，已经开始有人死亡。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第九区公所做出一个大胆决定：派人潜入SX省灵许县敌占区，购买一些药品、布匹和火柴回来。深入敌占区，时刻有生命危险，派谁去呢？荆保光是负责后勤保障的副区长，自告奋勇带队前去。他说自己的家乡在雁北，对那里的地理位置和风俗民情比较熟悉。另外，他在晋察冀军区是后勤助理，了解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和行情。闫维谦和谷月平经过研究，觉得荆保光去比较合适，就派了两个年轻人与他一道前往，一个是区武工队员陈延，人很机灵，腿脚也利索；另一个是浦南的民兵刘玉柱，灵许县城有他好几门亲戚，人去了好有个落脚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