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说：如果卫君让老师去治理国家，老师会先从哪里做起？孔子说：那一定先纠正混乱的名称。子路说：怎么能这样，老师您可真够迂腐啊！有什么需要纠正的。孔子说：子路啊，还是这么粗野。君子对于他不了解的事情，不会去说。混乱的名字不纠正，那么说话就不顺畅；说话不顺畅，那么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那么礼乐就不能在社会上广泛兴起；礼乐没有被广泛传播，那么刑罚就不能适中；刑罚变来变去，老百姓的手脚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因此君子对关于称呼的事情一定要重视，名称要可以顺畅的说出来，说出来的事情一定要可言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话，要求不敢马虎一点。
子路在孔子面前说话非常随便，但是孔子也没有生气，只是感叹一下，仍然认真的给子路解释。孔子没有端起老师的架子，居高临下和学生说话，学生可以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哪怕是一些偏激的言论。
孔子上课的时候学生可以弹琴、静坐，听孔子讲课是很快乐的事情。后来的师生关系变得越来越严肃，学生害怕老师，学生害怕说错话受到老师的批评。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不和谐，是学习不快乐的一个原因。
现在讲依法治国，礼成了人际交往的礼仪，乐成了娱乐项目，和治国理政没有什么关系。孔子的治国理论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要有名正言顺的名字，得到大家的认可；二是要大力普及礼仪和音乐；三是有适当的法律，法律既不能太严苛，也不能经常变来变去。连子路都嘲笑孔子的治国理论，理解孔子的人太少了，推行孔子的治国思想就可想而知了。
《孔子家语》还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为蒲宰，为水备，与其民修沟渎，以民之劳烦苦也，人与之一箪食（箪笥）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止之。子路忿不悦，？见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民修沟洫以备之，而民多匮饿者，是以箪食壶浆而与之。夫子使赐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
孔子弟子子路为蒲宰时，为了防备大水，就率领蒲邑的民众修建沟渠。因为百姓的劳动烦重而且辛苦，子路就发给每人一筐饭食、一壶汤水。孔子听了这件事，就派子贡去阻止子路。子路有点生气，很不高兴，就去拜见孔子，说：“我以为暴雨将要来了，担心有大水灾，所以就率领民众修理沟渠以作防备，但民众却因缺少粮食忍受饥饿，所以就发给他们每人一筐饭食、一壶汤水。老师您让子贡制止我，这是老师阻止我施行仁德。老师用仁德教育弟子而禁止弟子施行它，我没有办法接受。”孔子说：“如果民众饥饿，你应当向国君报告，请求开放粮仓的粮食救济他们，而不该私自以自己的食物救济民众，因为这是向民众表明国君没有恩惠，而显示自己的德行之美。
这段话很有意思，子路是在实行仁政，但是却得到了孔子的批评，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方面是子路代表的是国家，实行仁政应该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施行，子路拿自己的钱替国家施行仁政，名不正言不顺。另一方面子路这样做也可能会引起领导的猜疑，会有收买人心的嫌疑，这会影响子路的安全。
名正言顺和治理国家有什么关系？关键点是顺，只有听着顺、说着顺，才能心里顺畅、心情愉快。心情愉快，办事情才会成功。
清朝的王国钧就是吃亏在名字上面。同治七年科考，江苏人王国钧被初定为状元，但是他的名字给自己惹了麻烦。其实，国钧这个名字还是不错的，唐代诗人白居易《赠樊著作》诗云：“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国钧。”国钧者，国家重任也。可是，要把“王国钧”连起来读，就是“亡国君”的谐音，这可是皇家的大忌讳，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听到这个名字甚是不悦。太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王国钧遂被降为第三名。
有人因为名字吃亏，就有人因为名字受益。晚清名臣曾国藩就是一个因为名字受益的人，在大清朝摇摇欲坠的时候，内忧外患不断，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政权岌岌可危。慈禧太后看到曾国藩的名字后，心里燃起了希望：国藩国藩，国之藩篱。曾国藩一路受到重用，和他的名字有很大的关系。
经营企业名字就更加重要，一个产品的名字关系着产品的销量，一个企业的名字关系着企业的兴衰。金利来集团总裁曾宪梓在自己创业初期，他给刚生产的领带起名金狮，产品出来以后一直销量上不去，曾宪梓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一次他把两条精致的金狮领带送给一个亲戚，亲戚看后不高兴的说：“我才不接受你的领带，净输，都输，把什么都输掉了。”原来在香港、广东的方言里，金狮和净输是谐音词。领带的名字不吉利，谁会去戴？曾宪梓经过认真考虑，把领带的名字改成金利来，名字很吉祥，领带销路马上就打开了，金利来也成为了知名品牌。可口可乐在外国的名字如果按照意思直译成汉语，那就是魔鬼的意思，贴上这个名字在中国销售，估计不会有几个人会买。不吉利的名字不能给人带来快乐，这样的产品注定不会被国人接受。
许多的地方都改过名字，有的改名很成功，有的就不是很成功，还想改回去。改名成功的可以获得很多的利益，最成功的改名典型的数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隶属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原来叫中甸县，2001年12月17日正式更名叫做香格里拉，这次改名，让这个贫穷的小县城，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香格里拉自然风光优美，被很多旅游客称之为“人间天堂”，改个名字让一个贫困县脱贫了，可见名字有多重要。
古人对名字格外重视，名字不仅要听着顺，还要寓意吉祥、符合易经八卦的理论。名字里面蕴含了太多的文化元素，不论是一个路名，还是一个地名，这和孔子的名正言顺的思想一脉相承。许多的明星都改过名字，名字不够响亮，演唱的再好也没有出名，名字一改就不一样了，名字让人喜欢，人也红的快。例如刘德华原名刘福荣，张国荣原名张发宗，改名让他们大红大紫，名字对人命运影响真的是很大。
在孔子的治国理念中礼和乐的推广普及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放在了比法律更加重要的位置，很多人不理解，孔子的治国理念就是让大多数人快乐。古人把礼和乐作为教化民众的重要工具，每个城市都建有鼓楼、钟楼，是儒家礼乐治国思想的实践。
子路是孔子重要的弟子，经常和孔子在一起交流，子路都不能理解孔子的治国理念，可见孔子有多么孤独。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统治者自身端正，不用下命令，老百姓都会听他的话；统治者自身不端正，即使下命令，老百姓也不会服从。
法律让大家生活更有秩序，让老百姓自觉的遵纪守法考验着统治者的智慧，让大家能愉快的遵守法律是圣人的智慧。
法律很多时候是要靠强制来推行的。统治者带头执行法律，老百姓也会高兴的跟着遵守，受到法律惩罚的人也没有怨言，法律就很容易推行；如果统治者不遵守法律，让老百姓守法，受到制裁的人就会愤愤不平。
历史上有一个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曹操带兵出征，路过一片麦田，他下令：“任何人不得践踏麦田，违者斩！”命令一下，人人都小心起来。曹操的马受惊了，奔到麦田里去，官兵见状，都站在田埂上、路旁边，默默地看着。曹操勒回了马，立即把行军主薄叫到马前，让其议罪。主薄言引《春秋》说：“罚不加于尊”，这件事就算了。曹操说，我自己下的命令，自己带头去破坏它，怎么让三军执行？但我是全军之主，也不好自杀，说完他拔出宝剑，割下一缕头发算作处罚。古人是不剃须不理发的，割发在当时就算一种刑法。曹操自刑，全军震动。曹军的纪律也更严明了，大家都自觉遵守军纪。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如果自身端正了，那么治理国家有什么困难的？如果自身不端正，怎么能去端正别人呢？
领导者自身的仁德培养很重要，上至一个国家，下至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家庭，道理是一样的，领导者的带头作用是很重要，而不是靠强制措施。领导干部遵纪守法，群众就会心情愉快的遵纪守法，违法的人对受到的处罚也没有怨言；如果领导可以超越法律法规，那么受到处罚的群众也会内心怨恨。领导主动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员工也会愉快的遵守；如果领导凌驾在制度之外，员工内心是不乐意的。父母如果能做到，子女都会照着做，有的父母教育子女要讲礼貌，自己的语言行为却不文明，子女怎么会愉快的接受父母的教育。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有一次，曾子的妻子准备去赶集，孩子哭闹不已，曾子妻子就许诺孩子回来后杀猪给他吃，孩子不哭了。曾子妻子从集市上回来后，曾子便捉猪来杀，妻子阻止说：“我不过是跟孩子说着玩的。”曾子说：“小孩子不懂事，凡事跟着父母学，听父母的教导。现在你哄骗他，就是教孩子骗人啊”。于是曾子把猪杀了。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若失言不杀猪，家中的猪保住了，却在孩子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父母的不当言行对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
人生活在社会上，无处不在的要受到管理，怎么样的管理是最好的？很多机构和专家都在研究，寻找更好的管理方法。孔子给出了答案：能让被管理者快乐的管理就是最好的管理模式。
蠂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着来。
蠂公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境内的人要让他们高兴，远方的人要让他们愿意归来。
政治就是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统治更容易产生的是怨恨和恐惧，能做到让人愉快的统治者就是圣人。舜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和高尚的人格力量，在他工作的地方，便兴起礼让的风尚。舜去制作陶器，带动周围的人认真制作，精益求精，杜绝粗制滥造。舜住到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一年之后舜住的地方就成了村落，二年以后成为集镇，三年以后就成为城市。舜依靠自己的仁德让周围人安居乐业，远处的人都愿意来接受他的领导，成为历史上难以超越的政治家。
政治最难的是让被统治者高兴，让人高兴是政治的最高目标。能领悟孔子的政治思想的人不多，能做到的就更少了。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是靠自己努力成功的草根，刘邦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有显赫的身世，可是却有那么多人愿意投奔到刘邦的阵营里面来，为刘邦拼命去打江山。刘邦治国不如萧何，出谋策划不如张良，带兵打仗不如韩信，为什么刘邦就能做皇帝，总结了很多的原因，归结成一条就是刘邦让跟着他混的人都开心，老百姓愿意接受他的领导。
大家冒着生命危险跟着你打天下，不就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刘邦对有功的部下赏赐不吝啬，项羽对有功的部下的赏赐很吝啬，部下跟着项羽干心情都不愉快，项羽手下的许多人都跑到刘邦那里去了。刘邦是农民出身，他知道老百姓的需要，对老百姓讲仁义，留下了著名的约法三章的故事。项羽烧毁城市和宫殿，屠杀老百姓，在历史上留下了火烧阿房宫的惨剧。老百姓都害怕项羽，愿意接受刘邦的领导，老百姓都是盼望刘邦部队的到来。
让人愉快的政治统治才能更长久，关键是要让被管理者感到快乐，而不仅仅是让管理者感到快乐。社会矛盾激化往往是只让管理者感到快乐，没有让被管理者感到快乐。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说：君子和人和谐相处而不混合在一起，小人混合在一起可是却不能和谐相处。
要解释清楚两个字，一个是和，一个是同。这个和应该理解为中华的和文化，仁德修养高的君子和什么人相处都不会发生矛盾，让和君子相处的人都感觉到很愉悦、和谐。同可以理解为相同、混同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差别。
北宋有两个宰相，一个叫司马光，一个叫王安石。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司马光打小就很聪明，“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成了流传千古的美谈。他性情温和，待人宽厚，做了宰相也理循旧法，秉承祖制，主张无为而治，言辞有度，服饰得体，乃谦谦君子。王安石从小书读得很好，少年得志，成为当朝宰相，锐意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想方设法为大宋收税，充盈国库。司马光和王安石，性格迥异，又是政敌，两个人轮流做宰相，两人的政治主张截然相反。司马光和王安石初次斗争的结果是王安石获胜，司马光从宰相宝座上被赶了下来。王安石大权在握，皇帝询问他对司马光的看法，王安石称司马光为“国之栋梁”，对他的人品、能力、文学造诣都给了很高的评价。
司马光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但是并没有陷入悲惨的境地，仍然可以从容地吟诗作赋。王安石强力推行改革，触动了皇亲贵胄的利益，也招致地方官的强烈不满。皇帝天天听到有人说王安石的不是，将他免职，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王安石被罢官，很多言官就向皇帝告他的黑状。皇帝听信谗言，要治王安石的罪，征求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说王安石嫉恶如仇，胸怀坦荡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风。陛下不可听信谗言。皇帝听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说了一句话：卿等皆君子也！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治国理念上截然相反，也可以说是水火不容，但是他们却能和谐相处。
君子有高尚的追求，不会因为个人的私利而放弃仁德，和君子相处能感受到快乐。君子不喜欢你的做法会当面说出来，不会在背后捅刀子。小人喜欢在背后搞小动作，当他需要你的时候甜言蜜语，当你落难的时候落井下石。
左宗棠、曾国藩是晚清咸同时期一代豪杰，与胡林翼、彭玉麟并称大清“中兴四大名臣”。左宗棠、曾国藩二人共事十余年，交情甚厚，曾国藩对左宗棠还多有提携与相助。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后，左宗棠上书朝廷说怀疑洪秀全的儿子跑了，曾国藩向朝廷奏报洪秀全的儿子自焚死了，这造成朝廷对曾国藩的猜疑。这没有影响他们在工作上面的合作，曾国藩高度评价左宗棠的工作能力，并在工作上对左宗棠大力支持，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出钱出人，做好后勤工作，让左宗棠成就了流芳千古的功绩。曾国藩死后，左宗棠为曾国藩写了对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对曾国藩做了高度的评价，也是对两人关系的总结。他们之间的分歧都是为公事，没有私人的恩怨。
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人之间的故事阐述了什么是君子和而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