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读者诸君随我爹去了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大小战事和发生在我家的事情，目睹了日军的残暴、国军的顽强抵抗和游击队的英勇等等。我开的这辆火车已经进站了。我现在要回到开篇第一章（因为还有些有趣的事情需要交代），也就是我爹哭哭啼啼要回黄家镇的那段时间。有天，我在省图书馆一姓李的朋友那儿聊天，李老弟听说我想写衡阳保卫战，就高兴，这是他从未谋个面的爷爷，就是战死在衡阳保卫战中，死时是名少校营长。他是从他父亲嘴里得知的，所以他有意无意地收罗了一些有关衡阳保卫战的文史资料，于是我在他手上有幸得到了几本印刷质量较好的《湖南文史资料》（精选本），把书上有关衡阳保卫战的文章一一翻给我爹看，当我爹戴着老花眼镜，又举着放大镜认认真真地读完《我参加了衡阳保卫战》后，爹兴奋和肯定地说：“毛国风就是毛领子。”
“你没搞错吧，爸爸？”“我记得毛领子就叫毛国风，”爹肯定地说，“当时我们团驻扎在长沙西郊时，有一批长郡中学的学生投笔从戎，毛领子就是其中一个。他叫毛国风，他们几个学生伢叫他毛领子。这个毛领子又勇敢又聪明，他在衡阳保卫战中负伤后，还杀了不少日本兵。”
“他当时有多大？”“十六七岁吧。”
“那他现在也许还活着，因为从年龄上看，他最多八十岁。”爹说：“他们当时都是些孩子，都是受到老师的鼓舞弃笔抗日的。”“现在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只懂玩电脑、玩游戏。”“就是。”爹说。
我开始为爹寻找毛领子大叔。我在湖南出版社有好几个朋友，他们中有些人对文史编纂工作情有独钟。这些文史资料就是他们弄出来的。我给其中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希望他们能给我提供这个叫毛国风的作者的线索。我在电话里对他们说：“他是我老父亲的战友。”
一个月后——我差不多已忘记这事时，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我，那位编这套文史资料的老编辑退休了，他昨天碰见了他，老编辑告诉他，这个叫毛国风的作者原是长沙市天心区幸福巷小学的教职工。朋友说：“你可以去幸福巷小学打听打听。”
我说：“等一下，你晓得毛国风家的电话号码吗？”“电话？”朋友说，“我们社的老编辑说，他只在二十年前与毛国风有过联系，那时候电话还不普及，之后就没联系了。”“是死是活都不晓得？”朋友说：“那不晓得，不过你还是可以去打听一下。”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爹，爹看着我。我说：“我们是不是去找找毛国风？”爹表示很乐意地点点头，“你安排、你安排。”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天空很晴朗，阳光万分和煦，我开着公司里最近配给我的奥迪A6轿车——公司里原打算配一辆皇冠给我，我没要，因为假如爹晓得我开的是日本车又会与我生气——带着爹去幸福巷小学寻找这个叫毛国风的国民党老兵。事先，我已经打听到了幸福巷小学的地址，所以找起来就比较顺利。幸福巷小学深居在一条老街里，校门是刚建的，贴着贵妃红花岗岩，地上还有一些施完工扔下的废水泥袋和沙子。花岗岩上镶着“天心区幸福巷小学”八个金灿灿的铜字。我把奥迪轿车停在校门外，领着爹下车，走进了幸福巷小学。我问传达室的一个中年男人：“请问，毛国风同志是不是住在这里？”
中年男人打量我一眼，又觑一眼我爹，爹弓腰站着，撑着拐杖，模样很谦逊。中年男人说：“他住在后面教师宿舍的三门四楼西头。”
“谢谢、谢谢、谢谢，”爹一连说了三个谢谢。爹的眉弓一挑一挑地，这是他很高兴，因为他马上就要见到有六十多年没见面了的一个老弟兄。爹搓着手说：“啊、啊，我们走吧。”昔日的抗日英雄毛国风老人为我和爹开了门，他问我们：“请问你们找谁？”我说：“我们找毛国风。”
毛国风说：“我就是毛国风。”他是个八十岁的老人，个儿比我和我爹都高，很瘦，但看上去身子骨挺硬朗。
他的眉毛很大两撇，搭在一双三角眼上，全白了，因而看上去更加精神。他穿着半旧不新的灰蓝色中山装，下面一条黑长裤，脚上一双毛泽东爱穿的那种黑布鞋。他满脸疑惑：“你们是？”
我闪到一边，让爹突出在他面前。爹看着他，一张生满老年斑的脸很激动，因而不但灰白的眉弓一动一动，嘴唇也一扯一扯的。“你你你还认得我吗？”
昔日的抗日英雄已经把他的战友忘记了，很抱歉的样儿摇摇头，“你是——？”“我是黄抗日！”爹满脸激动地提醒毛国风。
毛国风瞧着我和我爹这两个陌生人，忙在脑海里搜索自称黄抗日的老人，看来他没在他记忆里查找出与这个名字能对上号的人来，说：“很抱歉，我想不起来了。”
爹见毛国风满脸疑惑、愧疚，就冷静了些，进一步提醒他说：“你是不是叫毛领子？”
“毛领子？啊，对啊。很多年前有人是这样叫过我，”毛领子说，重新审度我爹，“你、你、你——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你、你——”
爹说：“我是当年四连的炊事班长。”“老班长啊。”毛国风老人忙伸出手，握着我爹的手。“对啊，我是老班长。”“你真是老班长，想起来了，你是我们的班长。”两人紧紧握着手不松，都咧开嘴笑着，摇着头。“抱歉，抱歉，”毛领子说，“我这记性，我这记性。”
爹说：“多少年没见面了啊。”“是啊、是啊，六十多年了啊，哈哈哈哈，坐、坐，你们坐。”我们坐下了。
沙发是一张木沙发，沙发上垫着藤织坐垫。我们坐下时，感到屁股凉凉的。“您怎么晓得我住在这里？”毛领子兴高采烈地问我爹。爹指着我：“我儿子要写一本有关衡阳保卫战的书，去出版社找了些文史方面的书回来，翻看文史资料时，看到了你写的文章，就通过出版社找到了你。”“哦，拙作、拙作，很多年前写的，请指正、请指正。”毛领子非常谦虚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爹说，“这诗用得好，写得好呀。”毛领子一笑，那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感到羞赧的笑。“当时，他们不断地催我写，非要我写一篇这样的东西。见笑了、见笑了。”我很以为然地觉得上一辈人说话都挺谦虚，这种美德我们这代人身上太少了。
后来我们进入了实质性的谈话，所谓实质性谈话，就是两位老人相互诉说离别六十多年的遭遇。毛领子自一九四四年衡阳保卫战后，其个人遭遇是这样的：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爹和江苏人、和尚逃离衡阳后，毛领子也只身逃离了衡阳，在湘潭遇上了某国民党军队，人家听说他是从衡阳逃出来的，就给了他一个排长当。从此他就在那支部队里干，直干到少校营长打止。全国解放时，他的那支部队跟随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和平起义了，他趁此机会脱下军装回了家，承担照料父母亲的责任。他因是国军和平起义军官，被上面安排进了长沙火电厂当一名工人。一九五一年他结了婚，两年后他有了一个儿子，生活本来十分幸福，可是好像有人存心不让普通老百姓过上安宁生活，一九五七年他因为一句话，成了“右派”。他只是对厂长兼党支部书记说了句：“你的私心太重了——同志。”于是他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右派”，罪名是他反对党的领导。这个罪名很可怕，一定下来，他就成了一条死狗子，被开除公职，判了三年劳教，因为他一度是历史反革命。所谓历史反革命就是他曾经是与共军厮杀不休的国军。这一年他三十岁，还很年轻，小儿子还刚出生，就因为他对专横跋扈的领导说了一句“你的私心太重了——同志”，于是就不是“同志”了。
“政治是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的。”毛领子一连说了三个很可怕。“是啊、是啊，我也挨过整。”爹回答。
“您也挨过整？”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那里把我当叛徒整。”毛领子说：“叛徒？”“唉——”爹叹了口长气。
“我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在一间房子里，关了整整一年，”我说，“造反派非要我爸交代他出卖了多少共产党，天天逼来逼去的，交代材料写了又写，还是不行。最后，我爸只好装疯，装疯呢，不装疯，那个坎就迈不过去。”
“啊——”毛领子感叹一声。“毛叔叔您后来呢？”我问毛领子。
毛领子摇下头，又“唉”地叹口气。“我劳教了三年，回来后，被安排进土夫子队挑土。土夫子队就是挑土，那时候又没有挖土车和渣土车，都是人工挖人工运，哪里要修路挖土，哪里就有土夫子队。我挑了五年土，后来有一次挑土时闪了腰，挑不动了，就跟一个师傅学木匠，学了两年，便在外面跟人打家具，做上门功夫。‘文化大革命’倒是让我躲过去了，因为我在社会上打流，人无定所，这个月在邵阳，一两个星期后又在湘潭，下个月可能又在株洲。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没有单位，反倒因祸得福。”
“真是因祸得福，因祸得福啊。”爹感叹道。“‘文化大革命’，把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恶，发挥得淋漓尽致！”毛领子说，“人性都被‘文化大革命’搞坏了，人善良、美好、助人为乐和仗义的品格，都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搅煳了，变成了锅巴，要纠正过来，要让人与人彼此信任，很难呵。”
“我爸在一九四九年前已经是共产党了，”我说，“他从衡阳逃出来后，参加了湘南游击队，既打过日本人，又打过国民党。‘文化大革命’中照样被整得呜呼哀哉。”
“‘文化大革命’是恶人革命，谁整人凶谁整人恶，谁才能爬上去，最可怕。”“是啊，当年那些人整人都很凶很恶。”爹说。“后来呢，毛叔叔？”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后来。八十岁的毛老人看了我一眼，那目光是深邃且洞明的，并带着一种饱经风雨的笑意：“‘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到了我现在单位的校办工厂做教学教具。当时学校里办了家教具厂，校长是我做家具时认识的。她家那房家具是我打的。她看我做家具很讲究，就欣赏我。一九七八年‘右派’帽子摘了，校长把我恢复工作的关系要来，让我成了正式职工。我脱下国民党军服后干了很多事情，风风雨雨的，就这样过来了。”“是啊，我们这代人，就这样过来了。”爹也深有感触道。
“我这一生里干的事情很多，遇过不少有同情心的好人，也遇过一些坏人，”毛领子说，脸上是一种惋惜什么的样子，“我劳教三年出来后，在社会上打流，有一点值得庆幸，那就是遇到的好人比坏人要多得多。”
“是啊，好人毕竟比坏人多。”爹附和道。“这也是一辈子。”“是啊，也是一辈子。”“一场噩梦啊，老班长。”“唉——”爹很动情地叹息一声。
我打量着房间里，这套两室一厅房里，最有特点的是墙上有很多个镜框，框着很多张相片，大的、小的、黑白的、彩色的、两口子的、全家福的。我一时看不过来。家里都是用了几十年的老家具，床铺、柜子和桌子都是老式的。桌子、床铺、柜子都干干净净的，地上也干干净净，足见这家的女人挺爱卫生。垫在床上的毯子，正中间打了个四四方方的补丁；一床薄被叠得有棱有角地压着枕头，灰黄色的薄被上也有一块四四方方的蓝布补丁。这都是用旧了又舍不得扔弃的东西，还证明这家主人要不就很勤俭，要不就很清贫。
“您一人住？”我试探地问他。“不是，”老人说，望眼墙上镜框里他老婆的相片。我也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镜框里有张照片，他与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女人的合影。照片上的女人满头银丝，梳得整整齐齐，着一件红绒衣，脖子上系了条白丝围巾。“您夫人呢？”
“她去跳老年舞了，”毛老人说，“她每天早晨都去跳舞，然后买点菜，回家。”“您没和您儿子住一起？”毛老人晃了下头：“不习惯。”毛老人说：“何必麻烦他们啊。由于我，唉，他们的工作都不好。我的大儿子还马马虎虎，小儿子现在下岗了，工厂效益不好，垮了，吃着低保，整天坐在家里，才五十岁的人，有什么办法？”
“啊，啊。”我爹说。“唉，唉。”毛领子接连叹了两口气。“毛叔叔，您儿子是学什么的？”我想帮他儿子一把。
“什么都没学，”老人非常痛心的样子望眼我爹，“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他们废了，不但害了我们，还害了我们的下一代。现在讲科技、讲文化了，他们恰好都没有。”
“就是、就是，”爹附和说，“‘左’的年代搞的那一套，真害人。”我不吭声了，这样的人，公司里是不会要的，公司里需要的是有本事的人。毛老人忽然说：“嘿，我夫人回来了。”我回头，不见有人，也没听到声音，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
“老毛，来帮我提下菜，累死我了。”毛老人出门，一眨眼领着个老妇人进来，老妇人身材匀称，着一身红衣，下身一条黑裤子，一头银发，一张脸像颗瓜子，尽管已是快八十岁的老妇人了，可看上去一点也不老态龙钟，估计是跳舞锻炼的缘故。她手里拿把大红纸扇，应该是跳扇子舞去了。一眼看去，就是个爱俏的长沙老太太。老妇人进来，对我和我爹含着一嘴笑，并点头。毛老人向她介绍我爹说：“黄老先生，当年我们参军打日本人时的炊事班长。”
爹忙起身说：“你好，怎么称呼？”毛老人说：“她姓苏，哦，对了，老班长，您还记得苏小华吗？”爹茫然地看着毛老人，想了几秒钟后惭愧地答：“没印象了。”毛老人又说：“苏豆壳您还记得吗？”爹说：“苏豆壳那有印象，日军最开始进攻衡阳时，他被炸死了。”毛老人指着老妇人说：“她是苏豆壳的妹妹苏小妹。”苏小妹谦虚地笑道：“还什么小妹，都老太婆了。”爹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谢娃娃、程眼镜……”爹这辈人说话有涵养，没把话说尽。
我猜到了，就看着毛老人，毛老人瞟眼老伴，望着我爹说：“程眼镜在衡阳被我军自己的飞机射下来的子弹打死后，我把程眼镜口袋里写给苏小妹的信，收好。我从衡阳逃出来，走到湘潭，在湘潭给她写了封信，与程眼镜的信夹在一起，寄给了她。我在信里告诉她，她哥哥苏豆壳和程眼镜都为国捐躯了，还有谢娃娃也为国捐躯了。”
爹“哦”了声，笑。老妇人为我和我爹添茶时，毛老人接着说：“我也没想她会回信，她信中说，希望我为苏豆壳、程眼镜和谢娃娃多杀几个日本鬼子。”
老妇人笑笑说：“我看了他写来的信，哥哥和哥哥的几个同学都为国捐躯了，我就写信给他，要他为我哥和程眼镜、谢娃娃多杀日本鬼子。”“我又回了封信，说我一定会多杀几个日本鬼子，”毛老人说，脸上是那种回忆年轻时代的亢奋，“那段时间，我一没事就看她写的信，她的字写得十分娟秀，让我喜欢。后来我们部队开到雪峰山，与日本人打了一场恶仗，那时日军非要过雪峰山，我们就是不让日军过，打得十分激烈。后来听说，这是中日军队打的最后一仗，日军被我们打死打伤四万多人，不比衡阳保卫战打死的日军少。日本人投降后，我回过长沙一次，只身去童大嘴、钩鼻子、谢娃娃、程眼镜和苏豆壳家一一拜访。我与老伴见了面，当时她十五岁，很美。我一看见她人，就想难怪程眼镜和谢娃娃都喜欢她。”
我看苏老太太，苏老太太听老伴津津有味地说着这些事，笑着。我从苏老太太的笑容、目光和身姿上判断，她年轻时候一定相当美，不然，战死在衡阳的年轻、俊秀的程眼镜和谢娃娃又怎么会都喜欢她？再打量墙上镜框里的相片，苏小妹年轻时果然妩媚、漂亮。苏老太太不好意思道：“那时我是个小姑娘，还什么都不懂就上了他的当。”
“哈哈哈哈，”毛老人哈哈大笑“哦，光顾了说自己。黄老，我带您去见一个人。”“见一个人？”爹满脸愕然，举目望着毛老人。毛老人狡黠又幽默的样子一笑：“您一定会吃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