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取，”女人坚持说，“我就是要给儿子取名黄泽东。”“我的姑奶奶，千万不要有生龙生凤的思想，我们生不出那样的角色。黄泽东？
你想让人家笑话我们呵？千万不要取这样的名字。”男人说。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李香桃老师生下了我，给我取大名黄跃进，小名则叫小毛，取用了毛泽东的姓作我的小名，但谁也不晓得我母亲为我取小名的良苦用心，她希望我有朝一日成为毛泽东那样令全国人民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领袖。她是个很有抱负、很坚强和奢望很大的女人，但我只能令她失望，我不过是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普通人罢了。
就是那几天，何福来来了，他的上级赏识他干事颇具魄力，升了他副厅长。
他身为副厅长来县里检查工作，这类似于衣锦还乡。他在检查工作中问起“老上级”，有人告诉他，他的“老上级”在黄家镇供销社当副主任，他便拉了陪同他视察工作的县长来看“老上级”。当时我母亲还在坐月子，家里的一切事情都是我爹做。那当儿，爹正在洗尿布，头低在脸盆上，哼着那个年代的歌曲，眼睛里都是笑。何福来一身蓝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一脸精神地进门便叫喊：“老队长，你好啊。”
爹抬起搓洗尿布的手，一看是小狗子，高兴道：“小狗子是你，哈哈哈哈。”县长听我爹叫何副厅长“小狗子”，便补一句：“他是何副厅长，来我们县检查工作。”
爹知道县长，县长是河北人，“四野”下来的，马上道：“坐坐坐，你们。”何副厅长在一张靠背椅上坐下，觑眼我妈说：“嫂子好。”我妈忙说：“领导好、领导好。”爹为何副厅长和县长泡了茶，笑呵呵地站着，搓着手。何副厅长说：“坐呀，老上级。”爹坐到床边，边说：“什么老上级，就是个老同志而已。”何副厅长指着我爹对县长说：“我当年革命是老上级带出来的，他可是老革命，我现在都副厅了，我们老队长怎么还是个副股？我们老队长人老实，从不向组织提要求，我可要为老上级说句公道话，不能老待在副股级上不动，你县长大人要提一提我的老上级呵。”
县长十分惭愧道：“我不知道这些事。”接着，他望着我爹：“来的路上我想了下，县卫生局局长会上调市卫生局，您是老革命，有资格呵，您去卫生局当局长……”爹一听这话慌了，打断县长的话说：“不不不，我干不了那局长，真的干不了。
我这人没水平，只适合做具体事情。”何副厅长不这样看道：“老队长是谦虚，县里当个局长，也就是个科长，没什么干不了的。再说，不懂，可以问副局长或办公室的同志，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做，没什么难的。”
爹推托说：“谢谢你们好意，我这人习惯在基层干，不当官反而吃得好、睡得香。当局长，那要水平，我只有几滴墨水，干不了，不适合，真的不适合。”
县长望眼何副厅长，又看着我爹，为难的样子想了下又说：“这样吧，供销社的业务你熟悉，你去县供销社先任副主任，干一两年，再当主任吧，您看如何？”
爹忙摆手：“谢谢县长，我还是在镇供销社当我的副主任自在些，我不适合当领导。”
何副厅长脸上有些失望，觉得老上级太不上进了：“老队长，我可要批评你，你是不想挑重担。什么不适合？我转业到省里时，开始也觉得别扭，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爹慌忙说：“我怎么能跟你何副厅长比啊？你年轻有为，我都四十岁了，还干什么啊。”
何副厅长和县长在我家坐了一个小时，也动员了一个小时，见我爹执意不肯，走了。爹送他俩出门，折回来，母亲责怪地望着爹说：“你啊，真是稀泥巴糊不上壁，给你官当，你都不要，才看见你这样的人！”
爹笑呵呵地摇头，“你以为当官容易？卫生局长，那么多人想当，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当那局长，那不是如坐坐坐什么我忘记了？”
母亲瞪爹一眼：“如坐针毡。”“对对对，如坐针毡，扎得屁股痛，”爹说，“县供销社副主任也不好当，我经常去县里调货，县供销社的三个副主任，每次去都只有一个副主任留在供销社，另外两个副主任却去市里调货了，这个市没货又要跑那个市调，经常三四天在外面跑，有时候还要跑长沙、武汉或上海，一去就是五六天。小毛才出生，我天天不在家，谁照顾你，你不会有脾气？”
母亲说：“我不会有。县供销社副主任，是正儿八经的副科级，你应该要。”爹说：“不当干部自由些，当了，什么事都要管，得罪人呵。”“原来你是怕得罪人，”母亲说，“没出息。”爹说：“我就这个出息，我这出息比我哥阿狗大，这就够了。”“你怎么老跟你哥比？他是农民。你跟何副厅长比，你算什么？”爹不愿与别人比，别人官当得再大他也不在乎，他只在乎自己的生活是否自由自在，是否不用多负责任。他说：“官当大了责任就大，无官一身轻。以前，有一个人，是个和尚，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他救过我两次命。他曾说，我不能当官，一当官会倒大霉。”
母亲生气道：“原来你还信这些东西？”爹说：“信，怎么不信？不当官，我不是活得很轻松吗？”母亲知道爹是这么一块不求上进的料后，就不再指望他给自己带来荣耀，心就放到了我身上，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有大出息。我读小学一年级时，班主任老师见我是李香桃老师的儿子，让我当了副班长，可是我只认真了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就认真不起来了，又回到了懒散、调皮的样子。有天，班主任老师把我叫进办公室，批评我是班干部了还自由散漫，母亲听见了，回到家，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当时爹也看着我。
母亲说：“黄小毛，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当工人。”
“只是当工人？”我明白母亲对我的回答不满意，便改口说：“当解放军。”“当解放军？解放军有什么好当的，嗯？”
我看着又矮又胖且满脸阴麻子的母亲，不知她要我长大了当什么：“那我当老师。”
“你太没志气了。”我想了想说：“当科学家。”我想这下母亲该满意了。“只是当科学家？”科学家母亲还不满意，我忙答：“当校长。”“只是当校长？”
“那我长大了当县长。”“只是当县长？”
“妈，那你要我当什么？”我想不出母亲要我长大了当什么。爹说：“好了、好了，能当县长就不错了。”如果我母亲在那时候就预测到，我日后既没当校长，也没当科学家，更没当县长，班不上班，整天坐在家里写小说，上午九点钟才起床，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而且居然敢用如此不恭甚至是尖刻的语言写她，她一定会把我掐死，或者把我捂在被窝里闷死。假如我母亲现在还活着，她一定会把我的稿子撕成碎片，掷在我脸上并对我说：“你死又不死！”就像我十岁时，她打我和骂我时那样。
记得我十岁那年，曾跟学校一老师的子弟打过一架。那孩子不自量力，以为我爹是黄家镇的甫志高，就可以欺负我。他年龄比我小一岁，体质也比我差一点，但他也敢无视我的力量而对着我的身影唱道：“叛徒甫志高你往哪里跑，双枪老太婆一枪打死了。”
我走上去威胁他说：“你再唱一句！”
他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又大声唱，边转身想跑。我不等他把“叛徒甫志高”这一句唱完，就一拳打在他脸上，结果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鼻血流过他的嘴唇和下巴，欢快地流到了那孩子的棉袄罩衣上。那孩子一见自己鼻子流血了，马上哭了，一脸惨兮兮地跑到我家告状，哭着说：“李老师，小小毛打打打我，呜呜呜呜。”
母亲暴怒了，大声恶道：“你这砍脑壳的！”拿起扫把就要打我。我跑了，逃到街上闲逛，觉得一条街十分冷漠，没人关心我。到了晚上，我被饥寒交迫困扰着，不得不回家。母亲看见我，立即把我揪住，按在床上，剥掉我的裤子，抓起事先准备在桌上的竹尺，一个劲地打我的屁股，打得我又哭又叫疼。母亲却恶狠狠地骂我道：“你这砍脑壳的、你这砍脑壳的死又不死。你把你妈妈的脸、你爸爸的脸都丢尽了。”
好在爹从不看我写的小说，我可以放开胆子写他，写他在敌人的淫威下委曲求全，写他在权势面前卑躬屈膝等等。好在母亲死了，我写她时可以不考虑有损她身为母亲的形象，不然她真的会举着竹尺，边打我，边怒斥道：“你这死又不死的东西，你把你妈妈的脸、你爸爸的脸都丢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