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不少未曾见面，或很少见面，却心有灵犀的青年朋友，韩立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记得他在河北某军事院校读书时，我们就因为通信而相识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好读书、喜思考、积极向上的年轻人。直到他从军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路过北京时，我们才见了一面。以后，又通过几次信。在2001年末的一封信里，他谈到了自己参加工作以后，理想的破灭，对现实的绝望。我在12月31日给他的回信里，就特意谈到俄国批评家、教育家别林斯基的一个观点：人的一生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做梦的时代，充满了理想，却不知人事，只沉浸于天性中纯净的世界；以后，人开始接触现实，就会出现理想的破灭，陷入矛盾、冲突和痛苦。我对韩立勇说：“你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而且是初始阶段，以后你介入现实越深，这样的冲突和痛苦越会加深，对此，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接着，我又说了这样一番话——“这是一个人的一生中的关键阶段，有的人就真的为现实所吞没了，一味地适应现实，根本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而另一些人则坚持着挣扎，既在操作层面不得不对现实作出某些妥协，同时又在对自己原先的理想的质疑中，有所坚守，有所调整，又有所扩展与深入：正是在这挣扎过程中，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这个理想、信念，不是原先未经实践检验，因而不免幼稚的理想、信念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更高层面上的否定中的肯定。它已经化作了自己的血肉，因而是坚定的，能够在与现实的冲突中，始终坚持不变。我希望并且坚信你能够通过人生第二阶段的挣扎达到第三阶段的坚守。”
信的结尾是：“以上这段话就算是我对你新年的祝福吧”。我已经记不得韩立勇有没有给我回信，但此后就基本没有联系了。我和许多年轻人的交往都是如此：开始时密集通信，以后走上了独立之路，就不免疏远了。从我自己选择的“历史中间物”的立场来看，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后来在编选《致青年朋友：钱理群演讲、书信集》时，我还是把和韩立勇的这封通信收入，算是对我们那段友情的一个纪念。
但没有想到，去年年底，突然收到韩立勇的来信，同时寄来了一本厚厚的书稿。我由此而得知，韩立勇“曾为中文思想区关天茶社版主，现为天涯时空特邀版主”，并且“被网友誉为80年代学术评论中坚力量”。那么，他终于走出了精神的苦闷，找到了自己的路。我突然意识到，韩立勇特意寄来的书稿，大概就是要对我们当年讨论的现实与理想关系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吧。
从表面看，这部著作是对《水浒》的“戏说”，似乎不涉及多么严肃的话题；但作者却认为：《水浒》对“时下中国人”最诱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通过研读其书“明白做人的道理”。因此，他对“才子金圣叹”对《水浒》的评点别有体会，说其所“关心的”也许“不是人情世相”，而是追求“自己做人的境界”。韩立勇大概也追求这样的境界，因此，这本书一方面写得妙趣横生，用当下的流行语言重述《水浒》里的故事，我猜想是活用鲁迅《故事新编》里的“油滑笔法”，古今杂糅之中充满了幽默感；另一方面，又处处可见肯綮的人情事态心理分析，不失深刻的掘疑解惑，自由发挥的评点、议论，掩盖不住的是历史的沧桑感，人生的沉重与无奈。读者初读会不时莞尔一笑，读下去就陷入了沉思，而且终于明白：作者真正要展现的，是他的人生观察、体验和感悟；书的背后、深处，有韩立勇自己。
书的最后一章，讲“好汉们的归宿”，特意点明：“他们每个人都活着，用不同的服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故事，演绎同样的规则”，并发出感慨：“想到这里，我内心总会有一丝痛楚，十年砍柴先生有个口号：告别梁山。是时候了！”——那么，在韩立勇的观察、体验和感受中，我们今天还生活在“梁山”里，梁山中人还在我们周边“活着”。
韩立勇说，本书的“立意”在“秉持基本人权立场，解读《水浒》中以宋江为首的政治流氓原型的游戏规则”。这就是说，在“梁山”世界里，占主导地位的，是“政治流氓”的“游戏规则”。如作者在另一处所说，“什么国家法度、什么道义良知、什么仗义疏财，都仅仅是宋江的一张牌而已。我们应该记住的是，收买了无数人心的枭雄，绝不会干舍生取义的傻事，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他们是一群聪明人。”
有聪明人，就必有奴才。韩立勇说，“梁山不愿意做人的‘好汉’太多了”：“有些人不愿意做人，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做奴隶，他们没有反抗的余地”，“有些人不愿意做人，是因为他是禽兽，喜欢奴隶他人的快感”，而有些人则是“没有做人的勇气”，选择了“隐忍”，也就“永远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在这样的充斥着宋江式的“聪明人”和被称为“好汉”的“奴才”的历史与现实的“梁山”世界里，人们追求的，是“造反”和“招安”，这都是“最大的投资”：“造反”是为了成功以后“我当皇帝，我定规则，我收保护费”；“造反不成，就选择招安”：“给我分点成，让我和你一起享受你所制定的游戏规则”。这样，无论造反，还是招安，都会让“奴隶的时代”延续下去。
应该说，韩立勇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宋江”、“梁山好汉”和“梁山造反与招安”的解读，都是别开生面而深刻的。我从中看到了他的成熟：他终于有了一双鲁迅说的“会看夜的眼睛”。
但韩立勇并没有因此走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这也是我写给另一位向我倾诉苦闷的大学生的一封信里所强调的：要相信人性、社会、人生总是丑恶并举的，因此，“任何时候都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同时，任何时候也不要丧失对人的生命的美好、社会的进步的信心。不仅要有勇气揭示丑恶、反抗黑暗，也要善于从周围的生活，周围的人身上，发现、发掘美好的东西。我们当然不满于许多事情，但这种不满，应该成为鲁迅所说的‘向上的轮子’，即成为我们努力地去改变现实的动力，而不能把自己引向消极颓废，对一切失去信心。”（信收《致青年朋友：钱理群演讲书信集》）——这也正是韩立勇这本书里的另一个亮点：他在批判梁山世界的同时，也在努力地发掘其中的光明和美。
于是，就有了对宋江的独特解读。在韩立勇的眼里，宋江“是一个杀人狂魔，也是一个在理想和现实中不断突围的斗士”。他说：“宋江的价值观念优劣暂且不管，但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他风风火火地走过了一生。这种专注和执著，也是美的一种。”——韩立勇的这一分析，可能会引发不同的意见；我却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他说，天津的流氓，人称“青皮”，在火车站为人搬运行李，他开口就要两元，对他说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还是要两元。反正认准了就要两元，死咬住不放，不达目的绝不放弃、誓不罢休。鲁迅由此作出一个判断：“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宋江大概就像天津青皮，其流氓精神当然不足效法，但他对自己选定的目标的执著追求却是可以给人以启发的。韩立勇批判前者而有限度地肯定后者，其实就是要表达他自己的一种人生选择，就是人活着，必须有理想，有追求，这才能“激发人生的使命感”，并且为了实现生活的目标，“不计代价”，坚持到底，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叫“我命由己不由人”。难能可贵的是韩立勇还把这样的生活理想、目标，化为自己的日常生活里的具体实践，他的网络写作和本书的创作就是证明，而且如他所介绍，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是我最感欣慰的，也是我在十年前的通信里所期待的。于是，在这新的十年的开端，我对韩立勇又有了新的祝愿——沿着你选定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无论外在环境多么恶劣，也绝不动摇，绝不苟且，绝不放弃！
2011年2月24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