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于1227年1月除了留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兴庆府外，自己则亲率大部分军队渡过黄河，掐断西夏兵后路。西夏末主被围困在兴庆府内，西夏右丞相高良惠一方面“内镇百官，外励将士”，一方面悄然安排了保存实力的高明策略。
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那些党项人中的精锐带着必要的武器、粮食和蔬菜的种子、医药以及女人，沿着蒙古军队还没占领的西南方撤离。不排除西夏末主也有卷入其中逃亡的可能，而那个历史上盛传在押解途中被杀的末主或许只是个替身。
这次战争持续了4个多月，1227年的春天对成吉思汗来说，显得相当漫长。面对党项人勇猛回击，成吉思汗一筹莫展，只好回师宁夏南部的隆德县，在六盘山避暑休整，同时派人前往兴庆府谕降，又一次遭到拒绝。6月，西夏境内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
关于成吉思汗死因，目前众说纷纭：一是史学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成吉思汗于率军攻打西夏的途中患病身亡；二是成吉思汗在征战途中打猎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下致死；三是成吉思汗死于箭伤，此说最早见于马可·波罗的著作。《世界侵略者传略》、《元史》等国外、国内书籍都说“汗病八日死”，从患病到死亡只有8天时间，颇为蹊跷。此前“薛欲行，汗留之，俾其亲见西夏都城之攻拔”，证明成吉思汗在一路攻城略地中，对眼前要取得的胜利很有信心，而且他身体状况也很好。在当时的作战情况下，导致其短期内猝死唯有箭伤了。我经过对成吉思汗死亡之地六盘山地区多次的调查，比较认同马可·波罗的观点。而内蒙古文化学者马冀也考证出，时年66岁的成吉思汗之死因与其受箭伤落马有关。
党项人制造的良弓劲弩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远程武器。党项人在迁徙途中一直将牦牛带上，其“重数百斤，角甚长，黄黑相间，用以制弓极佳”。用牦牛角做弓是党项人在牦牛价值开发和武器研制上的一大贡献“，西夏都城兴州出良弓，被中原购得，每张弓价值数百千”。宋朝曾有人购十数张西夏弓作为礼物送给权臣童贯，可见西夏弓在当时上流贵族中的地位与价值，其名贵可见一斑。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九中还记载了党项人制作的“神臂弓”--“似弓而施斡镫，以镫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在当时北宋武将眼里那是“最为利器”。
早在李德明时期，党项人就深知武器对一个正在扩张中的民族的价值。起初党项人想利用宋朝的武器装备自己。史料记载，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李德明曾经派遣属下白守贵前往宋朝求购弓弩，但未得许可。聪明的白守贵在滞留开封时期秘密仿造军器并将它们带了回来，为党项军队提升武器装备提供范本，这一情况在3年后才被宋朝发现，宋廷因此下诏禁止将武器带到西夏境内。而西夏的武器制造吸取了宋朝的精华后，加上自身的研制与开发，在远距离武器弓箭的开发上走在了当时世界前列。而在短兵器制造上，西夏人同样也有进步，他们锻制的“夏国剑”被称为天下第一，十分名贵，苏轼就曾给予其很高评价，宋钦宗也曾随身佩带“夏国剑”。西夏王陵曾出土一把长达一米多的铁剑，仅剑身就长88厘米。西夏境内稀缺金属矿产资源，这对他们的锻造工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出现了高超的“冷锻”技术，而这又对它的鼓风设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2004年夏，我在甘肃榆林窟看到著名西夏壁画《锻铁图》，它从侧面提供了西夏锻造工艺高超的佐证。所绘为锻铁炉鼓风用的竖式双木扇风箱，坚固耐用，鼓风量大，能提高炉火温度，为打制包括兵器在内的精良铁器提供了技术保证。同一壁画中还绘有枪、矛等武器，都是西夏时期武器的写照。
任何生命都会离去，帝王如此，平民也是如此，不过是留给自身和历史的价值不同。成吉思汗离去了，他创建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也因此被称为“世界上骑马征战最遥远的人”。他还是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近千年来全球50位最富有者中成吉思汗位列首位。历史对成吉思汗进行了各种评判：
13世纪，对于西方战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年代。其所以显示出光辉，是因为蒙古人给欧洲的骑士们充当了教师。
--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
蒙古人的统治长达两个多世纪，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
--卡尔·马克思
作为知识和方法的传播者，蒙古人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成吉思汗死了，他的话却更有效。成吉思汗在临死前留下3项遗嘱，其中之一就是他死后暂秘不发丧，待西夏国主献城投降时则将他与兴庆府内所有军民统统杀掉。“汗同时嘱诸将，死后秘不发丧，待唐兀主及期出都城来谒时，执杀之，并屠其城民。后诸将果如命而行。”为了完成他的遗愿，蒙古军进入兴庆府后仍处于战争癫狂状态，他们带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对西夏实施灭绝性的摧毁。他们不但血洗都城兴庆府，将宫殿及史册付之一炬，还将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毁捣殆尽。文明的成果转眼间变成废墟。
1227年之夏，银川城的颜色是血红的，银川城的声音是死寂的，银川城的面容是苍白的。首都被攻陷，是一个政权对下辖领地彻底失控的象征，这是它的心脏被摧毁的明证。蒙古军队拆毁了一个民族万里流徙积淀和数百年经营的固定组织结构。西夏王朝曾经是党项人的最高理想--从不断流徙的途中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制度和武力。此时，这曾经的努力、曾经的辉煌都在蒙古人的重击下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王国覆灭，首都失陷，百姓被屠杀。一些王室成员、军人、仆从、工匠、文人在蒙古骑兵进城之前就已开始新的流徙。这个习惯于流徙的民族再次唱着悲怆的歌谣，在浓重的夜色里仓皇逃离。在一个铁桶般的包围圈下，他们将走向哪里？西夏亡国后其皇室后裔及数万军队突然遁迹成为亘古之谜。
亚洲腹地的“金字塔”群
1938年，德国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飞行》的书，里面有德国人拍摄的几幅西夏王陵的照片。而那时，极少人知道位于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东麓下的那一座座高达丈余的土堆竟会是一代王朝的帝陵。
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在他的《神的文字》里曾这样说过：“一座山、一条河、一个帝国、星辰的形状都可能是神的话语……星辰改变形状，苍穹也有变迁。山和星辰是个体，个体会衰老的。我寻找某些更坚忍不拔、更不受损害的东西。我想到谷物、牧草、禽鸟和人的世世代代。”是的，当年党项人流徙，走过的那些山与水，统领过的那些地方，都衰老了，王国也消失了。
西夏之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的灵魂人物的离世或遁世。究竟有几位或者具体哪几位帝王长眠在这里？到现在学术界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那些昔日肃穆庄严的西夏王陵，置身于宏伟高大的贺兰山背景下，看起来是那么瘦弱和寂然。
西夏王陵是西夏王朝留给后世最大的一处遗存，它的考古发掘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此后，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西夏王陵做过多次的调查、测绘和发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宁夏博物馆以西夏陵出土文物为主开办了“西夏文物陈列室”。这是国内第一个西夏文物专题陈列，许多人借此知道了西夏及其内涵。
1999年10月2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同志来到了西夏王陵，对陵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示要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国家计委根据总理指示，于10日内下拨专项资金1000万元用于西夏陵3号陵园遗址的保护修复。从2000年9月开始，在一年之内，考古工作者对西夏王陵3号陵一共清理发掘面积32000平方米，出土了14万件的瓦当和200件建筑装饰品，其中有滴水、龙头脊兽等大量建筑装饰构件。
这里历次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都曾引起过举世瞩目，西夏王陵碑座就是其中一例。与唐宋陵墓龟趺座迥然不同的是，西夏王陵碑座为正方体人像石座。石座三面雕刻出曲膝跪坐、瞪目咬牙的力士形象，力士全身裸露，形体粗犷，两乳阔大而下垂。这种线条粗犷、着意刻画力士负重形态的雕刻手法将党项族那种强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属中国古代雕塑之精品。
考古队在3号陵园的东北角发现了一尊造型完整的人面鸟身的“鸟人”。经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蒋忠义认定，这“鸟人”就是《阿弥陀佛经》中记载的“迦陵频伽”。这是西夏考古的首次发现。“迦陵频伽”是梵语的音译，意译为妙音鸟，是喜马拉雅山中的一种鸟，据说能发妙音，是佛教极乐世界之鸟。这个应是佛教建筑上的装饰物。在此之前，中国考古界对“迦陵频伽”只闻其名，未见其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迦陵频伽”可与古埃及金字塔前神秘的狮身人面像及古希腊的残臂维纳斯相媲美。
整个墓区的中轴线显示出西夏王陵的独有特点：墓道正对着献殿，和献殿是整个连接起来的。主持发掘的蒋忠义推测，这可能是帝王灵柩运来以后先在献殿上置放，然后再由献殿后面北侧门一直运到墓道里。这样做很可能与党项人的信仰及鬼神崇拜有关。
桃坪羌寨的小阿罗在看了西夏王陵的介绍后，对照羌族的建筑，指出：西夏王陵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门与门的不对称性，而在桃坪这一带羌寨里也都是讲究不对称的，看来这两地建筑保持一样的风俗。在听我讲述宁夏、甘肃一带的风俗和建筑风格后，小阿罗推测：要么是党项人从青藏高原东南部迁徙后一直保存羌人的建筑风格和生活习俗，要么是党项人后裔从这里南下撤退时带来了这些建筑风格和生活习俗。
西夏王陵吸收了中国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陵园之所长，同时又受佛教建筑的影响，使汉文化、佛教文化与党项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别具一格，在中国陵寝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西夏王陵共8座帝陵250座陪葬墓，3号陵是元昊的陵墓，最具神秘色彩。其次就是寿陵了，寿陵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陵墓。他很有作为，其在位54年是西夏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极盛期。寿陵共出土西夏文残碑1265块，其中带碑缘纹饰的残碑130余块。寿陵残碑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西夏王陵建筑艺术的奥秘。寿陵残碑是一座宽5米、高2.8米、通高4.2米、厚约0.5米的、共由4个碑座托起的罕见的大体量卧碑，是西夏碑刻艺术的经典之作。
共有98条龙通贯全碑，寿陵残碑龙饰主要由龙首、龙躯、龙前肢、龙后肢、龙尾等5部分组成，种类有奔龙、扑龙等。特别是扑龙，其造型是西夏首创，为西夏龙饰艺术的扛鼎之作。
兴庆府，大夏的心脏，跳动出的光荣与盛景；党项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创造在这个塞外之城达到了顶峰。而如今只留下这些陵墓，留下冰冷的历史疑问。
谜之一：西夏王陵主体为什么没有损坏？
目前，西夏王陵的附属建筑都已被毁坏，而以夯土筑成的王陵主体却巍然独存。最早的一座王陵历史已约900年，最晚的一座王陵也超过了700年了。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一般砖石结构的建筑已经因风雨倾毁而倒塌了，更何况是夯土建筑？有人认为是其周围原有的附属建筑保护了王陵主体，使它免受风雨侵袭。可是，那些附属建筑有的早已不存，很难说它们起到了保护王陵主体的作用。有人认为西夏王陵在贺兰山东麓，西边的贺兰山就是王陵的一道天然屏障，为它们挡住了西北风沙的侵袭。可是，王陵主体和附属建筑同样都在贺兰山的屏障之下，为什么附属建筑都已毁坏而王陵主体却安然无恙呢？
谜之二：王陵上为什么不长草？
贺兰山东麓是牧草丰美之地，西夏王陵的周边也多是放牧牛羊的好地方，可是惟独陵墓上寸草不生。有人说陵墓是用夯土筑成的，既坚硬又光滑，所以不会长草。可是，石头比泥土更坚硬，但只要稍有裂缝，落下草籽就能长出草来，这陵墓难道连一点儿缝隙也没有吗？有人说当年建造陵墓时所有的泥土都是熏蒸过的，蒸失了野草得以生长的养分，所以长不出草来。可是熏蒸作用能持持续近千年吗？陵墓上难免有随风刮来带有草籽的浮土，这些浮土是未经熏蒸的，为什么也不长草呢？
谜之三：西夏王陵的布局是天意吗？
西夏王陵按照帝王辈分由南向北排列，但每座王陵具体的位置安排似乎又体现出一种事先设计的规划。如果从高空俯视，几座王陵好像是组成了一个什么图形。有人说那是根据八卦图定的方位，也有人说那是根据风水安排的。然而几座王陵建筑时间相差差不多200年，怎么能按照八卦来定方位呢？谁能事先估计到西夏只传8代王位呢？党项人是古羌族的一支，难道他们也崇拜八卦和相信风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