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帝、贵族、大富豪们常赐钱筹刻或修复寺院的石经，契丹南阳大富豪邓从贵，一次出资50万，印《大藏经》一部，凡五百七十九帙。
在辽代帝王大力支持和民间信众的广泛参与下，佛教文化事业也有了发展。其中有两个最显著的成就，即雕印的《辽藏》和续刻房山石经。《辽藏》又称《契丹藏》、《丹藏》，是继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之后的第二种《大藏经》。
辽圣宗在位时，辽朝得到《开宝藏》的印本，激发起朝廷组织重新刻印藏经的愿望。《辽藏》在圣宗时代开始刻，只到道宗时才完成，历时30多年时间。该藏经以辽燕京为中心刻印，收经总数是1414部，6054卷，579帙，在内容上尽量补充了《开宝藏》所缺少的内容。《辽藏》曾经送到高丽，对高丽藏再雕本的校补和订正以很大影响。同时，《辽藏》在整个中国刻藏史上也是影响深远。
辽朝继承了唐代的佛学传统，贵族化的义学宗派兴盛，法相宗、华严宗成为辽代佛学的教学中心。辽国佛学发达，名僧辈出，佛学着译学术化特征浓厚，在东亚佛教文化圈居于中心地位，并向周边国家辐射，对以后佛学也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宋代经院佛学衰微，平民化的禅宗、净土宗盛行。佛学翻译虽多，但不被我国佛学界所重视。10—12世纪，唐代佛学传统在中原地区出现断裂，在辽朝地区却得到延续。当时东亚佛教文化中心在辽朝而不在宋朝。
在辽代，各朝的帝王还利用佛教沟通与别国的关系，增进彼此往来。由于圣宗崇佛，各属国也投其所好，西夏、回鹘进贡佛经和进献梵僧的记载比比皆是。
辽道宗时，西域地方政权高昌回鹘投其所好，遣使送来回鹘僧人、金佛像和梵文经典。公元1072年12月，辽道宗赐高丽一套大藏经，这次赐经活动，深刻影响了高丽大藏的再雕刻。辽道宗还下诏让一名和尚叫僧善知的，校订高丽所进的佛经，并命颁行全国。
出使辽朝的大诗人苏辙，对辽朝信佛而由强悍变得越来越文弱的现象，看得非常清楚，他说：“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此言道出了在佛教的长期濡染浸润下，辽王朝由雄盛转为衰微，国势由此一蹶不振。以致最后竟不敌以2500人起兵的女真，走向覆亡的根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