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个儿子是十一个儿子当中最讨我喜欢的。尽管人们不理解他那与众不同的幽默感。这并不是我过分地夸奖他。假若世界不是犯了不赏识他的错误，那么它就是完美无缺的。我不能没有这个孩子，因为在我看来，虽然他带来不安，可是他也带来对传统观念的敬畏，而且他把两者融合为一个无懈可击的整体。虽然他不会利用这一天赋使未来的车轮转动起来，然而他却使人鼓舞，充满希望。我希望他子孙满堂，代代相传，可惜这一愿望很难实现了。因为他对周围的议论，从不理会，而且怀着这种自我满足的心情独来独往，对姑娘不屑一顾。对此我虽能理解，但却不大喜欢。
第八个儿子最令我头痛，但又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身为其父，与他亲密无间、密不可分，可他却像一个陌生人似地看着我。只要想到他，我都会不寒而栗。他断绝了与我的所有联系去走他自己的路了；而且，他头脑固执，身体矮小而健壮，肯定会闯遍所有他所喜欢的地方。我很想叫他回来，问问他究竟怎么啦，问问他为什么如此地疏远自己的父亲，以及他到底想要什么。但是直到现在，这么长时间都已经过去，他似乎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我的儿子中唯一蓄着大胡子的人，显而易见，这对于一个如此矮小的人并不美观。
第九个儿子风度翩翩，天生一双甜甜蜜蜜的眼睛。他有时甚至能把我迷住，虽然我知道，这不凡的风度可以轻而易举地抹去。但他压根没有诱惑人的意图，他经常仰卧在沙发上，目光盯着天花板，似乎这样就会感到心满意足；或者，闭目养神更为美妙。一旦进入这样的美妙境界时，他便话匣大开，而且，高雅不俗，用词简练。不过话题仅限于狭小的范围，而他又不可避免地要越出这范围的限制，而与此同时他的话语便显得空洞乏味。此时人们往往会示意他就此打住。
我第十个儿子不诚实。我不想完全承认这一点，也不想完全否认。他总是带着超越他的年龄的威严神态走过来，穿着纽扣扣得紧紧的礼服，戴着一顶陈旧而过分仔细地擦洗过的黑礼帽，呆板的面孔上有着微微凸出的下巴和沉甸甸地耷拉在眼睛上的眼皮。他的这副形象会使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看出他是一个极其伪善的人。但是，让我们听听他怎样说话吧！他讲话明白易懂、措辞谨慎、言简意赅，回答问题尖刻而生动；他能够自然得体、愉快地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这种相融的本领往往能使人引颈抬头，洗耳恭听。许多自以为聪明的人也许会为他的言辞所深深吸引，而不去理会他那令人恶心的外表。然而现在又有一些人觉得他的话语比他的外表更为伪善不堪。我作为父亲必须承认这最后一种评价更值得重视。
第十一个儿子，恐怕在我的儿子中是身体最差的。然而他的体弱似乎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有时候他表现得很坚强果断。不过，他的体弱毕竟是确实存在的，即使在他表现得最为坚强果断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体弱并不令人羞愧。令人羞愧的是那摇曳不定、摆动不止的状态，我的儿子正是这种状态。然而这些却不能令他的父亲高兴，因为他的这些特点可能会将这个家毁掉。有时，他看着我好像要对我说：“我要带上你，父亲。”然而我却想：“你是我最不相信的一个人。”他的目光好像又说：“那么我权且当你最不相信的人吧。”
这就是我那十一个儿子。
一位发疯的州官
——［匈牙利］米·卡尔曼
我看到一个州官为妻儿出售居民告官的案头材料惊诧不已，
认为他是个疯子，
而买那些材料的人更让人难以理解。
最近几个月里，有一个满脸胡茬的人，在各个政党之间来往穿梭，神气活现。他有时混在垂死的独立党人中间；有时呆在卢依蒂那儿；有时又在加尔文广场上那个荒凉的、孤独的俱乐部里转悠。
之所以说加尔文广场荒凉和孤独，是因为很多在俱乐部里常见的游戏都在这里无法见到，例如四个人在“一起玩牌”，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就是说，即按约定进行散场，四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可以走，因为剩下三个人还可以继续玩。但是在这以后，要是其中两个不同意，那么第三个人是不能自作主张离去的，这是一种礼节，也是打牌时必须遵守的规定。其实像这样的例子不乏见到。
在加尔文广场俱乐部里，没有一个像样的桌子或椅子。执行委员会也是分散地在兜揽生意。当然，他们也必须遵守定好的规矩，而且绝对不能违反。委员们从早到晚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将人推荐到那“一定的”地区去。但是似乎一直是毫无结果。
什么是执行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呢？他们并没有提出候选人来，尽管可以明显地看出，提名对争取多数是有利的。
在那里的确有一位像前面所描述的那种人在打转。他站在楼梯旁边，尽量与周围的人搭讪。
恰好这几天，作为记者的我同这里的人混得挺熟。我开始注意这个特殊人物。我不止一次地看见过他，而且我决定打听他的身份。
“那人究竟在做什么？”我询问差役。
“不要理他。”他回答说。
“真奇怪，经常在俱乐部的代表中间看见他。”
“哦！”差役笑笑说，“因为他要出卖代表资格呀！”
“那一定有许多油水可以捞。”
“一千块吧。”
“值那么多吗？”
“他是那样认为的，而且他觉得能够得到。”
“想法很有创意，可惜，太不现实了。”
我跟差役开着玩笑。正在这时，他又一次出现在俱乐部里。
“请问，您需要帮忙吗？”我走上前。
“我在这里等人。”他温和地说。
“等候什么样的人呢？”我追问。
“我也不太清楚，兴许是这个，兴许是那个。”
“我从差役那儿听说，你要出卖一定的地区……”
他不知从哪里激发出一股劲儿来，还摇头晃脑。
“如果您可以为我搞定一桩生意，那我真是太感谢了。”他用很有意思、很自然的口气跟我说话。
“如果有机会，我很愿意。”我微笑着说，“但是你必须是真心诚意地干这件事情。”
“先生，我指的是‘一定的’地区。这里，在我的祖国的土地上，应该有我的地区……”
哎哟！那个差役说的果然没有错。
“能详细地谈一下吗？”
“瞧！全都在这个包袱里呐！”
我本能地往他的包袱上看了看。真的，他手里拿着一个油布包袱，那包袱的年纪似乎比他还要大。
“先生，”现在，他正式叙述了，“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我还是州府里的一个官员。但是，我在那里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当然事情的发展真是曲折离奇，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讲完的。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家庭：两个孩子，可爱的妻子……”
他越说越激动，显得非常着急。
“朋友，到里面的什么地方呆会吧！我有些东西你大概会感兴趣。”
“什么？”
“就是那个地区呀！先生，您不要被别人误导。他们视我为一个头脑不正常的人。事实上，他们一点也没说错。对，我的脑袋是有些不好使唤了……我可怜的家庭，可怜的妻子，可怜的孩子……喂！您来瞧，所有的东西，一件不落都在这里了。”
他解开包袱的结子，我看见里面约摸装有二三十份文件。
“你要不要再细致地看看这些文件……”
“看见了。都是一些案件公文吧？！”
“你并不知道里面的内容，不是吗？”他把嘴贴到我耳旁，轻轻地说，“全都是我们区里的居民告法官和书记官的铁证。这帮家伙对我们做了许多不可原谅的事。收集到这些罪证着实花了我不少心思。要知道，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是不明智的。谁要是手里掌握着这些材料，那他就拥有了更有价值的东西。谁掌握了这些材料，那些法官和书记官就会把他视为天神。这是宝贝呀！哪一个人肯出一千福林，我就卖给他。现在我的孩子生了严重的病，我急等钱用，现在来买真是大好时机。有人说，即使我把全部材料都用上，也不会改变什么。但我并不这么认为，那十二个书记官和九个法官，您要知道……他们都是罪人呀！……只要一个代表提出就行了……我要从他们身上为我的家庭搞一点钱，所以找到买主非常重要。”
我的惊讶与诧异并没有随着我离开的脚步而减少半分。直到现在，这个想法还在缠着我：如果那位州官员不是真的疯子，我实在无法为他找出一个更好的理由。
今天，我又去了那个俱乐部，但是我再也看不见那位被遗弃的人了。
看来他的买卖大概做成了。因为也许真是有人对那些文件资料感兴趣。呵！就算他不是疯子，大概也会有人真的发疯了！
我尽量想忘掉这件事情。
没有最终搞清楚这件事，实在是我工作上的一大遗憾。
杨尼老太太讲的故事
——［希腊］加卡赞扎基
守寡的母亲与阿里维佐斯私通。
生下死胎后嫁祸于女儿玛罗，
而第二天就去城里帮佣的玛罗却一无所知。
多年后玛罗衣锦还乡，却被愤怒的哥哥枪杀，
母亲痛心地自杀了。
一层层厚厚的海藻随着昨晚巨大的海潮来到岸边。我和杨尼老太太坐在上面，那种感觉让人很惬意、很舒服。我们望着面前粉红、淡蓝的大海，听着有节奏的海涛声，天空随太阳的西去而越来越暗。下面便是杨尼老太太给我讲叙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的母亲过着贫苦的日子，她带着四个孩子，两个大的是男孩，两个小的是女孩。父亲由于恶疾而过早地死去了。离我们家不远的村外是阿里维佐斯的家。他早年丧妻，有一个独生子。我刚刚进入懂事的花季年龄，妈妈就擅作主张地把我嫁给了他的儿子。
“孩子，你知道吗？”一天，妈妈对我说，“我和阿里维佐斯说妥了，我想你得和他儿子成亲。”
我根本没有多想便应允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我母亲和阿里维佐斯是相好。我的出嫁只是借口。这事我跟谁也没说过，就连对丈夫也从未提过一句。天晓得他是否已经知道了。我的小妹妹玛罗也觉察到了，她也是对任何人都只字不说。但我确定我的哥哥们一定没有机会知道这件事了，因为他们要长时间上山放牧。我们把洗好的衣服送给他们，一个月送两三次饭菜……
几年后的一天夜里，母亲从床上起来，走到玛罗睡觉的地方，把她叫醒。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妈妈？”妹妹害怕地问。
“快起来。”妈妈小声说。
妹妹坐起来，点着灯，看到母亲苍白的脸与抖动的双腿。
“妈妈，你怎么了？”妹妹焦急地问。
“没有……快起来！”
妹妹跳下床，慌忙套上粗布衣服。母亲递给她一个布包，对她说：
“别让人看见，直接扔到河里去！”
“什么？”玛罗简直有点不知所措。
“孩子，我生的……是个死胎……拿去。”
“不！不！妈妈。”
“别怕，孩子……明天我让你去雅典。明天就可以让你去了。”
去雅典是妹妹一直没实现的愿望。可怜的妹妹现在只好听妈妈的话，她胆战心惊地接过小孩，走了出去，来到河边把布包扔到了河里。但世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无声无息。妹妹从家里向河边走去时，正好被一个护田人看见，但他只当是扔了个垃圾。第二天，他听说我妹妹去雅典当女佣时，也没有对那晚的事情产生任何怀疑。可是后来那扔掉的婴儿终于被在河边玩耍的孩子发现了。他们报告了村长，村长请来法医。法医检查后宣布：婴儿生下来时就是死胎，谋杀根本说不上。由于条件不足，不能立案。但是是哪个可恶的女人会干出这种缺德事？人们都猜测可能是玛罗，不是她又是谁呢？村民们议论纷纷。我母亲最后也附和说，玛罗干出这种事情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并且说，玛罗告诉她了，是和索马斯怀的孕。由于女性特有的敏感，她只好扔到河里。我的哥哥们得知这事后，简直变成了野兽，他们甚至发誓要杀死玛罗，为家人洗耻。这件事一下子成了全村的头号新闻。人们说玛罗招了野汉子，怕被哥哥们杀死，逃跑了。母亲由于维护家庭的尊严，而将玛罗踢出家门。
五年后，家里收到了玛罗的信，说她这几年在米蒂利尼一个大户人家帮工，说她想母亲、哥哥和我。她还写道，她这些年把挣到的钱都存进了银行，等回家时取出来，还上债后还有好大一部分余款。我和母亲看过信，兴奋极了。我们把消息告诉了哥哥们，结果却没有起到任何好的效果。他们说，如果玛罗愿意，可以把钱寄回来，把债还了，但本村绝对无法接受那种贱女人。她应该知道，他们没有这样的妹妹，她已经死了。当然，我们得给玛罗写信。我母亲写信时并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玛罗只是写了一些想念的话。
几天后，玛罗就回到了村里。她打扮得漂漂亮亮，比过去漂亮多了，见到乡亲就上前问好。村里人又议论起来：她究竟知不知道羞耻，她不是低头走路，反而趾高气扬。她的小腿露出了那么多，还穿高跟鞋，打阳伞！真不要脸，贱货，骚货！可怜的妹妹，这所有的一切她竟一无所知！她兴高采烈地把妈妈和我抱了又抱，亲了又亲，看了又看。她把礼物一口气全说了一遍：衣服、大衣、袜子；还有特意为哥哥们买的线衣、绒裤、毛衣、毛裤。她说，这是她用挣来的第一笔钱买下的。她还拿出许多钱让我们把欠的债都还了。我和妈妈没多说一句扫兴的话。我们仍旧像往常一样亲亲热热的。
“知道我有多想你们吗？”玛罗说，“五年了，我天天在念着你们的名字过日子。我的太太说，你这个丫头怎么和别的姑娘不一样，怎么不出去看看电影、逛逛公园？我为什么要把钱花在那上面呢？有时我出去一趟，花去的每一分钱都会让我心疼好久。我要攒钱，我想要早些为家里解决困难，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太太送给我的东西，现在都是你们的了。我的太太心眼很好，她要给我找个婆家，让我明年出嫁。我说那可不行，我要回村去看看家里人，这么大的事情，我可做不了主，这事得由哥哥们作主。我的太太对我大大赞扬一番……妈妈，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我要到牧场去，让哥哥们大吃一惊。真可惜！今天晚上没法上山了。”
玛罗一整天都笑呵呵的。想象明天她突然出现在哥哥们的牧场小屋里，他们该多高兴啊！
唉，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那样。也许我们不忍心说出来，也许我们乐得忘掉了，玛罗的命就是这样被我们送掉了。
妹妹回来的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哥哥们气冲冲地往回赶。他们进村时天已经黑了。经过村里咖啡馆时，他们听到人们在议论玛罗。对玛罗的评论根本无法入耳，还有人说玛罗把钱交给家里人，把债一还，他们家就没人生气了，他们家总是护短……也正因为如此，哥哥们更加生气。
突然我的母亲惊呆了，原来哥哥们从门外看到妹妹正背对着他们和母亲说笑，便举起枪，瞄准她开枪了。妹妹瞪着眼睛倒下，死了。母亲痛心极了，也在当晚自杀了。
杨尼老太太没有再往下讲，但她的眼泪替她做了补充。天已经很黑了，我们向村里走去。
那条路很难走。黑暗包围着我们。我感到了置身荒郊的恐怖，仿佛身上的血都被冻结了。这里的气氛异常阴森，奇怪的鸟叫声不时响起。
“你不怕吗，杨尼大妈？您胆子真大。”
“我怕什么，孩子？在人类的所作所为面前，夜间的魔鬼算得了什么？”她生硬地说道。
终于到了村子，朴实的生活就展现在眼前，玛罗的离开似乎只有杨尼老太太仍有伤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