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范昭只花了十多分钟就收拾行李踏上了归乡路，就像是掰断一根黄瓜一样，只听“啪”的一声，我们就彻底改变了生活轨迹。也许是因为离开得太匆忙，以至于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和范昭在这座正飘着漫天大雪的城市里生活过。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绝望中，我和范昭终于迎来了一件开心事——我从果蔬营业员变成了防损部的主管。
这件事是这么发生的，当时我和范昭正赶去超市上晚班，伴着一阵警报声，几个盗窃团伙的成员从超市里跑出来跑向路边一辆接应他们的面包车，紧追其后的是超市的防损员。这种事几乎每星期发生一次，所以我们也见怪不怪了。
今天的情况有些不一样，这群窃贼的战斗力十分高亢，从面包车里拖出几根木棍当武器，没几下居然把防损员打得七零八落。我想上去帮一把，但是范昭没有要我上去帮忙的意思，所以我就站着没动。过了一会，事情越来越糟糕，已经有一个防损员被打倒在地了，这时候，范昭小声说了一句：“你去帮一帮他们吧，出手不要太重。”
我大吼一声然后加入了战斗，窃贼们打得很凶，但他们的动作在我眼里就是慢动作。我冲上前去一脚飞踹在了迎面而来的那个窃贼脸上，他立时像根面条一样软趴趴地倒了下去。我因为人高腿长，所以踹人从来不揣肚子，我从来都是抬起腿直接踹敌人的脸，不仅要踹掉敌人的斗志而且还要踹掉敌人的尊严。
打群架，双方都挑软柿子捏，所以越是胆怯越是想躲的人就越是会被打成猪头。我追着窃贼打，窃贼追着防损员打，一片混战之后，窃贼要么被擒要么被打晕，剩下一个小个子想从我这儿突围。我拦腰抱住小个子然后横着砸在地上，“哐当”一声，我听见小个子全身的骨头都被我砸松动了。
小个子很顽强，支撑着站起来然后摇摇晃晃地往前走，有防损员想拦住他，我大手一挥：“都别动，让他走，看他能走几米——他要是能走出十米我就喊他爷！”于是大家都立住了脚。小个子在我们的注视中继续往前走，当他走出七八米远时，晃了几下又摔倒了，然后他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警车呜呜开来，范昭连忙拽着我躲得远远的，然后若无其事地看着警察抓人。警察把这几个窃贼带走后，大南门店的总经理匆匆朝我走来，要我去停车场一趟：“喜爷要见你，你可要表现好点，为我挣点面子。”
对于员工来说，喜爷好比是天上的UFO，据说他每天都会来大南门店巡场一趟，但我们这些基层员工从未有幸目睹过他的真容。
我走到停车场，一个西装笔挺的家伙站在玛莎拉蒂前朝我摆摆手，示意我过去。我走到车前，这家伙打开车门，我低头钻进车里。喜爷扔给我一根中华：“小伙子身手不错嘛，练过？”我说：“让喜爷见笑了，我没有练过，纯属乱打一气。”喜爷说：“从明天开始，你就到防损部上班吧，机动防损主管的位子空了很久了，也该有人顶上去了。”我一本正经地说：“多谢喜爷栽培，但这个事情我还得要给我妹妹商量一下。”
喜爷笑了起来：“堂堂男子汉连这个事都不能做决定？好吧，你就去跟你妹妹商量一下吧，商量好了就跟你们老板说一声。”我要下车时，喜爷又问了我一句：“你妹妹在哪上班？”我说：“她叫李佳，在我们店果蔬部打称。”喜爷说：“嗯，很好。”
范昭不喜欢我去干防损工作，但她觉得我能当防损主管倒是不错，所以范昭同意了。防损员分为很多种，有收银监察员，有中央监控室监控员，有穿制服的站岗队员，有穿便衣的机动防损员，我本想打报告把范昭调去中央监控室坐办公室，但是果蔬部的经理不肯放范昭走，“她是我见过的打秤速度最快的人”，再说范昭已经决定要考果蔬部的初级品控员了，所以她就没跟我一起调防损部。
大部分机动防损员对我还是服气的，因为他们跟我私交不错，对我的身手也有所了解，有个别人虽对我不服气但也只能服气，因为喜爷放出话了：“谁对李晨不服气谁就自带医药费去找他单挑。”
任命贴在公示栏的当天，机动防损员集体请我和范昭吃了一顿晚饭，然后按防损部的潜规则每人向我雅供了一百的人头税。吃了这顿被人从头到尾恭维个不停的晚饭，用笑纳的一千多块钱人头税给范昭买了件外套之后，我和范昭觉得生活美好了一些，也暂时忘记了我们死去的女儿。
防损主管的工作十分舒服，我每天穿着西装上班，手里拿着一个代号“001”的对讲机，时不时就拉着一帮人巡视超市。机动防损不仅要抓外盗，而且还要抓内贼，而果蔬部又是内贼的多发地，所以果蔬经理为了让我不找他麻烦，每天都会准时拍范昭的马屁，把范昭乐得不行。
鉴于果蔬部经理如此识相，所以我把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烧到了面包部，那天中午，当面包部的几个面包师照例躲在烘培房里偷吃新出炉的面包时，我带着一队人马破门而入把他们抓了个正着。把这几个面包师开除后，大南门店所有人连同劳务派遣的保洁阿姨都知道了我是谁。
好事来了挡也挡不住，升职了没半个月，户口的事也尘埃落定了，交了八千块钱和几张照片后，一个邮包从陕西省略阳县寄到了观水巷。范昭问我：“略阳在陕西的那个地方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地图上找了半天，才在陕西与四川交界的地方找到了我们的略阳。
邮包里有身份证，户口本，护照，还有“李晨”和“李佳”的结婚证。我欣喜若狂地看着自己的新身份证：“终于合法了。”我问范昭：“你不高兴吗？”范昭捧着我们的结婚证，淡淡地说：“我当然高兴，来，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两张结婚证看了看：“嗯，连这个证也是真的。”范昭说：“你还发现什么没有？”我把结婚证翻来覆去地看：“还有什么？”范昭说：“你难道没有发现我们已经结婚了吗？”我懵懂了一下，然后单膝跪地：“老婆大人好，老公这厢有礼了。”范昭靠在我身上，一脸祥和：“没想到我们竟然就这样结婚了。”
严冬笼罩着贵阳，天空中陆续有雪花飘了下来，范昭把手伸出窗外接了几片雪花：“时间过得好快呀，一转眼，就从年头到年尾了。”
星期二，我和范昭照例在家休息。这本该是平静的一天，昨天睡觉前我们还约好了今天要去家具城看家具——防损部有个同事家里是做家具生意的，专门卖仿造的宜家风格家具，他乐意便宜点卖我们一些家具——可是早晨，梦一般的平静就被意外打破了，算起来，这应该就是我和范昭分道扬镳的起点。
早晨，我去观水巷巷口买了早饭和《贵阳晚报》以及一包额外犒劳自己的遵义烟，然后回到家里和范昭很悠闲地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没当上防损主管前，我和范昭都对社会新闻不加评论，现如今活得稍微有点人样了，于是也喜欢评论新闻了，也许是觉得自己有资格了。
范昭突然问了我一句：“老公，你杀的那个人是不是叫邹浩明？”我脑袋里出现浩胖子死前痛苦挣扎的身影，心里跳了几跳，我抬头看了看范昭，她倒是很平静，仿佛这个人和我没关系似的：“是的。”范昭又说：“中国叫邹浩明的人还真多。”我随口说：“这算什么，叫李晨和李佳的更多。”
范昭说：“长沙越狱案的主角就叫邹浩明，武警在追捕过程中把他给毙了。”我说：“长沙什么时候还闹出了一桩越狱案呀？”范昭把报纸递给我，我一眼就看见浩胖子的证件照赫然印在了报纸上。我抬起头，怔怔地告诉范昭：“这个邹浩明好像就是我在深圳杀的那个邹浩明。”范昭和我面面相觑了几秒钟，然后她抓住我的手尖叫起来。
根据报纸上介绍的情况，去年4月份，浩胖子被长沙警方从深圳捉回了长沙。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浩胖子在长沙做过的一系列坏事，认定浩胖子犯故意伤害罪，强奸罪，赌博罪，非法拘禁罪，行贿罪，所以五罪并罚判处浩胖子无期徒刑。浩胖子在监狱里面朝墙壁寂寞难耐，撒腿逃了出来，被执行追捕任务的武警包围后，浩胖子仍然负隅顽抗拒不投降，然后就被击毙了。
一个在深圳被我杀死的人时隔将近一年后居然因为越狱在长沙被击毙，这他妈是怎么一回事。我困惑地对范昭说：“难道浩胖子有两条命？”范昭按捺住自己的狂喜问我：“你确不确定这个在长沙被击毙的浩胖子就是你在深圳杀的那个浩胖子？”我说：“十分确定。”范昭抱住我一顿猛亲，亲得我满脸口水：“这就说明你在深圳没有杀死浩胖子，无论如何你都不会被判死刑了。哎呀，我太高兴了，虽然现在外面雪花飘飘，但是我感觉到了灿烂的阳光已经照射到我们身上了。”
我想起了露露，忧心忡忡地告诉范昭：“可是除了杀浩胖子，我还拿匕首划开了露露的脸呀。”范昭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原地转着圈快乐得没有时间看着我说话了：“可那也不构成死罪呀。”
说这话时，范昭有了一种和我独立开来的解脱感，她自顾自地狂欢着，而我则像旁观者一样欣赏着她美丽的身影。
转圈转够了之后，范昭想搞清楚我犯的罪到底有多重——我对此完全不感兴趣，因为我早就没想过要自首了。范昭并没有打算要顺着我的意思，她强烈主张去搞清楚这件事，所以我陪着范昭踏雪出门，跑到新华书店里买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回到家里以后，我深呼吸一口气，做好了对号入座的准备。没有犯罪的人看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会有任何感觉，可对我这种犯了罪的人来说，这本小册子简直是一本魔法书，我这条命就在它手里攥着。
我杀浩胖子属于故意杀人罪，关于故意杀人，刑法是这么说的：“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我没有杀死浩胖子，所以我属于杀人未遂，刑法上是这么说的：“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告诉范昭：“我估计自己属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那种人。”
我划伤露露的脸属于故意伤害罪，关于故意伤害，刑法是这么说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我对范昭说：“把露露的脸伤了要算重伤，所以我估计自己还是属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那种人。”
范昭迷糊得很：“两个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加起来要判多久呢？”我也很迷糊：“难不成是六年以上二十年以下？”范昭说：“自首的话应该可以减轻处罚吧？”我浑身颤抖：“范昭，你是想我去自首？”范昭轻声说：“我是想搞清楚自首能不能减轻处罚，搞清楚总比搞不清楚要好吧？”
我和范昭再次踏雪出门去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给贵阳市司法援助中心，电话接通后，那边说：“您好，我是刘律师，请说。”范昭说：“刘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自首以后能不能减轻处罚的问题。”刘律师说：“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您能告诉我嫌疑人犯的是什么罪吗？”范昭说：“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刘律师说：“请问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呀，这两个罪是不同的。”
为了从刘律师口中套出真话，范昭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台词说：“刘律师，是这么回事，有个恶人先是故意杀人，杀害我爸爸，幸好抢救及时我爸才没死，同时这个恶人又故意伤害，毁了我妈妈的容。”听到这里，刘律师义愤填膺地说：“这种人简直就是隐藏在人群中的魔鬼，他一定会受到法律严惩的。”
范昭说：“可是这个恶人现在投案自首了，法官会不会因为他有自首情节而减轻对他的惩罚呢？”刘律师很肯定地告诉范昭：“这位姑娘，你放心好了，理论上，只要是自首的犯罪嫌疑人都会得到宽大处理，但在实际的司法运作中，像这样一个既犯了故意杀人罪又犯了故意伤害罪的犯罪嫌疑人，法律是不会因为他有自首情节而对他宽大处理的，法律会对他两罪并罚，能判多重就判多重。”
范昭说：“也就是说，自首后减轻处罚只是一个诱惑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的幌子？”刘律师诡异地笑了：“道理差不多是这个道理，但是话却不能这么说。”
挂上电话后，我和范昭像是掉进了冰窟里。我难过的不仅仅是自首并不能减轻处罚，而且也在于刘律师说我是“隐藏在人群中的魔鬼”，这让我很担心范昭也认为我是一个魔鬼。似乎是知道我在担心什么，范昭依偎在我身上说：“不管怎样，我都不认为你是隐藏在人群中的魔鬼，你不要因为别人怎么说就怎么认为自己。没错，你确实是做了不对的事情，但你不是坏人，‘不对’和‘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回到家里，我和范昭围着电炉坐下，相对无言了很久。我从范昭眼里看出了一些若即若离的东西，所以我问范昭：“你是不是想我去自首？”范昭说：“知道你没有杀死浩胖子之后，我还是有点想你去自首的，因为我想着自首多少能减轻对你的处罚然后让你重新开始，可是给刘律师打完电话后，我就不想你去自首了。”说着说着，范昭的眼泪夺眶而出：“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回头的机会呢？”
范昭说是说不想我去自首了，可我知道她依然想我去自首，她只是不想再劝我去自首，她在等着我自己想清楚，说心里话，我觉的范昭挺毒的。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和范昭行尸走肉地活着，表面上我们依然一起上班一起下班还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我们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我不太想去看范昭的眼睛，我怕看到某些我不喜欢的眼神，范昭也没看过我的眼神，她和我在一起时总把眼神撇开。
又到星期二了，我彻夜辗转难眠，索性披上大衣坐到客厅喝茶抽烟。我看着我们租住的这套小房子，看着我们留在地板上的脚印，看着我们留在空气中气息，看着我们的结婚证，然后对自首这件事情不那么反感了。
只要我自首了，所有的事情就都了结了。如果我不去自首，那么我和范昭的悲剧生活便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即使已经拿到了新的身份，但是我们的生活主题依然是逃亡。我当然可以选择离开范昭一个人继续逃亡，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还会选择逃亡吗？比死更可怕的事情是等死，比坐牢更可怕的事情是等待坐牢。要不是范昭一直陪在我身边，我早就自首了。
1999年的农历新年马上就要到了，我从1998年年初逃亡到了1998年年底，我觉得我的逃亡生活该要结束了。
进监狱肯定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但我迟早都是要进去的，我并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会好到永远不被警察捉住。我也不再觉得自己是无罪的，浩胖子和露露虽然不是什么好人，虽然他们对我做过极不礼貌的事情，但我的确没权力去按照我的想法惩罚他们。既然我是一个有罪之人，那么我就得去监狱赎罪，等赎完罪后再继续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