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士宏，生于60年代，满蒙汉三族血统。
曾为北京椿树医院护士。1985年，获自学高考英语专科文凭后通过外企服务公司进入IBM公司任办公勤务，一年后获培训机会进入销售部门，因业绩突出不断晋升，从销售员直至IBM华南分公司总经理，被尊为“南天王”。
年任IBM中国销售渠道总经理，九个月内完成全年销售指标的130％，12年半在IBM一路冲杀，为其开拓中国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
年出任微软（中国）公司的总经理，1999年“因个人原因”辞职，在IT业引起震动。1999年10月出任大型国有企业TCL集团常务董事、副总裁、TCL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裁。
生而自卑我和二姐从小都很自卑，为了我们双亲健在而又支离破碎的家庭。二姐的表现是清高；我的表现是“骄傲，爱出风头”。上小学那点课程对我一点不难，跳到三年级也是轻松得很。对我来讲，考试第一个交卷比考第一还要重要！
我初中毕业时，学校已经恢复高中了。成绩公布之日，师大一附中校门口布告栏上贴了两大张红纸，我不慌不忙先看成绩单，我不在第一行，是全年级第二名，再看“择优升学”名单，直到人都散尽，也没找到我的名字——我失学了！当时离精神分裂也就半步之遥吧。
老师心疼我是好学生，无力让我升学，但给我办了“因病留城”，为此老师还被军宣队叫去质询。不知老师是如何应对的，反正我留下来了。待业一年多，分配到街道医院当护士。那时我差两个月才16岁，老成得没人能看出是童工。刷针管，刷厕所，搞卫生，学打针，放射科，病房……安安静静勤勤恳恳做我的工作。后来一病四年，躺在病床上是专家、医生、实习生的活标本，报了三次病危，没死又活过来了。我的野性全收了，梦也没有了。除了自卑地活着，我一无所有。
人生的第一张站台票年底大病初愈，再生的不易使我重新审视生命，要改变生活的激情一发不可遏制。除了我所在的椿树医院，到处都开始要大专文凭。这时考大学仍有可能，但是上学太贵了，没了工资还要搭生活费，我承担不起。我只能用最快最省的方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花两毛钱坐一个多小时车到南菜园考试报名处，问人家哪种文凭考的门科最少，就选了英语专科。
个月，一门一门地啃，几门几门地考，竟然全部按计划通过。我算了算：买书+报名费+收音机电池+公共汽车票，全部费用不超过人民币150元，这多半能上吉斯尼大全了吧？
年3月底的一天，看到《北京日报》上一则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招聘广告，招聘各语种人才，将外派至驻北京的各外国商社，学历要求大专以上文凭，方能参加外企服务公司另设的考试。“北京竟然有外国商社？”一打听才知道都是在涉外大饭店办公呢。正上着班，找不到正式信纸，就拿一张处方纸写了求职申请。
先是英语笔试，公司的英语考试每次都是临时命题，出题的易老师曾经在牛棚蹲过八年，把牛津大辞典倒背如流，出题时天马行空从天文到地理，听说考他出的题能到60分就是很不错的成绩。我记得那天考的中译英是国际新闻，我每天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做起来很顺手；英译中难出我一身汗来！
无论如何，我接到了口试通知。又是一身汗！我的口语只是跟着收音机鹦鹉学舌而已，幸亏还有两星期，我立即看报纸找口语班，决定报名参加国旅的业余导游英语短训班，这个班能配合我上班和考试的时间。考完笔试一个星期没回音我就急了，气急败坏之下给国旅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上口语班了，可以直接上团了。带的是美国西雅图一个高中合唱团，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机场，不但怕接不到团还怕把自己丢了，总算把大家安置在大巴上，我站在车头导游位上，拿着话筒就是不敢转过身来。我白天热情服务带他们去八达岭、故宫，晚上回医院上夜班，当了三天的导游，狂练了三天口语。临走时大家难舍难分，学生们一致通过送给我一个英文名字：Juliet，我一直用着。
送走美国人的第二天，去外企服务公司考英语口语，考试顺利极了，最后考官问了句会不会打字，又吓了我一大跳！我没见过打字机，但偷偷看了屋里没有像打字机的物件，问了考官说今天不考，我就说我会，心里说我马上就学会不能算撒谎。冲出去借了200块钱买了台打字机现练，两个星期练到手拿不了筷子，终于练成准专业打字技术，最后也没考，有惊无险。幸亏被录用了，要不得多久才能还上打字机钱呀。
第一块敲门砖年7月1日。一个女孩站在北京长城饭店门外人工瀑布的影壁后面，仔细观察别人是怎么走进转门的。确认自己学会了进转门的“诀窍”，又鼓了10分钟的勇气，她向着辉煌的五星级酒店殿堂走去。门僮高大威武，帽檐肩章都有金线流苏，更衬出她的十足乡气。举起攥出了汗的外企外派职工工作证，经上下打量验明正身后她才被放行。心跳如鼓两腿软颤终于安全地转进去，汗湿的手印留在了晶亮的玻璃门上。过了一关还有一坎，找到电梯还要找426房间，终于见到“IBM”觉得像上了岸。心没放下又提起来，外企的蓝领勤务，工资从40多块变成200多块，每个月！
我认识那女孩，她曾经是我。
有一天我上街买了一大堆文具，小推车进不了转门，试了试旁边的推门是锁着的，就请门僮帮我打开一下。“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IBM公司的，在这里上班。他向我要证明，我出来得急没带工作证，我不是IBM的正式员工也没有胸牌。我跟他解释，他就是公事公办不让我进；请他给IBM打电话查证他说不能管，我自己又打不了电话——电话在门里面他不让我进去。这时周围一些等出租车的外国人，都转过身来挺有兴味地看这场“把戏”，我觉得像只猴子被人耍，羞辱从头烧到脚底。僵持了十几分钟，有个IBM的同事从外面回来，帮我作证才放我进去。事后我躲进洗手间无声地哭了一场，心里发狠再也不要被人拦在门外，别管是什么门！
我决定改变处境。这回不是为了温饱，是为了争取“存在”的价值。
我走上五楼去敲门，开门的是人事部经理苏珊·凯文。面对美丽和善的苏珊，我的英语讲得很顺畅，从我自学、面试，办事员工作经验来证实我的能力。我想请求的是，有没有可能破例给我机会参加IBM专业人员招聘考试。
苏珊听得很仔细，只问了几个小问题，礼貌地告诉我她会考虑一下再给我答复。走到门口我忍不住回头说：“苏珊，请给我一次机会吧，考不上我自己不后悔；要是我能考上，我不会让IBM后悔！只请给我一次考试的机会！”苏珊看了我几秒钟，轻轻地说了声：“我明白你。”
我于1986年7月1日（到IBM整整一年）正式转为专业学员，名片上中文印“助理工程师”。我又受到服务公司领导表扬，外派一年工资增长60％，还是外商主动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