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司令员同志，刚才莫斯科电话通知您立即动身，明天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到”
大清洗中，许多高级军官就是接到一纸命令或一个电话通知后便在战友们的视野里完全消失了……伏罗希洛夫指着“诺门罕”：“我认为，这里孕育着严重的军事冒险。无论如何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进入1939年的5月，进入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哥特式、巴罗克式楼宇旁的白桦树像一排排年轻的士兵昂首挺胸，穿城而过的斯维斯洛奇河两岸的红莓花像一颗颗红宝石缀在这座城市的蓝色纱巾上，郊外的野花野草给裸露了一冬的大地穿上了散发着清香的多彩新衣，白俄罗斯岭上的春风不时送来阵阵带着润湿的清爽……已有900多年历史、建筑典雅别致的白俄罗斯古都青春勃发。
骑兵“得得”的马蹄声划破草地的静美，坦克、装甲车隆隆的引擎声撕碎白云下的悠闲，电报的嘟嘟声传递着紧急，硕大的军用地图上的红箭头、黑箭头遒劲地演绎着两军的铁血厮杀……这是1939年5月白俄罗斯军区举行的首长——司令部演习。
经过数天夜以继日的紧张搏杀，演习终于在月末结束了。
参演的军区骑兵兵团和坦克兵团的指挥员、参谋长和参谋们都松了一口气，只等讲评结束，该休假的休假，该上学的上学，不能休假、上学的，也可以回复到原有的张弛有度、按部就班的军营生活了。
5月31日深夜，斯维斯洛奇河上升腾起来的雾气使位于明斯克一隅的苏联骑兵第三军的营区朦朦胧胧，使这次行将结束的演习带上了神秘的色彩。
司令部平房尽头的宿舍里一直亮着灯光，窗帘上不时透出一个人影。这次演习的主持者——白俄罗斯军区主管骑兵工作的副司令员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正在准备明天早晨的演习讲评。
朱可夫伏在桌上写一阵子，又起身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比划、琢磨一阵子。悬吊在半空的电灯把他那胸部宽阔、头大脸圆的形象以及来回变幻的动作、苦思冥想的神态投射到窗帘上。
朱可夫历来重视演习讲评，认为讲评既要对演习的优劣作出中肯的评判，还要对以后的训练提出切实的规划，是往昔训练的总结，也是今后训练的动员。
灯光的映照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朱可夫的额头拧起大疙瘩。朱可夫对这次演习不满意，认为应该解决的几个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军官们士气不高、合成意识不强的问题依然故我。而这些是面对侵略、扩张野心恶性膨胀的德军的苏军西部军区部队不能容许、亟待解决的问题。
想着想着，朱可夫习惯性地长呼了一口气，想将胸中的郁闷吐净，可是，胸部依然压抑、甚至有些隐隐疼痛。
朱可夫清楚，这种压抑和疼痛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
此时苏联的政治氛围并不像自然界的初春那样温暖和明朗，而像冬末那样寒冷和阴郁。
1937年到1938年苏联全国上下进行的“肃反”运动，像一场熊熊大火掠过，使苏联这片宽广无垠的绿地花谢草枯，使苏军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叶萎枝槁。
这次清洗的重点是军事机构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苏军的5名元帅中，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叶戈罗夫元帅、布留赫尔元帅都先后被捕并处决，只剩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二人。15名集团军司令员中有13人被清洗，85名军长中有57人被清洗，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清洗，440名旅长中有220名被清洗，即70%的军长、60%的师长、50%的旅长遭到清洗，另外还有20%至25%的其他指挥人员被清洗，共约35万红军指战员成了“肃反”的牺牲品。这样的“清洗”形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战友、同志之间互相提防，互相猜忌，谁也不相信谁。幸免于难者明哲保身、循规蹈矩、无所事事。十月革命中诞生、历经近二十年建设而壮大起来的苏联红军伤筋动骨了。
朱可夫在二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中，铸就了少言寡语、宽容忍让、勤恳诚挚、淡泊名利的性格和品质，少有政敌而多挚友。是性格决定了他未被清洗的命运？
当然，不是没有遇到过麻烦。朱可夫也因“无端指责政治工作人员”，“同一些‘人民的敌人’关系密切”等问题而遭起诉，只是因为所在部队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明辨是非，没有听从一些人的摆布，才使他幸免于难……
朱可夫这一级的军官没人不知道大清洗的发起者是斯大林。
从红军遭受的灾难性损失，从周围一些战友的遭遇，从自己的经历，朱可夫痛感大清洗是一场灾难。但是，大清洗将怎样演变，朱可夫觉得自己说不清。正因为说不清，朱可夫像苏军许多高级指挥员一样，也是在担忧、恐惧中过日子。但是朱可夫认为，无论对于自己的祖国还是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无论对于自己的信仰还是对于自己的人民，都需要一支能够战胜敌人的强大军队，自己作为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一名苏军指挥员，训练中该说的话要说，该做的要做，该坚持的要坚持，该解决的要解决，要把部队带好，不然就是失职，就是犯罪。
朱可夫像为数不少的苏军军官一样，忍辱负重，恪尽职守。
自从一年半前担任白俄罗斯军区主管骑兵的副司令员以来，朱可夫更是常常暗自叮嘱自己：“我无力改变目前的局势，但我有责任把白俄罗斯军区的军事训练搞好。”
想到这些，朱可夫皮肤略显粗糙的脸部抽动了一下，宽阔额头上的大疙瘩似乎舒展了一些。
朱可夫坐回桌子边，点燃了一支烟抽了两口，把自己的思绪完全拉回军事演习上来，拉回训练中来。
朱可夫认为，现代战争的胜利不是靠步兵武器的对射，更不是靠刺刀砍刀的肉搏，而是取决于诸兵种协同作战。他师承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的观点，主张苏联红军尽快采用坦克和飞机这两种新式武器。他也很赞同德国军事理论家汉斯·冯·泽克特的理论，注重在突破作战中使用装甲部队。
朱可夫把这些观点写进讲评提纲中。
晨曦透过玻窗，与亮了一夜的电灯光逐渐融合在一起。朱可夫的讲评准备好了。
习惯于清晨沐浴的朱可夫到隔壁的浴室冲了个冷水澡，就着牛奶嚼了两块黑面包，然后将讲评材料装进黑色的公文包走进会场。
近百名参训的军官“刷”地起立。他们没有使自己的演练达到朱可夫的要求，但他们对朱可夫是很尊重的。
朱可夫示意大家坐下，会场上顿时阒寂无声。
朱可夫讲评了演习的基本情况后，毫不隐晦地讲了自己对演习的不满，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单位和个人。受批评的单位指挥员和个人都起身静听，直到朱可夫许可后方才坐下。
台下的军官们表情复杂，有的轻轻点头，有的轻轻摇头，更多的则一言不发。
朱可夫站起身来，提高了声调：“同志们，现在的形势很清楚，德国法西斯侵略我国只是个时间问题。训练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训练，为了我们的官兵战场上少流血少牺牲，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必须搞好每一分钟的训练！”
会场上骤然响起掌声。显然朱可夫的话拨动了他们的心弦。
这时，身材高大的军区军事委员苏赛科夫从左侧走上讲台，凑到朱可夫耳边，压低声音：“副司令员同志，刚才莫斯科电话通知您立即动身，明天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到。”
电话通知是司令部的值班参谋刚才向苏赛科夫报告的。
“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到……”朱可夫听着，心里一怔，但他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我知道了。”
朱可夫转向大家，声调比刚才还高：“现代战争要求每个指挥员都要学会指挥合成作战，都要学会运用坦克、装甲车，使用飞机。如果你不会，我们教你；如果你不想干，我们就迫使你干；总之，要你成为一名适应现代战争的指挥员。当然，如果你最后还成为不了，那就对不起，你就离开苏联红军吧！离开！”
会场上又响起了掌声，比刚才热烈得多。这掌声似乎要将笼罩在白俄罗斯军区的抑郁之气冲散。
朱可夫向大家敬了一个礼，收起材料不紧不慢地走下讲坛。
苏赛科夫传达的电话通知，不知何故在场的军官们都知道了。所有的与会人员肃立在过道走廊边，默送他们的副司令员上了汽车，气氛肃穆。
朱可夫昂头从欢送的人群中走过。
朱可夫坐上送站的吉普车后座。
坐在右前方的随身参谋巴维尔少校知道朱可夫日夜忙碌、很久未回家了，踅身提醒道：“副司令员同志，回家去看看——”
巴维尔中等身材，略显清瘦，一双蓝色的眼睛透出聪慧，办事勤快、机灵，很得朱可夫的欢心。
“不，上火车站。”朱可夫目光盯着前方。
朱可夫是1924年28岁时与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结婚的，有个女儿艾拉已经11岁。她带着女儿住在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有时回卡卢加省斯特列尔科夫卡村照看他的母亲。军人的职业使朱可夫很少能照顾家里，他常常有一种负债感。
明斯克不愧中欧腹地的交通枢纽，往西北是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往东南几小时的火车穿过布列斯特就进入了波兰国境，往东北更是一马平川直达莫斯科。因为是枢纽，每天经过这里的列车有数十趟之多，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到莫斯科的。
吉普车很快进了火车站，巴维尔引导朱可夫跨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巴维尔把朱可夫的军用皮箱放好，把卧铺包箱整理了一下，给朱可夫倒上一杯水：“副司令员，休息一下吧。”
朱可夫微微点头，巴维尔退出包箱，在走道靠窗户的折叠木椅上坐下。
列车出了明斯克火车站，喘着粗气一阵提速后渐渐行驶平稳了。朱可夫侧靠在卧铺上，闭着双眼，但心里总也平静不下来。
“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到，这样急迫会是什么事呢？”朱可夫讲评时一听到苏赛科夫转达的电话，这个问题就跃入了脑子里，但他当时克制着不去想。现在一人独处，问题便澎胀开来，占据了整个脑海。
国防人民委员是苏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称谓，后来与大多数国家一样改称为国防部长，时任国防人民委员乃伏罗希洛夫元帅。
“难道德国对我国有什么动作，伏罗希洛夫让自己担任某项特殊任务？”朱可夫想开了。他深信富有远见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预见，苏联的头号敌人是德国，德国对苏开战只是个时间。德国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今年3月又夺占捷克斯洛伐克，打开了对苏作战的通道，苏德之间难免一战。但德国与英法矛盾也加深了，目前要先对付英法等国，尚不能一下子转到东方进攻苏联。
难道是肃反方面的问题？
一想到这里，朱可夫就感到一阵心悸。
此前朱可夫有幸未在大清洗中遭难，但他亲眼目睹了大量瞩目惊心的事实：他敬重的老上级、基辅军区司令员雅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鲍列维奇、老军长塞尔基奇都先后被枪决。1936年秋带领他们赴西班牙的军事观察团团长别尔津将军被押回国内执行处死……俄共中央委员、基辅军区司令员雅基尔将军对自己的罪行毫无所知，便给斯大林写信说：“我是一个诚实的战士，多年来一直把自己献身给党、国家和人民。自我记事以来，我一直在党和领袖面前老老实实地忘我工作……我将怀着对您，对党和对国家的热爱，对共产主义的无限信心死去。”然而，斯大林并不理会这些。几天后，雅基尔被枪决了。
他想到自己要去晋见的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在雅基尔最后给他的信上批了“恶棍和娼妓”，伏罗希洛夫则加批了“绝对确切的评语”……朱可夫对伏罗希洛夫的感觉与党内、军内的传说一样：伏罗希洛夫是斯大林实行大清洗的忠实支持者、执行者。
大清洗中，许多高级军官就是接到一纸命令或一个电话通知后便在战友们的视野里完全消失了，雅基尔将军、乌鲍列维奇将军都是接到了一纸命令后不知所终的，其中也有人过了若干时间后被公布了罪名，而这些罪名显然是莫须有的。
朱可夫忽然感到后脊发凉。
他把卧铺上的毛毯盖在身上，可是，身上依然嗖嗖发冷——是心里发冷。
面对这样的局面，职务比自己高、资历比自己深的元帅、将军都毫无办法，自己又能怎么办呢？朱可夫感到，有时对付政治斗争比对付战场上荷枪实弹的敌人还要难得多。
朱可夫转了个身，刚打了个盹儿又惊醒过来。
忽然，朱可夫的脑际出现了一丝亮光：在大清洗中，沙波什尼科夫、华西里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等将军得以保留。在朱可夫的心目中，这些将领都是比较能干的。
为什么这些将军得以保留下来？朱可夫细细思索，觉得在大清洗中斯大林似乎对骑兵部队的领导人比较宽厚。是因为斯大林与骑兵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可能是。早在斯大林担任西南军事委员会委员时，骑兵部队的高级领导人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等对他就很友好。布琼尼骑兵部队1918年到1919年保卫察里津的战绩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而朱可夫担任过骑兵第四师的师长，在任期内第四师因在校阅中表现上佳，获得最高奖——列宁勋章。而第四师曾为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亲自领率过。
朱可夫不想靠什么力量保护自己，但他不原意不明不白地遭受清洗，谁不热爱自己的人生，谁不热爱自己的事业？而朱可夫早已立志献身苏维埃军队。
朱可夫想停住回忆，可是往事如车外的远山近树、田畴农舍，不断闪现、跃动。
朱可夫1896年12月1日出生在卡卢加省斯特列尔科夫卡村的一个贫苦家庭里。父亲安德烈维奇是鞋匠，母亲阿尔捷耶芙娜在农场干活，他有一个姐姐。全家4口人只有一间屋子，生活十分艰苦。童年时，朱可夫在一所教会小学读书。毕业后，父亲带他到莫斯科在舅舅皮利欣的毛皮作坊里当学徒。工作很苦很累，但他坚持自学，夜间甚至凑近暗淡的路灯做功课。1913年他参加市立中学全部课程考试，取得合格的成绩。
1915年8月，朱可夫应征入伍进入骑兵部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十月革命爆发以后，朱可夫参加红军进入莫斯科骑兵第一师第四团，1919年3月1日加入联共（布）党。他和乌拉尔河流域的哥萨克白军作过战，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白军交过手，参加过消灭安东诺夫匪帮的战斗，在察里津战役中左脚和左胁受伤，在捷普娜娅火车站一战中受到严重震伤。国内战争结束时，他已经升为骑兵连连长。
1923年4月，年仅26岁的朱可夫被晋升为骑兵第三十九团团长。
1924年到1930年间，朱可夫进入著名的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进修班深造。他常常提出一些别人料想不到的观点，他的见解总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但他又总能运用新奇的逻辑加以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