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各章从逻辑与历史、过去与现在、多边与双边、政治与经济、宏观与微观等多重视角对中日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基于以上研究，本章旨在就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基本特点和演变规律进行总体概括，就未来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几种前景进行展望，并就我国的对日政策提出一些探索性的思路。
（第一节）21世纪初中日关系基本特点
一、1972年中日复交的四大条件及其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逐步显现出了与此前不同的一些新特点，这一局面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从那以来的10年间，中国国内的对日政策讨论持续升温。特别是2003年以来，国内终于出现了“人人关注日本问题”、“全民参与对日政策讨论”的壮观景象。
面对新的局面，国内一时间曾涌现出各种要为中日关系“求解”、“解套”的思路。其中，不乏深刻、透彻的战略思考，但也包含着脱离现实、急于求成的议论——有的迷恋于“蜜月期”的思维和手法，以致不能正视新的现实；有的主张抛弃以往的对日方针，不惜采取对抗政策。
经过几年来的讨论，国内对转折期中日关系规律性的认识总体上逐步深化。尽管依然见仁见智，但有一个最基本的进展，那就是人们开始围绕“中日关系已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一现实形成一个共识范围。
(一)1972年中日复交的四大条件
回首30多年前，中日得以在1972年复交，归因于多种内外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四大因素。
1.国际环境因素
美中和解导致美苏两极格局向美苏中战略大三角演变，为中日复交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战后国际关系史一再证明，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开始就不是完全取决于中日双边因素，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特定国际格局下多边结构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强烈地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制约和影响。
二战后，中日两国均形成了新的政权主体。1949年10月1日，中国通过国内战争而发生了政权交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于1945年8-9月间被美军占领，经历了近七年的非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地方分权(Decentralization)改革（通称3D改革），于1952年4月28日恢复了外交权。中日两个新政权一开始就被置于美苏两极冷战格局之下，两国都缺乏重塑东亚国际秩序、左右相互关系的能力，都必须在“倒向美国”、“倒向苏联”、还是“保持中立”这三条道路之间进行抉择。其结果，中日分别采取了“向苏一边倒”和“向美一边倒”的对外路线，分属于相互对峙的东西两大阵营。然而，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与日美关系已经具有质的差异。中国外交自始就具有独立自主性，对苏联控制中国的作法加以抵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已开始调整“向苏一边倒”路线，并制定了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方针；与此不同，日美关系自始就带有“美主日从”性质，日本决策层发展对华关系的每一步尝试都受到美国的严格监控和严厉打压。因此，中日两国直至1972年迟迟未能复交，问题出在日本，而不在于中国。
1971年，中美实现了“改变世界历史”(尼克松语)的和解，美苏两极格局在亚太地区被修正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格局。美国基于“联华制苏”战略，认为“中国的富强符合美国的利益”，因而对包括日本、西欧各国在内的其盟国发展对华关系采取了默许乃至鼓励的态度。在这一新的亚太格局下，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负面牵制作用大为缓解，正面促进作用急剧增大。中美突然接近给日本决策层和社会各界带来了巨大冲击（日本称作“尼克松冲击”），中美“越顶接近”带来的极度失落感，促使日本决策层开始认真考虑推动日中复交事宜。
2.两国领导层因素
中日双方领导层都具有战略远见、政治威望和政策决断与实施能力，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键。
在上述有利的国际环境下，1972年7月上台的“田中角荣首相一大平正芳外相”这一对最佳组合内阁，一改其前任——佐藤荣作内阁的反华政策基调，制定了速战速决、一举实现日中复交的方针。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国领导层敏锐地把握到日方政治气候的变化，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欢迎田中首相来华进行复交谈判的信号。中日两国决策层都充分运用各自在国内的政治威望、战略远见和决断能力，抓住机遇，突出重点，搁置争议，使停滞20多年的中日复交进程在短短几天内出现了一泻千里、一气呵成的结局。
然而，当时日本决策层做出这一决断也并非没有风险，而是曾受到其国内反华势力的极力阻挠和威胁。访华成功回国后，田中角荣参加了国会众参两院大会，受到了连续四个半小时的质问，包括自民党议员在内的许多议员骂他是“国贼”。
归根结底，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领导层高瞻远瞩地对本国的核心利益和两国共同利益做出政治判断、从战略高度对两国关系予以共同推动的结果。
3.谈判成功因素
两国政府在复交谈判中把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就几个关键问题达成共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保证。
回首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如何对待两国间差异和矛盾、如何把握原则的度，曾是事关谈判成败的重要保证。中日复交谈判曾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几度险陷僵局。主要难题包括：日本反省侵华历史的问题，日本宣告《日台条约》无效的问题、日本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问题、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日美安全条约》问题等等，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上的决裂，都可能导致谈判失败、邦交正常化进程再次拖延。中日双方把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彼此都做了一些重要妥协和让步，经过艰苦细致的谈判，共同努力逐一跨越了诸项障碍，终于就历史、台湾、领土等关键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把其写入《中日联合声明》中，迎来了谈判成功，开创了两国关系的“历史上最好时期”。
中日两国领导人表现出的战略判断、政治决心以及在此基础上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谈判艺术，是中日邦交当时得以实现正常化的必要条件。
4.舆论支持因素
中日两国社会各界和舆论给予积极支持，也是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又一重要因素。
在二战后相互政治隔绝时期，中国政府一直以‘斩进积累”、“以民促官”的方式，积极、主动地推动了对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日本各界对华友好人士对此予以积极回应，在其政府设置重重障碍的困难状况下推动了两国民间经贸与文化交往，为两国邦交正常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些前期积累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民众和舆论基础。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总统突然发表访华决定后，日本各界惊呼被美国的“越顶外交”出卖，纷纷要求其政府一定要赶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复交，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内外条件日趋成熟。1972年9月下旬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前后，中日两国社会总体上都对此做出了正面反应。在中国国内，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方式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中国政府就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积极意义向全社会作了广泛的解释和说明，中国民众在对日复交问题上坚决拥护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在日本国内，出现了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强大氛围和舆论，这对排除反华、亲台势力的阻挠、推动其政府做出日中复交的决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复交后中日关系的阶段性变化
复交以来30多年间，中日关系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各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已有了深厚的积累。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国际环境、中日国内状况、两国相互作用方式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终于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新局面。
复交30多年来，中日关系发生了几次阶段性的变化。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初的10年。这一时期，中日共同奠定了相互间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基础，为经贸与民间交流扫清了障碍，使两国关系实现了从“以民促官”模式向“政府主导”、“以官带民”模式的过渡。这是一个“政治关系占绝对主要地位”、“政治拉动经贸与民间交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以结束长期战争和冷战对峙为契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初的10年。这一时期，中日关系进入了以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强劲动力的新阶段，中日经贸交流与合作全面展开，中国出现了19世纪末以来的新一轮留学日本高潮。这是一个“政府主导”、“以官带民”模式向“官民并举”、“官民互促”模式过渡的时期，中日关系从“蜜月期”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初的10余年。这一时期，在国际环境和中日国内条件的变化下，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结构性调整的转折期。
与前两个10年相比，最近10余年间中日关系经历着新的全面而深刻的结构性调整。1972年曾促成中日复交的四大因素都正在和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
(三）中日复交四大因素的变化
1.随着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中日在国际秩序观和对外战略上的分歧凸显出来，两国关系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转折期和鼓励中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苏东剧变、中国“六四风波”、苏联解体等事件，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利益中心的均势战略向意识形态导向的“促变”战略倒退。1992以后，中美日俄的经济发展势头出现了“中美两盛、日俄两衰”的趋势，美国感目I」“苏联的军事威胁”和“日本的经济威胁”双双消失，开始把中国视为“下一个主要潜在对手”。美国在其对华政策中加进了战略防范因素，着手构筑起以美日同盟为轴心的“新东亚战略”，加大了“扶日抑中”的力度。
中国一贯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主选择其发展道路的权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画线和以各种手段干涉他国内政，是冷战思维的反映，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敌；由一个超级大国主宰一切的单极国际秩序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应致力于建立所有国家都平等参与的国际新秩序。
冷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和各界精英起初也认为未来世界不可能是单极霸权体系，而只能是一个多极世界，并主张建立一个“日美欧三极”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放弃“三极论”转而采取了“霸权稳定论”，试图以充当美国霸权体系的忠实支持者来为自己争得在东亚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领导者”地位。日本对美国的霸权目标、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战略、以美式民主观念干涉和颠覆他国的作法日益采取紧紧跟随的姿态。在防范和抑制中国方面，日本也与美国一拍即合，正亦步亦趋地配合美国构筑以武力共同控制东亚的军事体制，尤为严重的是摆出了联合干预台湾问题的态势。
对美日的这一动向，中国理所当然地增大了疑虑和戒心。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论述“后冷战时代”和“后霸权时代”国际秩序的大量论着，其绝大部分都主张新的国际秩序不可能是一极霸权世界，并呼吁日本开展“大国外交”，建立“日美欧三极主导”的国际新秩序。
配合美国不断加强排他性的军事同盟体系，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摆出加强对美军事支援态势，持续恶化了中日安全互信氛围。
2.日本陷于经济低迷和中国呈现经济崛起势头使两国战略心理失衡，相互防范心理给两国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19世纪后半期，日本曾通过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一系列事件，把2000年来对中国的敬畏之情迅速改换成蔑视之念。即使是在二战中战败，日本也认为是败给了美国而不是败给中国。以现实和功利着称、崇尚强权和力量、以成败论英雄的日本，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崛起势头日益感到不安，“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列岛悄然流行开来。
在中国国内，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一部分人滋生出浮躁心态，对依然具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力、一流科技水平以及丰富国际资源的日本采取了盲目轻视的态度。然而，中国政府和各界主流对中日国力之差距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日本鹰派势力欲借渲染“中国威胁论”来推动本国军事大国化的动向表现出了高度警惕。
3.中日领导层的内政与外交发生了深层变化，特别是日本领导层开始背离1972年以来的对华友好政策轨道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都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制定和发展的对日友好路线，至今在对日政策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贯性和延续性。
反观日本，随着“革新势力”的衰落，其政界出现了“总体保守化”趋势，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主张遏制中国和摆脱“历史赎罪意识”的右翼鹰派势力逐渐占据了政界主流。以此为背景，1993年以后，日本领导层开始背离1972年以来的对华友好路线，在历史、台湾、领土等问题上频频向中日共识底线发起了挑战。
2001年4月出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在挑战中日共识的方向上走得最远，表现出了向1972年以前倒退之势，其对华政策与岸信介、佐藤荣作等战后最敌视中国、使中日关系陷于最冰冻状态的内阁时期十分相近。1972年，周恩来总理曾明确表示不与佐藤荣作进行复交谈判，而后又及时向同年7月在佐藤之后出任首相的田中角荣发出了欢迎其来华谈判的信号。小泉首相本人原属于承袭岸信介源流的森喜朗派，其目前最为赏识并视为首相接班人的鹰派人物安倍晋三又是岸信介的外孙。近年来，中日两国有识之士越来越看清，小泉首相及其内阁、特别是其主要阁僚们，正在全面颠覆田中首相以来历届内阁的对华友好政策，意欲倒退到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轨道上去。
另外，以下几方面变化也是改变中日领导层相互作用方式的因素：两国国内政治和外交决策中的大众参与、舆论影响、公众夕卜交的成分日趋增大；（2)两国经贸与民间交往的规模与复杂程度远非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可比；（3)近年来两国相互舆论和民族感情持续滑坡。在这些变化下，中日决策层掌控相互关系的程度逐渐降低，中日关系正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层主导、政治决断”类型向“官民互动、大众参与”类型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