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期，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演变为背景，中日关系的基础条件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一变化集中表现为两国国力对比、各自国内舆论影响以及相互间政策互动方式等方面的快速演变。这种变化对中日关系总体框架的调整与重塑过程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从微观上科学地分析这些变化，是从宏观上准确地展望中日关系发展趋势的重要前提。
（第一节）国力对比的静态与动态
国与国的关系是由两个基本层面构成的：基础层面，是相互间综合国力的静态比较和动态变化；在此之上的表层，则是双方之间既相矛盾又相依存的互动关系。任何双边关系都是一种对立统一体。其中，各国间相对实力的上升或下降始终处于动态变动之中，这种变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将引起两国关系结构与框架的一次大变动，而这又将对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21世纪初期，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是如何演变的？其可持续发展潜力各有哪些优势和劣势？本节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国力的界定和分析
国力是一个国家具有的属性及其资源的相互结合。由于国力是由各国拥有的各种要素构成的综合力量，因而也称为综合国力。在国际关系的意义上，国力是指某一个国家影响别国行为的能力。实际上，这不仅是指影响别国的外在能力，而且更是影响别国的潜在能力。一个国家的这种能力的大小，决定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综合国力的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它是用来概括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对外关系等实力因素的范畴。近年来，由于综合国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因而对其进行国际比较日益成为各国的重要研究课题。
综合国力的内涵和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对其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进程。国力学本身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国力学派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研究的侧重点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异。国力学经历了从古代重农国力学派、重军国力学派以及与战争相关的各种国力学派的萌芽阶段，发展到近代重商国力学派、重海权国力学派及重陆权国力学派的初期阶段，最终演进到了现阶段的综合国力学派阶段。
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H.J.Morgenthau)是当代国家实力分析方法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国际间政治》一书中，研究和概括了近代国家实力的性质，认为国际政治就是各国间的权力之争；各国为了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就必须提高国家实力，国家实力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他又对国力的诸种构成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一个国家的国力包括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状况、人口、民族性、民族士气、外交质量、政府质量九个方面的要素。其中，前四个是物的要素，后五个是人的要素，即把国力区分为相对稳定的要素(有形国力)和易于变化的要素(无形国力)两种形式摩根索一改以往学者大多首先重视军事力量的习惯，开始关注各种非军事要素在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主张把国力作为一个国家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基础。
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尔(JosephFrankel)在1964年发表的《国际关系论》中，突出了社会心理因素对国力的影响。他提出，国力应由人口、地势、经济、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心理、社会因素六个要素构成。他把心理和社会因素作为无形国力因素，为其后的有形国力与无形国力两大国力因素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深化和促进了综合国力的研究进程。
随着行为主义学派对国力学理论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国力理论开始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美国学者兼政府官员R.S.克莱因(R.S.Cline)以量化的方法对国力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一个国家的国力由五大要素构成，即基本要素（人口和领土)、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战略目标、实现战略目标的意志。他把综合国力分解为物质力量要素和精神力量要素。物质力量要素主要包括基本基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精神力量要素主要包括战略目标和国家战略意志等内容。克莱因提出了一个定量评估国力的综合公式：Pp=(C+E+M)x(S+W)。其中，Pp为确认的国力，C为基本基础(人口、领土)，E为经济实力，M为军事实力，S为战略目标，W为实现国家战略的意志。这一公式被称为“克莱因方程”，也称“现代综合国力方程”。克莱因据此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国力进行了评估，在1975年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力评估中，中国和日本分别为世界主要国家的第三位和第六位。“克莱因方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注重基础资源的同时，强调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在国力要素中的地位。
各国学术界相继出现了对“克莱因方程”的修改性见解。其中，日本学者福岛康仁在“克莱因方程”的基础上，对某一些变量做了修改，把国家战略目标(S)修改为国内政治能力(G)；把实现国家战略的意志(W)修改为国家外交能力(D)。这样，评估国力的公式就变化为：P=(C+E+M)x(G+D)。其中，C表示人口、领土和自然资源；E表示GNP、人均GNP及其实际增长率，再加上工业实力、农业实力和商业实力；M表示军事实力。福岛运用这个公式对1982年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力进行了评估和排序，其结果，日本和中国在世界的国力排名分别为第五位和第六位。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综合国力研究独具特色。基于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日本所处国际环境及其“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日本的国力研究非常重视非军事因素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影响。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计划局委托日本综合研究所进行综合国力的基础调查。日本综合研究所在《日本综合国力》研究报告中将国力划分成国际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和强制能力三大构成要素。国际贡献能力包括基础实力(经济、科技、财政实力)和政策实力（金融实力、对外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在国际社会活动中的活动能力）；生存能力包括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实力、防卫力量、国民意志、结盟和友好关系；强制能力包括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外交力量、战略物质和技术。其中，经济实力是国力的基础，科技实力是国力的重点；国际贡献能力作为三大要素的核心，试图体现日本加强国际相互依存的愿望，也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力和战略意图的特点；强制能力是一国影响、说服和威胁他国的实力。该报告认为：“日本的强制能力比较低，大约只有美国的1/4，远不如英国和法国。主要是因为不具有作为强制能力的军事实力。
日本综合研究所在《日本综合国力》研究报告中，采用了德尔菲(Delphi)方法，使用了15个构成要素，拟定了108个综合国力评价指标，实际入选70个，用加权算术平均和比较评分的方法计算综合国力。该国力测度模式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实力为重点，以国民意志为支柱，以对外关系为突破口，来反映和衡量当代综合国力竞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统计调查。该研究报告以美国国力100分为标准，将国际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强制能力分别定为50分、30分、20分来计算1987年世界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其结果是：美国100分，日本53分，西德47分，英国和法国各自45分，中国17分；同时，在该研究报告中以同样方法对2000年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力排名进行了预测，结果是：美国100分，日本57分，中国35分，德国19分，英国10分，法国6分。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学者对综合国力的研究和评估开始取得进展，相继出现了一些学术成果。
中国军事科学院黄硕风教授认为，综合国力的本质应该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精神力和潜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的合力。其基本构成要素是生存力、发展力和协同力。具体来说，生存力是指一个国家继续生存和确保安全的能力；发展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发展能力；协同力是指国家领导集团对内外的优化组合、协调统一的能力。为便于定量分析，他把这三大力量中的各个要素分别化为“硬”变量、“软”变量、“协同”变量，运用系统论、助、同学和系统动力学原理，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综合国力学理论体系，并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引进了综合国力各个构成要素中起支配控制作用的宏观变量，建立了一组旨在测定综合国力值的“综合国力动态方程”。他把这三种力量分解为资源力、经济力、科技力、教育力、文化力、国防力、外交力、政治力八种要素，采用指数法、专家咨询法、模糊数学法和灰色系统分析方法对其进行量化测算，并通过“超前趋势预测”模型，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评估和测算。
黄硕风教授以20世纪80年代末的数据测算得出：到21世纪初，美国的综合国力仍居世界第一位；德国若统一，将排在第二位；日本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金融实力都非常雄厚，但国内资源缺乏，防卫力量整体能力比较低，其综合国力在世界的排序为第三；苏联如果改革不成功，可能会下降为第四。中国在1949年我国的综合国力只列世界第十三位；1961年后为世界第十位；1980年升为第八位；到198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八位、工业总产值居第三位、农业总产值居第一位，综合国力已上升到第六位，如果改革开放取得更大成就，经济、科技、文教等获得协调发展，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在内，其综合国力有可能稳步登上世界第五位X“综合国力动态方程”的最大特点是尽可能客观地反映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综合国力的动态性变化和发展状况。
中国学者丁峰峻在1987年发表的《综合国力论——2000年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刍议》一文指出，综合国力应该区分为有形力量(硬国力）和无形力量(软国力）两个部分。有形力量是可以计量的，无形力量则无法计量；有形力量(硬国力)包括自然力、人力、经济力、国防力，无形力量(软国力)主要包括政治力、科技力和精神力。他认为，综合国力的计算是相当复杂也相当主观的问题。评估综合国力的公式应该表述为：综合国力=软国力x硬国力=(政治力+科技力+精神力）x[R(自然力+人力+经济力+国防力）。其中，R是结构系数，表示硬国力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软国力相当于硬国力的系数，起着修正作用王宏义等学者运用对称性和简单性作为对综合国力进行测度的理论依据，以动态系统的描述方法，提出了功能(Function)、规模(Dimension)、结构(Structure)、7水平(Level)四维向量的综合国力测度模式：CNS=F(F.D.S.L)，并采用1985年的数据，对世界12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测算
以上中外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主要是其强调国力构成要素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究其原因：（1)各国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各不相同，因而其对国力构成要素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也各不相同。这是各国国力研究出现不同特色的客观基础。在相同历史时期，各国国力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因而其对国力的认识各不相同。“国外学者一般在具体意义上使用国家实力的概念，即主权国家利用总体资源影响他者的战略能力，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基本国情和基本资源最重要的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技术实力的综合性指标。”如“克莱因方程”对国力学最大的突破，就是把国力构成因素分解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大要素，改变了以往国力研究中只重视基础资源的状况。
199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撰文，把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分解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大类。硬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包括国家凝聚力、文化普及程度和在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分量。他认为，实力的内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软实力具有与硬实力同等重要的作用。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国家实力概念正从强调军事力量和征服力量转向把科学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作为重点要素。他依据硬实力和软实力两大评估模式，对1990年世界五个主要国家的强弱进行了计量和评估。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既是摩根索以来很多学者的无形国力概念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国力研究的又一突破。这一概念清晰地表达了，国力竞争不仅是军舰、飞机等看得见的物质因素的竞争，而且更是国内的凝聚力、组织力和国际感召力等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制度、文化、外交力量的竞争。
在总体上，各国学者在国力构成要素的综合性上观点基本一致。一般说来，综合国力要素包括经济力(包括资源力、对内经济活动力和对外经济活动力）、科技力(包含科学技术的研究能力和应用能力）、军事力(包括作战成员的数量、组成、训练、装备、活动能力、军工生产和后备力量等)、社会发展程度（包括社会保障的发达程度、法律的完善程度、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的发达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和保健程度等)、政府调控能力(经济调控能力、行政调控能力和法制法规调控能力）、外交力（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协调能力）等等l。以上各种国力要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国力要素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力要素发展变化，以至共同影响和决定整个国家的实力。
概言之，综合国力（ComprehensiveNationalPower)就是指主权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其国际影响力的合力。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中既包含自然的，也包含社会的；既包含物质的，也包含精神的；既包含实力，也包含潜力以及由潜力转化为实力的机制，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科教、文化、教育、国防、外交、资源、民族意志、凝聚力等要素有机关联、相互作用的综合体-。
国力研究将物质实力、精神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纳入分析与评估范围。其中，真正能够进行量化的内容是硬实力部分，而政府效率、外交影响等软实力则较难进行量化而只能进行评估。由于国家之间社会制度、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迥异，相对的、变动的无形国力因素错综复杂，要想准确地评估软实力，就有必要对所评估的项目进行高度概括，以便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