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东亚唯一的发达经济体。然而，在参与东亚区域合作这一重要领域方面，日本的积极性远远低于经济总量上比其小得多的东盟国家，也落在韩国、中国后面。在东亚区域合作发展历程中，日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其他国家“推着走”的，一直到21世纪初期，日本的保守态度才有明显的转变。
日本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贸易和投资关系上，与东亚各国和地区有密切的联系，但长期以来，其区域合作意识一直比较淡薄。这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不一样。美国为了对抗欧洲日益强盛的区域合作意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与加拿大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议》，并于1994年建立了由美、加、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美国早期对外经济战略取向是要主导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做GATT(关贸总协定）的旗手。但在欧洲区域主义浪潮的冲击下，美国转向务实主义，在继续保持其对GATT/WTO的主导权的同时，发展与巩固北美自由贸易区，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双轨”战略。
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之前，美国曾倡导过双边贸易安排。如1942年美国就与墨西哥、乌拉圭订立过互惠贸易协定。后来，美国为了消除其商品出口欧洲和全球的障碍，转而倡导建立全球多边贸易体制。
日本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在对外经济战略上，长期以来一直是面向全球而非东亚地区。日本的对外投资和出口市场，主要在美国和欧洲，日本大企业更注重对美欧的投资，因为在那里资本回报率更高。日本大企业的眼光是全球性的，而非地区性的。而从政府的贸易政策来看，由于长期实行“贸易立国”的方针，始终把注意力放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上，对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兴趣不大，态度消极。多年来，面临欧洲与北美经济区域化的迅猛发展，日本一直以“不作为”为对策，没有自己的一套相应战略。
其实，日本是亚洲最早提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民间就提出建立“泛太平洋组织”、“亚洲经济合作机构”和“太平洋自由贸易”等设想(参见本章（第一节）第二部分“东亚区域合作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APEC成立时，日本又是主要发起国之一。那么，为什么日本在区域合作方面，态度如此保守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迷恋“雁行模式”和“没有协议的一体化”
东亚的经济奇迹是在以日本为“领头雁”的垂直型国际分工体系下产生的。这f巾“雁行模式”使东亚形成了“没有协议的一体化”，即在没有任何协定的状态下，东亚各国在市场力量推动下，被自发地纳入到一个以日本为首的区域分工体系之中。“雁行模式”的形成，使日本和东亚地区获得了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日本因此感到东亚地区“没有必要通过经济一体化协议来获取市场并且认为“如果追求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框架，如FTA，将是有害的”日本的这一信条直到20世纪末“雁行模式”趋于解体时才开始发生变化。
2.要顾及美国的态度
维护日美同盟是二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在这方面，历届日本政府都不敢越雷池半步。美国不点头的事，日本是不敢去做的。在东亚区域合作方面，日本不但不敢单独出面进行，甚至连说“东亚”二字都很慎重，而是言必称“亚太”。日本过去所提的各种区域合作设想，都是以“亚太”或“太平洋”为范围的，即一定要把美国包括在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官方也曾经有过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念头。但是，当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0年底正式提出建立包括日、中、韩与东盟在内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倡议后，日本官方又变得犹豫不决了，因为美国表示了强烈反对。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对东亚经济合作态度越来越谨小慎微，讳莫如深。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正是日本在东亚地区发挥其影响的大好时机。日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并担当主要出资国的建议。此建议虽然得到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支持，但由于美国及美国控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反对而流产。日本为了顾及美国的态度，又一次失去了参与甚至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机会。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合作迅速发展起来。但日本态度并不积极，主要也是为了顾及美国的立场。
3.自己的“身份”问题没有解决好
日本虽位于东亚，是亚洲的一员，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始终难以接受“AsianIdentity”(亚洲身份)。2000年，东京大学一位教授曾作过一项调查，结果只有23%的日本人承认自己是亚洲人。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没解决好“脱亚”还是“返亚”的问题。1886年（明治18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撰写的《脱亚论》一文，给日本近代“脱亚”思想的形成带来巨大影响。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当政者推行的是“脱亚入欧”的政策。二战后，日本又与美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全面追随美国，推行的是“脱亚入美”政策。在日本国民中，以崇尚美欧为荣，看不起亚洲、看不起亚洲邻国的心态很普遍。日本有识之士曾指出，“在100余年的历史中，因为无法摆脱看不起其他亚洲国家的习惯，今天的日本不知道在多少方面蒙受了损失-。日本只有在美欧圈子中，才会说自己是亚洲国家，而在亚洲，则始终以自己是七国集团(G7)成员而自诩。
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一个半世纪中，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早已“西化”。所以，虽然日本地处亚洲，使用汉字和筷子，但日本人的自我意识更接近欧美而不是东亚，在东亚，可能只有日本才有连确认自己“身份”都感到困惑的问题。这种心态势必影响日本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兴趣；而且，即使政府对区域合作的政策变得积极了，只要国民的这种心态不改变，它仍将起阻碍作用。
4.背负着“消极的战时遗产”
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曾致力于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帝国体系”(参见本章（第二节）第一部分），20世纪30年代更以武力来实施其征服亚洲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日本对东亚邻国的武力入侵和暴行，在亚洲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由于日本对历史罪行不做深刻反省，不断有政客出来翻案，东亚邻国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予以谴责，日本与东亚邻国的关系常常出现危机。而这种情况在欧洲、北美是见不到的。日本背上了“消极的战时遗产”包只，认为如果搞区域合作，“可能会使其亚洲邻国想起当时日本帝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这种想法使日本在东亚合作中既不敢挑头，又不甘受制于人，心态十分矛盾，其结果是消极被动，无所作为。
(二）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各地掀起第三次区域主义浪潮（参见本章（第一节）第一部分）。各种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亚洲金融危机促成了东亚合作机制——“10+3”框架的形成，东亚区域主义迅速抬头。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对东亚区域合作采取的“不作为”政策已难以坚守下去。1998年起，日本国内不断有呼声警告政府不要孤立在区域合作潮流之外。日本政府主管部门的思想随之出现转变。
以1998年为转折点，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转变大致可分为1998-1999年、1999-2001年及2002年至今的三个渐进阶段。而1998年之前，直到20世纪80年代，则是一个漫长的叫卩转变期”。做这样一个划分的主要依据来自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各个时期发表的各类白皮书和蓝皮书，从这些阐述政府政策的文件资料中，可以看清楚其区域合作和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轨迹。
1.1998年之前的“非转变期”
日本主管国际贸易和区域合作的主要有两个部门，卩MITK通商产业省；2001年起改名为METI，即经济产业省)和MOFA(外务省）。MITI从1948年开始，每年发表一部《国际贸易白皮书》(又称《通商白皮书》），至今已持续50余年。这是阐述日本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权威文件。半个多世纪以来，《白皮书》始终推崇多边贸易体制，对区域贸易协定持否定态度，日本因此被国际社会称之为“多边主义的积极推动者”。而日本学者却无奈地指出，二战后整个冷战时期，日本只是全球多边体系的一个被动参与者，不得不服从于美国对该体系的主导。日本除了被动地忠于以最惠国待遇为代表的GATT原则外，别无选择，根本不敢触及作为GATT规则例外的FTA。说到底，是因为“日本想要建立一个不包括美国的区域联盟是一种禁忌”，这种思想在外务省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但另一方面，日本也从GATT/WTO中享受到巨大的利益，而其所付出的代价(开放市场)却是微不足道的。这才是日本拥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真正原因，即它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1998年的《国际贸易白皮书》被认为是“多边主乂原则下最后一个版本”。该《白皮书创刊50周年特刊》总结了二战后半个世纪日本贸易政策的基本走向和经验，其结论是：“一个更加自由而且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对于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遭受重创的经济的维持、60年代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走出一条新兴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以及70年代和随后的岁月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是十分必要的。该书对FTA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也持否定态度，认为FTA会削弱多边贸易体制，而地区经济一体化则会使贸易壁垒大幅增长。
MITI的这一态度与另一个主管部门——外务省是一致的。日本外务省于1998年4月发表的《外交蓝皮书》也强调“维持和加强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变得日益重要”及“区域经济合作有可能导致世界经济的隔离，使之陷于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中”等观点。
日本反对以RTAS/FTAS为代表的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经济的区域化进入新阶段。欧洲一体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现，使日本对这两个地区的贸易遇到了麻烦。由于不是这两个地区经济集团的成员，日本的商品必须缴纳更多的进口关税，这便是日本所称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为此，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曾提出重新审查GATT第24条（有关RTAS/FTAS的规定），要求对其进行更加严格的约束气此举也使日本从战后长期扮演的“被动的多边主义”角色转换为“主动的多边主义”角色，即从被动地执行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规则到主动去维护甚至改变该规则。
2.1998-1999年的“转变开始期”
就在MITI1998年的《白皮书》发表的同时，两条“黑船”分别从墨西哥和韩国驶入日本，其影响力犹如19世纪美国“黑船-驶入德川幕府下的日本一样，后者导致了日本闭关自守政策的消亡，前者则使日本奉行半个世纪之久的崇尚多边主义而对区域一体化敬而远之的贸易政策发生重大转折。
1998年6月，一艘“黑船”从墨西哥驶抵日本，墨西哥贸易部高级官员拜访日本，要求与日本政府商谈成立双边FTA事宜。另一艘“黑船”是由同年2月刚刚就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派来的，韩国新政府希望改进因历史问题而陷于麻烦的韩日关系，主动提出与日本建立双边FTA协议。MITI随之于1998年7月和9月进行了主管局领导和专家的讨论，对是否要改变长期坚持的以多边贸易体制为主的贸易政策、如何把握FTA及区域合作方向等问题进行仔细研究，最后于10月5日写成一份重要报告，题为《推动战略性的贸易政策：以地区贸易协定为导向》(又被称为KONMO备忘录）。该报告指出，地区贸易协定对于建立地区间的政治联盟，经济上的规模效应、对多边贸易规则的有效补充和多层次互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报告还建议对于日本与韩国、东盟、美国以及美国和欧盟的邻国如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建立FTA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并提出把与日韩FTA作为今后10年内优先考虑的贸易政策。对此，日本学者评论说：“1998年10月5日这一天标志着MITI的贸易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即从原则上的多边主义转向有选择的双边主义。”
1999年3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问韩国，双方共同签署了“日韩21世纪经济议程”，内容包括投资推动、关税协议、知识产权等与FTA有关的安排。小渊还在高丽大学演讲中说：“日韩两国能够在21世纪共同领导建立一个与欧盟在规模上不相上下的亚洲自由贸易区。”这表明，MITI的政策转变已经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认可。与此同时，关于日一韩和日一墨FTA，已经分别开始了半官方商谈。
MITI于1999年出版的《国际贸易白皮书》对地区贸易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态度已从批评为主转向肯定为主。但对日本建立自己的双边FTA的表态，仍然比较犹豫，也没有提及任何有关FTA的设想。这表明MITI对于政策的转变仍然是很谨慎的。至于另一个决策部门——日本外务省——态度更加保守。在1999年出版的《外务省蓝皮书》中，对于RTAS/FTAS总体上仍持否定看法。日本学者评论说，“外务省在抛弃重要的多边贸易体制时比MITI更为谨慎，甚至有些畏缩但是，日本政府部门的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很快就被从新加坡驶来的第三条“黑船”所改变。新加坡在1999年6月首次通过驻日大使传递了希望与日本建立FTA的想法。同年8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对来访的日本企业界代表团提出了同样的非正式建议，并得到日方的正面回应。两国领袖随即同意进行联合研究。JSEPA《《日本一新加坡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直接从“准官方”层次上进入商谈程序，跳过了前两个协定——JKFTA(《日本一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和JMFTA(《日本-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所经历的第一个程序，即半官方商谈阶段。这是因为，日本觉得与新加坡签订FTA，较之韩、墨要容易得多。新加坡是一个几乎没有农业的城市化国家，日本不会遇到较多的麻烦，尤其在农产品帀场开放问题上更无麻烦。JSEPA的问世，对于日本向区域合作方向前进起了加速器的作用。
3.1999-2001年的“转变加速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