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南浔镇上，庄家最为富有。当家的名叫庄允城，字君维。这庄氏的老家在江苏吴江县的陆家港，到庄允城这一代才迁来南浔镇定居，成了浙江省的子民。庄氏一门不但有钱，而且还出才子，时称有“九龙”，即庄允城、弟庄允堦、堂弟庄允坤、子庄廷鑨、庄廷钺、庄允堦子庄廷镳、庄廷鎏、庄廷镜、庄廷钟。这两代九人或为贡生，或为庠生，都是斯文一脉，对经史子集博览精通，吟诗作画也都有几分风雅。
事情就出在庄廷鑨身上。
庄廷鑨，字子相，从小文采出众，胸有大志。15岁这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县学里被选拔出来，进了当时的最高学府——设在北京的国子监。谁知美如彩霞的前途刚刚在他面前展现的时候，他却在一场大病过后双目失明了。然而这个性格坚强的少年郎没有气馁和沉沦，他决心以左丘明目盲作《国语》为榜样著书立说，争取名留史册。可是写什么呢？他动开了脑筋。就在他苦无门路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成全了他。
南浔镇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历代都出过很有名气的人物。明代天启年间，这里出过一位宰相，就是朱国祯。他生于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字文宁，号平极，别号虬庵居士。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他32岁，中了进士，此后官运亨通，直升为文渊阁大学士，成了明熹宗的辅臣。他的政绩虽然平平，但文才还是挺高的。他所写的《涌幢小品》极富人生哲理，生动活泼，在日本也有很大影响。
其实，朱国祯的才华主要还在治史上。他后来为朝中奸人所劾，对官场心灰意冷，干脆托病辞官，回到故乡南浔镇，专心撰写史书。写有明《大事记》、《大政论》、《大训记》，当时已经刊印发行。又写有《明史》一部，仿照二十一史的体例写成，但还没有刊刻。
朱相国死后，子孙不肖，家道急剧中落，到顺治年间时，已经可怜到只有靠拍卖家产度日了。朱家子孙也委实可气，竟将朱老相国心血浇铸的《明史》书稿拿来换钱。双目失明的庄廷鑨听说朱家要出卖一部《明史》书稿，索价一千两银子，于是不假思索就买下了朱国祯的遗稿，准备以此为基础，好好地撰写一部《明史》。
由于朱氏遗稿的基础并不怎么好，再加之朱国祯死于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所以他的《明史》书稿也不可能记载崇祯朝的事情，还得予以补充。这样，庄廷鑨面临的修史任务就变得繁重而艰难了。
作为盲人的庄廷鑨，知道单靠自己的才能和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应该组织起一个写作班子，靠集体的智慧写好《明史》。于是，经过几天的筹划，他终于拿出了一份名单，上面列着十八位他所仰慕的文人学士，有潮州府归安县的茅元铭、吴之铭、吴之镕、李礽焘；湖州府乌程县的吴楚、吴心一（一说是茅次莱）、严云、唐元楼、蒋麟征、韦全佑、韦全祉；江苏吴江县的张雋、董二酉、吴炎、潘柽章；仁和县的陆圻；海宁县的查继佐、范骧。拟聘请他们作为“参订”，帮助他共同完成《明史》的撰写工作。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腊月的一天，在庄家的客厅里，十一二位颇负才名的才子拥炉而坐，高谈阔论，话题集中在最近发生的两件大事上。一件是陈名夏叫清廷杀了头，一件是郑成功率领抗清义军，攻占了漳州和泉州。
陈名夏是江苏溧阳人，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中进士，官至翰林院修撰兼兵部和户部的都给事中。后来，归顺了李自成的起义军。但清兵入关南下时，他又投降了清政府，继续做自己的大官。前不久因为官场内部的勾心斗角，被政敌宁完我参劾，被顺治皇帝处死。这是那年三月里的事。对于陈名夏的死，这伙满怀抗清意识的文人自然是拍手称快，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投敌叛国的叛徒，给文人丢脸败兴的渣滓，早就该死，死有余辜。
谈论起郑成功来，这伙人的情绪就大不一样了。头年冬天，顺治皇帝敕赐郑成功为靖海将军，派人送去海澄公印，想让他归降大清。但遭到郑成功的严厉拒绝，并当即发兵进攻，意欲收复大明朝的失地。前不久攻克了漳州泉州，军威大振。对此，这伙崇尚气节的文人自然击节称快，欢欣鼓舞，跃跃欲试。有人当即提议，在未来的《明史》稿中，要特别写好延平王郑成功。当下博得一片赞同声。
大家正在畅谈时，年轻的蒋麟征也不免激动起来，他大声发问说，既然时局这么鼓舞人心，我们还坐等什么？快动手写吧！写他个激昂慷慨！
庄廷鑨一听，笑了笑说，西宿老弟不用急，再等两位朋友。他们一来咱们就动手。
大家问是不是要等陆圻和查继佐？庄廷钱说：陆、查二位，还有范骧，恐怕请不动，反正把他们三位的大名列入“参订”名单就是了。现在要等的是吴炎兄和潘柽章兄。
一听吴炎和潘柽章也参加编写，大家情绪为之一振。因为这吴、潘二人的名气太大了，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江苏的吴江县有个吴炎，还有个潘柽章，都是了不起的高才。国难当头时，他们才都二十多岁，宁可丢掉功名不取，以诗文来抒发怀念故国、反抗满清的豪情壮志。后来他们又说：光写这些空洞的诗文有什么用？应该继承司马迁和班固的传统，好好写出一部《明史》，那多么有价值！于是，他俩广泛搜罗实录、文集、奏疏等各种各样的宝贵资料，开始了撰写工作。真是怀纸吮笔，昼夜相继，写下的书稿堆满了床头，装满了箱子。
的确，在庄廷钱请到的这些名士中，论人品、学问、道德、文章，吴炎和潘柽章可算是佼佼者。
杜工部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真是道尽天下无数志士仁人壮志难酬的遗恨与悲痛。这个庄廷鑨，也真叫命运不济，多灾多难。就在他安排好大家开始编写《明史》不久，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医治无效，竟撒手而去。他临死也没闭上眼睛，尽管那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遭受打击最大的，莫过于他的老父庄允城。这位明代的贡生、“复社”的积极参加者，此时已经60多岁。白发人送黑发人，令他老泪纵横，痛不欲生。但他毕竟是一位久历人间风雨的老人，最终坚强地挺住了。他含着泪对儿子的亡灵发誓说：廷鑨儿，你放心地去吧。编写《明史》的千斤重担，有老父一力承担！你九泉有知，就等着这一天吧！
庄允城放下手头一切活络，打起精神，领着写作班子继续写书。他又不辞辛苦地从同乡茅瑞征家借来参考书《五芝纪事》和《明末启祯遗事》等书；还跑到湖州城里，请当过南明礼部侍郎的李令皙为即将编成的书作序文。这样经过大约一年的努力，一部宏篇巨制的新编《明史》终于脱稿了。
产生于改朝换代时期的一部书，又出自一群充满抗清复明意识的江南名士之手，它的政治烙印是十分明显的。可惜的是，今天已见不到这部《明史》的全貌，只能从它遗留的残篇和一些古人的笔记中略知一斑。从清政府的眼光看，它至少有以下几处的“悖逆文字”。
其一，胆敢直呼清室先祖的名字而不加尊称。比如：不称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的祖父为景祖翼皇帝，而直呼其名曰党昌安；不称努尔哈赤的父亲为显祖宣皇帝，而直呼其名曰塔克世，等等。
其二，把大清天朝的应天而生不写成“龙兴”，却诬蔑为异族的“兹患”，称天朝大军为“贼”、为“夷”。
其三，不用清之年号为正朔。该书纪年自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至崇祯十六年癸未，都一字不提清在关外的年号，即天命、天聪、崇德；就是在清廷已稳坐北京、君临中原之后，该书仍坚持不用清年号纪年，而只用南明小朝廷的年号如隆武、永历等。
其四，对明朝的败亡充满惋惜和同情。像“惜也……以故复没。迄今读稗官所记，犹令人拊髀捶胸，泣数行下。”等等这样露骨的文字，散见于该书的《杜松传》、《李如柏传》、《李化龙传》、《熊明迂传》中。同时大骂孔有德、耿精忠、吴三桂等为叛臣，不一而足。
在清政府看来，这样的书当然是百分之百的逆书。但在写书人看来，就难有清政府这种切肤之痛了，甚至觉得还远未解气，写得太冷静客观了点。
这就种下了祸根。
且说庄允城见新书编成，一副重担落了地。他送走诸位名士以后，不敢稍歇，又为刊印的事张罗起来。他请来当地最好的刻工汤达甫，最好的刷匠李祥甫，在南浔镇北头的圆通庵里收拾出两间静室，开始了工程浩大的刻版印刷工作。即使按最快的速度计算，也得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不管怎样，庄允城的决心已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叫这部书流行于世，以告慰爱子庄廷鑨的在天之灵。他把这件事看得比给儿子找一个过继者以延续庄门香火都重要。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但他做梦也没想到，报答他的却是一场杀身之祸。
无耻之徒以《史》敲诈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浙江官场爆出一大丑闻。
古代水运为“漕”。沿江沿海省份征收米粮，由水路运往京师，为“漕粮”。清沿明制，设漕运总督一人，专管漕运之事，为正二品官，兼尚书衔者为从一品官，总漕部院衙门设在江苏淮安府。
在漕运总督之下，专管漕运事务的官儿是督粮道，又叫粮储道。他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征收粮食和押运粮船，并任用地方上的佐贰官为具体押运官。他手里这点权力很是不小，被视为一种肥缺。各州县的父母官来省城钻营时，都不敢怠慢这个督粮道，也都要塞上一份厚礼。
此时浙江的督粮道名叫李廷枢，江苏震泽县（在江苏省东南部）人。此人学业尚好，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中丙戍科进士，由庶吉士升任翰林院编修。后外放出京，谋得浙江督粮道这个肥缺。当时，浙江省有两个督粮道，分工是：一个押运粮船北上进京，一个留在省里准备次年的漕粮。这一年，轮到另一位督粮道进京，李廷枢留省不去。
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浙江湖州府归安县知县吴之荣，是个一心要往上爬的无耻之徒，认准了空子，必定要大力钻营，不惜一切手段。他是江西省抚州人，按说也是读书人出身，但不知怎样却变成一个心黑手狠的官场无赖。他早已打听清楚，今年去北京押漕的不是李廷枢，而是满族出身的另一位督粮道。为了讨好这位满官，叫他“上天言好事”，便送去一份沉甸甸的厚礼，而李廷枢收到的却是一份象征性的礼品。这事不知怎么叫李廷枢给嗅了出来，不禁勃然大怒，不顾体面地当面责骂起来。前面说了，吴之荣本是个官场无赖，叫李廷枢骂急了，把心一狠，我吴之荣也不是非靠你李廷枢就能升官！也破口回骂起来。
李廷枢吃了亏，岂能就此罢休？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归安县学里有一名诸生张辰生，与李廷枢素来认识，正想从他那儿找点当官的门路。李廷枢就暗中把张辰生找来，提供了几条吴之荣贪赃卖法的劣迹，叫张辰生以个人名义向总督和巡抚写信揭发，事成之后，必有好处。归安的秀才告归安的知县，这叫后院起火！挺绝的一招。
谁知吴之荣更鬼，早就防着李廷枢的报复，并掌握了张辰生的活动。这天他把张辰生叫去当面点破，并要以诬告罪处罚之。张辰生并不知道吴之荣是否真有揭发信上那些劣迹，心中发虚，便一个劲讨饶，并卖出了幕后的指使人。吴之荣转了转眼珠儿，对张辰生说，要我饶你好办，你也替我写信揭发李廷枢，写什么我告诉你。这家伙来了一个以毒攻毒。
一个张辰生，又告吴之荣，又告李廷枢。一杆枪两头戳人。事情张扬开，引得全省轰动。为了替官场遮丑，总督和巡抚只好请示皇上，把李吴二人同时治罪。结果判了绞刑，入狱待决。
到了这个地步，二人方后悔不迭。虽说多花些钱运动运动还有出头之日，但毕竟得在四堵墙里蹲一阵子，这个苦不好吃呀！谁知要关多长日子呢？
你别说，坏人常能走好运。到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时，皇上大赦天下。这李廷枢和吴之荣也在被赦之列，双双恢复了自由。而且经过这一折腾，二人握手言和，反而成了朋友，后来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二人的素质于此也可见一斑，整个一对无耻之徒。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赦了的李吴之辈，尤其是吴之荣，真好似恶虎归山。一场血腥的文字狱，便是因他们而引发，造成惨绝人寰的结果。
就在李廷枢、吴之荣被赦出狱后不久，庄允城主持刊刻的《明史》问世了。它的销路很好，各大书铺都有买主。尤其此书有李令皙作序，十八名“参订”者中又有大名鼎鼎的陆圻、查继佐、范骧、吴炎、潘柽章等人，所以一时影响很大，流传很快。
但此时的政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清廷在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别说东南诸省的抗清武装被消灭，就连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偏远省份，也被清军一鼓荡平。一度成为人们精神支柱的郑成功，此时也元气大伤，无力回天了。而象征明祀未绝的最后一个南明皇帝朱由榔，也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二月逃出国界，缩在缅甸苟延残喘。随着政局的稳定，清朝统治者对具有反抗意识的士大夫就态度强硬起来，动辄加以镇压。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的“丁酉顺天科场案”、“丁酉江南科场案”、“丁酉河南科场案”、“丁酉山东山西科场案”就杀了六七十个人，“江浙文人，涉丁酉一案不下万辈”。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春正月，严禁文人结社订盟。皇上的圣旨这样说：“禁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也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
在这么一种高压气氛下，庄氏的《明史》既是大多数心怀不满的文人的一剂兴奋剂，又是少数士林败类卖身投靠、升官发财的敲门砖。总之，它是非常招人的敏感物。
果然没过多久，刚出狱的李廷枢就打上了《明史》的鬼主意，他也是从一个叫赵君宋的人的身上获得的启发。
赵君宋，温州人。他的学历并不高，只是一个拔贡出身。但他却擅长打小报告等暗中害人的勾当，所以没用多久也混上个湖州府学教授的职务。这样一个小小学官，没什么实权，捞不到多大的油水，早就瞪大眼珠子盯着四周，看有个什么升官发财的大门路没有。《明史》一出，他心中暗喜，机会来了。他跑到本城叶圣基开的书店里，狠狠心，掏出自家六两银子的腰包，买得一套《明史》带回衙中。但他的本事有限，看不出多少问题。于是就把本学一位优等生俞世祯找来，命他替自己检阅磨勘，鸡蛋里头挑骨头，搞出一些“大逆不道”的罪状来，结果摘出几十条不法文字。赵君宋一面出榜贴于学门，一面报送浙江学政胡尚衡。
事情发生后，庄允城并不把赵君宋放在眼里，因为他与本省的官场人物也有不少交往，有些关系还是很吃硬的哩。比如，在北京通政司衙门主持工作的王元祚，当初在浙江任守道时，就与庄氏很有些交谊。眼下正好派上用场。庄允城拿出三部《明史》，呈送给王元祚，托他转给礼部一部、都察院一部，予以审查。当然，少不了也给王元祚送一些白花花的银子。这么一来，赵君宋掀起的一点小波浪也就被压下去了。庄允城从此也有点疏忽大意，总以为经过三大衙门审查过的书，谁还能奈我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