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书法刚到许州时，颜真卿要宣布诏旨，李希烈指使养子一千人环绕着他谩骂并拔出刀剑对着他，作出要分割他、吞食他的恣态。颜真卿纹丝不动，面色不变。李希烈急忙上前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住颜真卿，喝令众人退下。把颜真卿安排在馆舍中以礼相待，但逼迫他上表朝廷，洗刷自己的罪过，颜真卿没有听从。
当时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河北藩领主帅各自称王，他们派遣使者向李希烈称臣，劝他称帝。李希烈就召颜真卿来，说：“今四王遣使共举事，不谋而同，太师观此事势，岂吾独为朝廷所忌无所自容邪！”颜真卿反驳道：“此乃四凶，何谓四王，相公不自保功业，为唐忠臣，乃与乱臣贼子相从，难道想与他们一同覆灭吗！”李希烈听了很不高兴。过了几天，李希烈又让他与四镇的使者一同参加宴会，四位使者说：“久闻太师重望，今都统（李希烈）将称大号而太师适至，是天以宰相赐都统也。”颜真卿斥责他们说：“是什么宰相！你们知道颜杲卿吗？他是我的堂兄。安禄山谋反后，他首举义兵而被害，诟骂不绝于口。我今年已经快八十了，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岂能受你们诱胁呢！”四镇使者便不敢再说话。李希烈于是将颜真卿拘禁起来，命令十名士兵看守馆舍，在庭院中挖了一个坑，扬言要活埋他。颜真卿泰然自若，见到李希烈说：“死生已定，何必多端，只需要一把剑就够了，那样岂不是也让李公省事了吗！”李希烈只得向颜真卿谢罪。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三月，荆南节度使张伯仪在安州被李希烈击败，失去旌节。李希烈派人把旌节和俘虏带给颜真卿看。颜真卿见后号啕大哭，跌倒在地，气绝而复苏，从此不与人说话。后来李希烈的大将周曾等人谋划袭击汝州杀死李希烈，尊奉颜真卿为节度使。事情泄露，李希烈将颜真卿拘送到蔡州，颜真卿考虑必死无疑，于是写好了遗书、墓志、祭文。李希烈僭越称帝时，派人问他称帝的仪式。颜真卿回答说：“老夫已经老了，曾掌国礼，所记的只有诸侯朝觐皇帝的礼仪。”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唐军重振，李希烈担心蔡州发生变故，就派他的部将辛景臻、安华来到颜真卿所住之处，在院庭中堆满了柴草，浇上油，对颜真卿说：“既然你不能归降，就自己焚身吧！”颜真卿起身投向火中，辛景臻等人急忙制止了他。七月，德宗车驾回到了长安，李希烈的弟弟李希倩由于参与了朱泚的叛乱，被处死。李希烈听说后极为愤怒，就在八月三日，派中使与辛景臻等人将颜真卿缢死，时年77岁。
颜真卿被害，在朝野引起了很大反响，三军为之痛哭，德宗停止朝见五日，谥号为文忠，下诏称他：“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
同归善理财殊途遭冤狱
——刘晏、杨炎之冤唐中期以来，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发展，吏治腐败，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或赋敛不一，或征发过多，造成“士民皆衣纸”的凄惨景象。而贵族则横征暴敛，挥霍无度。玄宗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没有限极。唐玄宗后期，唐朝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各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有其甲兵，更有其财赋，形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历时七年多，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河南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自此，唐王朝由盛转衰。在这种“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的情况下，刘晏临危受命，担当起了唐朝财政要职。
杨炎与刘晏同一时期，二者都是唐朝中期著名的理财家，也都死于冤狱。不同的是，杨炎害死了刘晏，后又被卢杞所害。因此，刘晏与杨炎之死当是中国古代冤狱中的典型。
刘晏理财挽救时局
刘晏（公元715—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刘晏少有才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到泰山举行祭祀天地大典，年仅11岁的刘晏到玄宗驻地献上自己作的赋。玄宗见其年幼，十分惊奇，命丞相张说当面考试刘晏。试后，张说回禀玄宗，认为刘晏很有才华，“是国家的祥瑞”。这样，刘晏被授官秘书省正字。此后，刘晏名重一时，被称为“神童”，公卿们争相与之结交。刘晏于玄宗天宝七年（公元748年）任夏县（今山西夏县）县令，后任温县（今河南温县南）县令，因政绩显著，迁升侍御史。
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刘晏奉诏出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此后，刘晏长期担任唐朝理财要职，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以左仆射兼判度支的身份独立总领唐朝财政。在刘晏参与或主持唐王朝财政工作的二十余年中，唐王朝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得以复苏，使唐王朝暂时度过了由“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危机。唐代宗曾把刘晏比作萧何，后人也给予刘晏以高度评价：“故论中国的理财家，管子而后，晏一人而已。”
刘晏理财思想的精髓在于“以养民为先”。他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并在这一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思想下，采取了一系列理财措施。
首先，发展漕运。“安史之乱”使交通运输遭到严重破坏，南粮北运几至中断，当时曾有“一斗钱一斗米”之说。严重的粮荒也威胁到京师，长安的米价由斗米二百钱飞涨到一千五百钱，即便皇宫的御膳房也是有上顿而无下顿。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江淮的粮食运不进来。
当时，关中一带所产粮食不能满足京师所需，大量的粮食需从东南地区调入。南粮北运的主要通道是隋朝开凿的运河，但由于河道年久失修，东南地区所产的粮食和财物均无法运人长安。因此，快速、有效地解决粮食问题就成为平灭叛乱、解决唐王朝危机的关键。
刘晏为解决粮食和物品的运输问题，进行了行程达千余里的实地考察。在比较了多个方案的利弊之后，认为疏通漕运是当时的最佳选择。因为漕运疏通后，可以减轻京师及其周边百姓的赋税、徭役，恢复漕运河道沿岸周边的社会经济秩序。同时，京师解决了粮荒，还可以对各地藩镇及周边少数民族起到震慑作用。为此，刘晏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漕运的恢复工作：
一是疏通运河，多建船场。刘晏指派大量兵丁疏通河道，“分黄河水入通济渠”，从而使运河河道得以疏通。同时，在江苏仪征县修建了10个船场，在较短时间内建造了两千艘每船可运粮上千石的大型船只。此外，刘晏改变了船工的征召办法，将以往无偿强征民夫的办法改为雇佣法，以此调动船工加入漕运的积极性。
二是因地制宜，分段运输。以往的漕运是直达运输法，即在每年早春将船只集中到扬州，装粮后于四月渡淮河入汴水，在浅水中行驶一个多月后抵黄河口。由于此时正值汛期，须等到八、九月才能由汴水入黄河，并在进入黄河后换船换人。这种运输方式既耗时又费力，且粮食损耗较多，每石粮在运抵京师时只剩八斗左右。针对这一弊端，刘晏改用分段运输法，即江南船不进入汴水，汴水船不进入黄河，黄河船不进入渭水，各段运输船只完成本段运输后即可返回。各河段衔接处设立粮仓，专管起运贮存粮食。同时，加强对船运的组织领导，“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为保障漕运安全，在漕运沿途派兵护送。
三是麻袋装运，减少损耗。以往漕运的粮食是散装，既不便于装也不便于卸。刘晏则令改散装为麻袋装运，从而既加快了装运速度也减少了损耗。
四是改私运为官运。以此降低成本，也便于对漕运的管理。
在漕运疏通后，“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其次，振兴盐业。“安史之乱”前，每斗盐价不超过十钱，而到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则上涨到一百一十钱。盐价飞涨虽然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另一方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使社会矛盾加剧。
刘晏于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度支盐钱转运使。之后，刘晏对盐法进行了改革。
一是废除食盐产销由官府垄断的政策，实行民产、官运、商运商销。刘晏在盐场设盐官监督盐民产盐，由政府收购并加入盐税后就地卖给盐商，再由盐商另行销售。这样，由于政府控制了食盐的货源和批发环节，从而堵塞了盐商投机倒把的渠道。同时，仅在食盐产地设置盐官，以往各州县所设盐官被取消，既减少了开支，也避免了官多扰民的状况，还使唐初因开放盐铁而不予征税的情形得以改观。
二是设立“常平盐仓”和实行“以绢代钱”法。为防止盐商在缺盐地区哄抬盐价，刘晏把官盐运到各地贮存。在发生盐荒时，由官府将贮存的食盐“减价”出售，此称“常平盐”。刘晏设立的“常平盐仓”有几十个，分布在交通要道上，贮备食盐二万余石。这一做法既可保证政府的税收，又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三是精简盐务管理机构。刘晏针对以往全国各州县均设置盐官的做法进行盐务管理机构的裁撤，只在少数盐区保留盐官。同时，撤销非重点产盐区的盐院。全国只保留十个盐监和四个盐场，负责管理和收购食盐以及食盐的中转和推销。此外，在主要城市设立十三个专门办理盐务的巡院，负责管理食盐的销售市场，打击盐商的不法行为，并向盐户传授制盐技术、提供制盐工具。
刘晏的盐务改革使税收日增，国库充裕。“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再次，平抑物价。刘晏在各交通要地设立驿站，负责掌握本辖区内粮食丰歉、物价升降等经济情况以及雨雪、旱涝等自然情况，逐月将这些情况上报，借此掌握生产情况和市场信息。在某地区因为灾害而粮食歉收导致物价上涨时，刘晏便减免税赋，同时指令当地官府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粮食。在丰年，政府则用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粮食。刘晏平抑物价的做法既稳定了物价，又防止了商人囤积居奇，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
杨炎理财改革税制
杨炎（公元727—781年），字公南，号小杨山人，凤翔（今陕西凤翔）人。代宗大历九年（公元774年）十二月，由宰相元载推荐为吏部侍郎。德宗时，由宰相崔祐甫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不久，崔祐甫因病不能参议政事，杨炎遂“独当国政”。
杨炎与刘晏所处同一时代，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只是杨炎当政时，藩镇势力更加强大，租庸调制破坏严重。
唐朝建立以后一直实行租庸调制征收赋税，而这一制度的基础是均田制。唐朝前期实行均田，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借此分得一块土地，由政府向受田课丁征收田租、力庸、户调（合称租庸调）。均田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因此，唐初的“贞观之治”乃至后来的“开元之治”均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有着直接关系。
然而，“安史之乱”使北方农民流离失所，导致均田制有名无实，使与之相伴的租庸调制也无以为继。据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统计，全国当时的总人口为五千三百万人，但不负担租庸调的人数则为四千四百七十余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在加重按户征收的户税和按亩征收的地税、青苗钱之外，另行增加了名目繁多的新税目。农民不堪重负，逃亡现象日益严重，从而使政府收入越加匮乏。
鉴于此，杨炎也进行了一系列财政方面的改革。
杨炎认为，赋税乃是国之大计，天下的治乱重轻均系于此，既然如此，就必须把财政措施制定得当。杨炎总结了历代理财经验，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建立起国家财政与宫廷经费之间的钱物分配计划，打击了干政的宦官势力，对唐后期的财政管理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杨炎的改革措施中，最有影响的是“两税法”的施行。“两税法”于大历十五年（公元780年）实行，即“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人。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其宗旨在于“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两税法”的颁行是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标志着中国自战国以来以搜刮人丁力役为主的赋税形态向以搜刮实物为主的新的赋税形态的转变。这一新的赋税制度推行后收效明显。“两税法”使唐政府收入大增，“赋入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缗），盐利不在此限”。同时，“两税法”严重打击了贵族豪绅势力，加强了唐中央的经济力量。
被诬致死天下为冤
刘晏与杨炎的财政改革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杨炎的“两税法”，一直延续被用做后来封建统治阶级赋税制度的基础。就是这样两位理财家，虽同朝共事，却成了互不相容的冤家对头，以致造成令人痛心的冤案。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诛宰臣元载，晏奉诏讯鞫”。刘晏对审理此案心存顾忌，而这种顾忌不是没有道理的。
刘晏与杨炎早有隔阂，“杨炎为吏部侍郎，晏为尚书，各恃权使气，两不相得”。同时，杨炎与元载关系密切，宰相元载与杨炎出身于同一郡县，杨炎又是元载一手提拔上来的，所以杨炎被擢升吏部侍郎、史馆修撰。元载当国时期，私下里物色可接替自己位置的人，开始时，初得礼部侍郎刘单，但不久他就死了；后又选中吏部侍郎薛邕，而薛邕也因故被贬谪；后来才选中杨炎，所以元载对他倚重无比。刘晏“以载居任树党，布于天下，不敢专断，请他官共事。敕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同推，载皆款伏”。虽然如此，元载一案还是加剧了刘晏与杨炎的矛盾。
元载被诛，杨炎受到牵连而被贬官，对此，杨炎耿耿于怀，一直暗中伺机报复。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代宗死，德宗继位。当时曾传说，刘晏在德宗还是太子的时候，曾参与宫中阴谋另立太子的活动。杨炎见有机可乘，借题发挥，奏曰：“刘晏、黎干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干以伏罪，晏犹领权，臣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虽有崔祐甫等众多朝臣劝奏德宗“不当究寻虚语”，但仍不能平抚杨炎的报复心理，最终还是罢了刘晏转运使而贬为忠州刺史。这标志着刘晏冤案的开始。
刘晏虽已外贬，杨炎仍不肯善罢甘休，他得知庾准往日与刘晏有私怨，把他擢任荆南节度使。庾准按照杨炎的意图，诬奏刘晏曾致书朱泚，语言怨望，并召集士卒，擅取官物，胁迫诏使，阴谋作乱，杨炎还出庭作证。德宗并未详察，遂于其年七月遣使者就忠州缢杀刘晏，时年66岁。过了十九天，德宗才颁下赐死诏书，公布其所谓罪恶。家属发配岭南，受株连者数十人，“天下以为冤”。
同归诬陷殊途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