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本是明朝的附属国，世代忠于明廷，虽多次受到清的分化、威胁，也始终不渝，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总和明朝相呼应，因而始终是清侧翼的一大忧患。公元1636年1月，皇太极为彻底解除这一忧患，亲率大军侵入朝鲜，包围朝鲜国王李倧于南汉城。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多尔衮和豪格从宽甸入长山口，攻打昌州，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突袭江华岛。当时，朝鲜王妃、两个王子，很多大臣及其眷属都转移到此岛避难。多尔衮在这里遇到了朝鲜军队的顽强抵抗，经过激战，清军杀伤守军一千余人。围城之后，多尔衮恩威并用，立刻执行皇太极的招降政策，停止杀戮，使江华岛得以投降。对投降的朝鲜王室成员，多尔衮并没有侮辱他们，而是对他们以礼相待。朝鲜国王因妻子、儿子及很多大臣已被俘虏，各路援军又被清军打败，只好放下武器，穿上朝服，率领群臣，向皇太极献上明朝给的敕印，投降清朝。皇太极凯旋盛京时，让多尔衮约束后军，携带朝鲜的人质李洼、李昊及大臣回来。朝鲜国王因为多尔衮对他的妻子以礼相待，所以一直不忘此情，就连给清朝诸王送礼时，多尔衮的那一份也总是最厚的。在顺利解决了蒙古和朝鲜的问题之后，多尔衮便集中力量协助皇太极，和明朝在辽西地区进行了激烈而持久的较量。
公元1638年，为进军明朝作准备，多尔衮监督修治了盛京至辽河的大道。接着自董家口侵入明朝境内，残毁了山西、河北、山东大片的地方，公元1639年才率军返回。最后夺取了明朝在山海关外的地方。公元1640年，多尔衮屯田义州，并不断向锦州、松山、杏山等城进攻。由于进展迟缓，受到皇太极的责备，被降为郡王，罚了近万两的银子和两头牛。受到处分后，多尔衮更加兢兢业业，公元1642年，终于攻下松山，俘获了明朝统帅洪承畴，迫使明朝大将祖大寿最后投降。持续了三年之久的松锦战役终于结束，明朝受到巨大的打击，多尔衮威望更大了，被恢复亲王。这时的皇太极已抱病在身，军国大事便经常委托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这两个亲王共同处理。在清军入关前，多尔衮追随皇太极转战南北，为清朝统一东北及蒙古各部做出了成绩，他在当时的地位已跃居诸王之上。
摄政亲王
皇太极死后第五日，即八月十四日，多尔衮采取主动，他召集诸王大臣会议，议立嗣君。这一天，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天刚亮，两黄旗大臣就盟誓于大清门，并令两旗的巴牙喇兵（精锐亲兵）张弓箭，环立宫殿，摆出兵戎相见之势。正式开会之前，多尔衮还在试探黄旗大臣索尼的态度，索尼认为先帝有儿子在，必须立其中的一个。会议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力主立皇子。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也说，应当让豪格继承皇位。豪格在已占优势的情况下，略表谦让之意。这时，阿济格、多铎展开了反攻，他们劝多尔衮即帝位。老于世故的代善也跟着见风转舵，说“睿王若应允，实是我国之福。否则，还是应当立皇子。”不再坚持立豪格。两白旗大臣进一步发动攻势，说若立豪格，我们都无法生活，坚决反对立豪格。多铎见多尔衮仍未明确应允，甚至又摆出立他自己或立代善。形势更加混乱，不可预测。代善以年老固辞，退出会议。多尔衮也不同意立多铎。这时，会议几乎开不下去了。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说他们都属食于帝（皇太极），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多尔衮看到，与豪格相比，他并不占优势。两黄旗与正蓝旗坚决支持豪格，镶蓝旗主旗贝勒济尔哈朗、正红旗主旗贝勒代善也是同意或倾向立豪格的，八旗之中有其五。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多尔衮强自为帝，必将引火烧身。于是，多尔衮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一方案打破了僵局，为双方接受。这样，既排除了他的政敌豪格，又可使他实际上享有帝王之权。
不论多尔衮主观上如何打算，他拥立福临这一行动，在客观上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和混战；并且争取了两黄旗一部分大臣，如镶黄旗的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对他都表示了支持。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无疑是很重要的。多尔衮辅政以后，到入关前，他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旗主、加强集权的措施。
崇德八年十二月，他以“盈庭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与济尔哈朗定议，“罢诸王贝勒管六部事”，削弱了诸王贝勒的权力，只让贝子、公等管理部务，而贝子、公要对摄政王负责。同时，又向各部尚书、侍郎和都察院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克矢公忠”，听命于摄政王，否则决不宽容；又传谕都察院各官，要密切注意诸王贝勒的行动，有事应纠参者，必须据实奏闻，不许瞻循隐匿。公元1644年12月又规定：“嗣后凡外国馈送诸王贝勒礼物，永行禁止。”进一步限制了诸王贝勒同外界的联系，从而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摄政王手中。不久，济尔哈朗宣布：“嗣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济尔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这当然不是他慷慨让贤，而是多尔衮巧妙地运用计谋取得的。这样，诸王预政的权力既被削弱，济尔哈朗也已在多尔衮之下，“王由是始专政”。这时，礼部也议定，摄政王居内及出猎行军的仪礼，诸王不得平起平坐，于是多尔衮实际上享有了帝王的尊荣。
多尔衮在争得摄政王首位之后，即着手打击政敌豪格。顺治元年四月初一，原来支持豪格的正黄旗固山额真何洛会，告发豪格有怨言，语侵多尔衮，图谋不轨。借此，多尔衮以“言词悖妄”、“罪过多端”为由，要置豪格于死地。只是由于福临涕泣不食，豪格才免去一死，但被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同时，以“附王为乱”的罪名，处死了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
至此，在短短的八个月内，多尔衮便集大权于一身。多尔衮这一系列做法，虽是个人的争权活动，但客观上对清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清的军政大权得以集中，指挥得以统一。这正是不久之后，清兵入关的必要前提和可靠保证。
进驻北京
公元1644年3月，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在这之前，正月26日，多尔衮曾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致书大顺军诸帅，“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这是要和农民军搞统一战线。四月初，多尔衮还不知道农民军已占北京，他在沈阳作了伐明的紧急军事动员：征调满洲、蒙古军的三分之二，以及汉军的全部。4月9日，他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以“便宜行事”的大权，率领阿济格、多铎以及归降的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向山海关进击。4月13日，清军抵达辽河。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遣人至清军，报告农民军攻陷北京的消息，并向清军乞援。当此形势突变之时，多尔衮显示了惊人的应变能力。他没有丝毫迟疑，而是立刻改变策略，接受了临行前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把农民军当成主要敌人。他又征询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除同意范文程的建议之外，还着重指出，应派先遣官宣布，这次进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扫除逆乱、消灭农民军。有做内应及立大功者，将破格封赏。为了争取时间，应计算里程，精兵在前，辎重在后，限以时日，直趋北京。19日，清军到达翁后，吴三桂再次派遣副将杨坤致书多尔衮。多尔衮正式复信吴三桂，表示对“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声称这次出兵的目的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并且一定要做到“唯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明确表示要统一中国才肯罢休。同时又拉拢吴三桂说：“伯（吴的爵位）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怀疑。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俨然反客为主，以全国最高的统治者自居。以这封信为标志，清政权彻底改变了打击目标，最终完成了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转变。
4月21日，清军一昼夜行军二百里，至日昏黑时，距山海关十五里驻营。是日，李自成亲率二十余万大军到达山海关，将吴三桂部包围于关城之内，并即刻开始了夺关激战。吴三桂自知不敌，屡屡遣使向清军告急。但多尔衮与多铎、阿济格计议后，仍不敢轻信吴三桂，故当夜清军“披甲戒严，夜半移阵”。李自成与吴三桂激战的隆隆炮声，彻夜不止。22日凌晨，清军进迫关门五里多。吴三桂见清军来了，就炮轰大顺军，率诸将十余员、甲数百骑突围，一直到了清朝的军营，拜见多尔衮，剃发称臣。多尔衮在军前将吴三桂晋爵为平西王，树立了一个给明朝降将加官晋爵的样板。多尔衮令吴三桂先行，开关迎降。多铎与阿济格分率劲兵一时驰入关门，竖白旗于城上，多尔衮自统大军继入。复以吴三桂军做右翼先发，出关敌李自成。李自成自知边兵强劲，成败在此一举，挥军与吴三桂决一死战。山海关城内炮声如雷，清军的兵力锐不可挡。快到中午的时候，多尔衮见吴三桂的军队快要支撑不住了，于是让人吹号角，派多铎、阿济格率铁骑数万从吴三桂阵右侧出去，直冲向敌阵。并且放了许多的箭，一时刀光闪烁。当时狂风大作，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败溃。刘宗敏负伤，李自成率领残兵急忙退出了北京。在李自成的大军被击溃之后，多尔衮下令关内军民都剃发。又在进军途中，以汉官范文程的名义，四处张贴安民文告。文告说：“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这就完全改变了以往清军数度入关到处烧杀抢掠的野蛮做法，使得关内的官兵百姓，向风归顺，近悦远来。这样，清兵每日奔行一百二三十里，未遇任何抵抗，五月初一日便到了通州。在这前一天，李自成放弃北京，向西撤退了。
清军入关后，对于清朝应否建都北京，要不要统一中国等问题，在满洲贵族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当时，由于到处是战火，交通不是十分地便利。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就主张，将诸王留下来镇守北京；而大兵或者还守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这样才无后患。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清朝在全国统治能否建立和保持的战略问题，多尔衮非常坚定。他驳斥说：既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特别是在目前人心未定的情况下，更不可弃而东还，动摇人心。他坚定表示：“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为了安定民心，六月间多尔衮明确宣布：建都北京。并派遣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去迎接幼主福临，决计建都北京，以统一中国。9月，福临入山海关，多尔衮率诸王群臣迎于通州。福临到北京后，马上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并为他“建碑纪绩”。多尔衮的同母兄阿济格、弟多铎也都升为亲王。济尔哈朗则仅被封为“信义辅政叔王”。至此，摄政王只有多尔衮一人。10月1日，福临在北京“定鼎登基”，宣告“以绥中国”，“表正万邦”。从此，清王朝把统治中心从关外转移到关内，在统一全国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平息反抗
多尔衮在北京立住脚跟的同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又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以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取消加派：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数目之多，已为明朝政府正常赋税的数倍，实是明末最大的苛政。这种无休止的加派，使得明末人民处于贫困交迫之中，人民对加派恨之入骨。清军入关后，有人建议清朝也按明末的数字进行加派，遭到多尔衮的反对。他在顺治元年十月下令，革除三饷及正税之外的一切加派。同时，他要求“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各巡抚御史作速叱驭登途，亲自问民疾苦”。于是，每年赋税减少了数百万两，穷困已极的人民得以缓一口气。
反对贿赂：多尔衮对明末广行贿赂的恶劣作风也严加斥责。顺治元年六月，他在《谕众官民》中说：“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亦不得见用”，“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因此，他责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婪肺肠，殚忠效力，则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俱在，必不轻处，定行枭首。”因此，当时的一些汉官都认为，“王上（多尔衮）新政比明季多善，如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
打击太监势力：明末太监势力极为猖獗，除操纵朝政外，对一般百姓迫害亦甚。当时宫廷中，宫女多达9000人，内监更多至10万人。清入关后，太监的势力仍然非常嚣张，当年7月，太监要照旧例，到京郊各县皇庄去催征钱粮。多尔衮认为这样“必致扰民”，没同意这样做。8月正式下令，不准太监下去征收，而改为地方官征收。这是对太监势力的第一次打击。对太监的第二次打击是，禁止太监朝参。本来，明熹宗以后，每值上朝，太监也要着朝服参加。清政府迁京后，这种制度并无改变。每遇朝参，太监总行礼在文武诸臣之前。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批准礼部的奏请，规定上朝时“内监人员概不许朝参，亦不必排列伺候”。经过这两次打击，太监在宫廷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得以收敛。
暂时妥协，平息反抗：剃发问题是清朝统治者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之一。早在努尔哈赤时，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凡是投降满洲的，都要以剃发作为标志。清兵入京后，多尔衮仍以剃发与否，“以别顺逆”。但他很快发现，“剃头之举，民皆愤怒”。于是，在进京的当月，多尔衮就改变前令，宣布“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在剃发问题上的暂时让步，使清朝在攻下江南重颁剃发令以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同北方汉族人民的矛盾。另外，多尔衮对当时北方农民军和各地人民的反抗，采取大力招抚的政策，下令各地方官，按能否招抚农民军将士，定各官之功劳。对投降的农民军将士，则委以不同的官职。顺治元年六月，顺天巡抚柳寅东见“流贼伪官一概录用”，认为很不妥当，主张“慎加选择”一番。多尔衮则说，“经纶之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可苛求”。多尔衮这个重要政策，对于瓦解农民军的反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很快被招抚平定，使刚刚入关的清政权有了一个能够保护自己、进攻敌人的战略基地。
以智取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