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虽然不满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死毛文龙，但由于毛文龙曾经两次带兵到山东抢掠钱粮，狂言“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劣迹斑斑。又在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说：“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尔牵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已经有投敌的趋势。崇祯自己也对毛文龙早有不满，认为毛文龙“通夷有迹”，故而对毛文龙之死甚喜，对袁督师斩毛文龙嘉谕倍至。
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数万清兵绕道蒙古，以避开忠于明朝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的防区。十月二十七日突破大安口，至十一月初连陷遵化、三屯营，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国彦自尽。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关。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此举，已有所料。为此，袁崇焕曾上了一道奏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来威胁北京。
“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卷二）
“崇焕随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石匮书后集》）
“盖崇焕自任复辽，殚精竭力；甫及期年，锦宁一带，壁垒改观。正拟器械马匹，稍有头绪，决计渡河，惟虑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白冤疏》）
但是，袁崇焕的两次上疏，都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足够重视，派出的援军也被遣回。不幸的是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顺利突破长城，于三十日，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
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是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
先是，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得报后金军已破大安口。袁崇焕作出以下军事防御部署：
其一，严守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已经调到关内，宁远总兵祖大寿也带精锐随袁崇焕入关。所以袁崇焕命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驻守山海关，防止后金乘机夺关。
其二，严守京师要道。袁崇焕命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
其三，严守京畿地区。在靠近京师东北方向的蓟州、三河、密云、顺义严密布防，防止后金从东北路入京。袁崇焕命保定总兵曹鸣雷等驻蓟州遏敌，自率大军，以总兵祖大寿做先锋，驻蓟州居中调度策应。命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刘策守密云。
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其措施是：
第一，遵化阻截。因为皇太极的军队突破了龙井关和大安口，直接指向遵化。遵化是京东的重镇，袁崇焕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这里。他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赵率教率部急驰三昼夜，行350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赵率教战死，是明军的重大损失。袁崇焕失去了最得力的大将，失去了救援京师的最佳时机。
当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后金先劝降，遭到拒绝。后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顽强抵抗。第二天，遵化“内应纵火”，遵化城陷落。巡抚王元雅走入衙署，自缢而死。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接着，后金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潜逃，总兵朱国彦把逃跑将领的姓名在大街上张榜公布，然后偕妻张氏上吊自尽。初七日，后金军破三屯营。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军堵在遵化的机会。
遵化失陷，驰报明廷，人心大震，朝野惊恐。时“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命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亲自带领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就是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
第二，蓟州阻截。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日，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可见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初十日，袁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曾两次败在袁崇焕手下，这次就没有同袁崇焕军队硬碰，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
第三，通州阻截。通州离北京只有40里，袁崇焕紧急率领军队往通州进发，力图把皇太极军队拦截在通州。十二月初一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120里。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他揣测到了袁崇焕的军事意图，不打算在通州跟袁崇焕决战，而是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袁崇焕这时的战略目标是将后金挡在京师以外，并部署军队依托城池来防守抵御。因为袁崇焕与后金征战多年，深知后金骑兵野战的优势，明军唯有依城作战，才能取胜。赵率教的4000骑兵在平原野战，全军覆没，就是明证。
虽然袁崇焕决意要“背捍神京，面拒敌众”，堵塞八旗军入京师之路。但是，袁崇焕设计的三个阻截都没有成功，这样战线就推到了北京。
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议商进取。会上，副总兵周文郁提出：“大兵宜趋敌，不宜入都。且敌在通州，我屯张家湾，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务，敌易则战，敌坚则乘，此全策也。”（《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就是说，未奉明旨，不宜入京！袁崇焕说：“周君言是。弟恐逆奴狡诈异常，又如蓟州，显持阴遁，不与我战。倘径通都城，则从未遇敌之人心，一旦动摇，其关系又不忍言。”“君父有急，何遑（闲暇）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河西务会议之后，袁崇焕率领9000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120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九日抵达北京外城广渠门外。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而他竟然毫无察觉。现在他又擅自率部进京，所以，从他抵达京师的那一刻起，袁崇焕实际上已经身陷腹背受敌的局面，只是他还不很清楚，或者根本顾不得关注自己。
同时，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也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
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北京保卫战即将开始。
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城外明军，主要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勤王部队，另外参加战斗的还有城上的卫戍部队。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托、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后金军先发炮轰击。发炮毕，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后金两军冲入，边杀边进，拼搏厮斗，追至城下。城上明军，奋勇弯弓，又发火炮，轰击敌军。不久，侯世禄兵溃，满桂率军独前搏战。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100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就在德胜门之战的同一天，广渠门也发生激战。
广渠门之战当天，莽古尔泰率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2000往击袁崇焕军，此时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9000关宁铁骑屯沙窝门外。这场广渠门大战，9000关宁铁骑血战数万八旗军及蒙古兵，自巳（巳正10时）至酉（酉正18时），炮鸣矢发，激战8小时，转战10余里。战斗中，一敌军抡刀砍袁崇焕，适旁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莽古尔泰箭如雨下，袁崇焕身中数箭，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由于袁崇焕身先士卒，拼死力战，关宁铁骑倍奋砍杀，莽古尔泰军被击败。袁崇焕部将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敌军至运河边。敌军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此一战，关宁铁骑杀敌千计，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关宁兵亦伤亡数百。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又用乡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皇太极军营里许，四面攻打。皇太极军大乱，遂移营出海子。
粜米蒙冤
明朝遗民谈迁的史学巨著《国榷》记载：
“辛末，召象乾及廷臣于平台问。象乾方畧对曰：‘插汉虎墩兔憨与顺义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黄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后。卜哈俱插汉分部，岁贡。自黄台吉与插汉哄，插汉不贡。隆庆庚午，俺答受封开市，卜哈部夷屡掠之。去岁卜石兔西走，哈喇慎俱被掳，白台吉仅身免，东投于建奴。其弟跌各兔等不欲也，白台吉媿死，哈部今其人无几。朵颜三十六家此日亦当联络，与哈喇慎可得三万人。诸部惟永邵卜最强，约三十余万人，若合卜石兔之兵可御插汉。’
“帝曰：‘插汉意不受抚，何？’对曰：‘当从容笼络。’帝曰：‘如不欵，何？’象乾密奏语不尽闻。帝善之，命往与袁崇焕共计。象乾请发抚赏银五万两。”
此事《崇祯长编》卷之十三元年九月亦有载，不过把“建奴”忌讳作“清”而已。由此可见朵颜是明廷笼络的对象。
而袁崇焕被指资敌的对象，就是上述的朵颜部。故市米资盗并不能成袁崇焕的罪名，而且袁崇焕后来卖米也是崇祯帝许可的：“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
《国榷》卷八十九又有记载：“初，广宁塞外有炒化、暖兔、贵英诸虏，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夷，所云西虏也，皆受我赏。建虏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通建虏，并革其赏。诸夷已哄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飚去，乃尽折入建虏，不受汉索也。”
可见谈迁认为崇祯在蒙古人饥荒时不知乘机拉拢，才是蒙古人投向后金引其入寇的主因。
磔刑处死
明思宗在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在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明思宗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的罪名于三年八月磔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行刑那天，袁崇焕毫无惧色，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刑场，“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袁崇焕卒年47岁。（《石匮书》）
世传清太宗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明思宗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但是阎崇年等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认为明思宗杀袁崇焕是因为朝廷内阉党余孽的诬陷，皇太极的反间计只是袁崇焕落狱之因。
对反间计，《明史·袁崇焕传》记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
《明季北略》则记载：“都中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甚切齿。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虏视之，知为珰也，乃设一记，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云：“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云：“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遗一奴私放珰归。珰归，上其事。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
袁崇焕在行刑前，念出了自己的遗言：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史可法
史可法（1601年~1645年），字宪之，号道邻，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一户中产人家。明末政治家、军事家。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围扬州，史可法坚守防御。在围城期间，清摄政王多尔衮劝降，史可法写了著名的《复多尔衮书》，不卑不亢，流传万世。后扬州城破，壮烈就义。
文武全才
史可法的母亲尹氏在怀孕时，曾梦见文天祥走进屋内，之后便生下史可法。这种说法虽难免带有迷信色彩，但它反映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无限怀念之情。在人们心中，史可法与文天祥一样是尽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乡试中举，曾官至黄平（今贵州黄平县）知州，他是位对老百姓“有惠政”、“月俸外，囊无一钱”少有的清官。史可法出生时，明朝已经逐步走向衰微。明神宗朱翊钧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他宠信宦官，搞得朝廷内外一片乌烟瘴气。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土地兼并严重，再加上水旱虫灾，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周边各少数民族纷纷崛起，外患频仍，危机四伏。面对如此国况，对国运兴衰尤为关注的史应元整日忧心忡忡。但当他听到史可法的第一声啼哭时，心情大为振奋，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
史可法的父亲史从质，母亲尹氏，都体弱多病。史从质一生未应试猎取功名。辞官归故里的祖父，眼看儿辈没多大出息，家道逐渐衰落，便对长孙史可法寄予很大期望。幼年时代的史可法在祖父的严格督导下，遵循着儒家博通经史的要求，刻苦用功读书。除了学文以外，史可法继承先人尚武的传统，时常练武，从而造就了他的文武双才。
史可法生性聪颖，少时即有“神童”之称。他学习异常勤奋，儿时所读的书是同龄人的几倍，且能出口成章。他曾自题对联于书屋：古砚不容留宿墨，旧瓶随意插新花。所谓“不容留宿墨”即“今日事今日毕”，其学习刻苦的态度可见一斑。良好的早期教育使史可法性情耿直，孝顺父母，立有鸿鹄之志：努力修身齐家，以便将来治国平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