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之患从明初以来就一直存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一一守护大名。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
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微，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明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年以后，随着明朝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束在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心啼哭，拍手笑乐。倭寇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汪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同时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绔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绔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绔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绔，结果朱绔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倭寇的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被激愤的中国人民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倭的自卫斗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入侵南汇县，闵电等募集千人抗击。同年倭寇进犯松江，营州商人孙镗捐资助军饷，还派人回家乡动员子侄前来参加抗倭斗争。当时有“吴中倚镗若长城”的说法。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由苗、汉、壮、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朝爱国将领的领导下，于王江泾（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2000人。这是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中的一次巨大胜利，被称为“自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进犯定海，城中居民誓死抵抗。倭寇转攻长乐，城墙崩坏几十米，居民数千人列栅拒战，拼死防守。同年，倭寇袭击扬州，各地来扬州经商的商人数百人参加守城作战，郜姓商人射死倭寇首领，扬州城得以保全。
后来，在抗倭斗争中涌现出了以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他们依靠人民的力量，在抗倭斗争中屡建战功，最终取得了抗倭斗争的胜利。
戚继光在嘉靖时，任都指挥佥事，在山东备倭。他曾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自己消除倭患的决心和志向。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抗倭。他看到卫所官军毫无作战能力，而人民却英勇抗战，于是招募以义乌农民和矿工为主的3000新军加以训练，组成戚家军。戚家军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戚继光注意到倭寇的倭刀、长枪、重矢等武器的特点，创造了新的阵法“鸳鸯阵”，使长短兵器相互配合，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在抗倭战斗中，屡建奇功，戚家军闻名天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卢镗、牛天锡也在宁波、温州大败倭寇。至此，浙东的倭寇被全部扫除。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从温州来的倭寇与福宁、连江的倭寇一起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等地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延及龙延、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倭寇在距宁德5公里的横屿，凭险固守，与官军相持一年多。新来的倭寇又在牛田、兴化筑营固守，互为声援，使福建频频告急。戚继光又率军进入福建剿寇。戚继光攻下横屿，斩首2600人。又乘胜攻下牛田，捣毁倭寇巢穴。倭寇逃向兴化，戚继光乘胜追击，连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戚家军进入兴化城，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戚继光回师福清，又歼灭登陆的倭寇200人。同时明朝将领刘也屡败倭寇，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几乎被全部消灭。
戚继光返回浙江后，倭寇又大肆劫掠福建沿海，嘉靖四十一年底攻陷兴化府城，在城中烧杀奸淫掠夺，无恶不作，盘踞两个多月才弃空城退出。又经岐头攻陷平海卫（今莆田县平海），以此为巢，四出骚扰。福建再次面临倭患的威胁。明朝调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先期援闽的广东总兵刘显与戚继光一道抗击闽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戚家军再次进入福建。在攻击平海卫倭寇的战斗中，戚家军为中军，担任正面进攻，俞大猷为右军，刘显为左军，从两翼配合攻击。二十一日，戚家军以胡守仁部为前导分兵三路，以火器打乱了倭贼前锋骑兵，乘势发动猛攻，俞、刘二部从两翼投入战斗。倭寇三面受敌，狼狈窜回老巢。三路明军乘胜追击，将敌人围困于巢中，并借风火攻，荡平了倭巢。此战只用了四五个小时，歼倭2000多人，解救被掳男女3000多人，明军收复兴化城。平海卫之战后，戚继光又率部消灭了原侵扰政和、寿宁的倭寇。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又相继大败倭寇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和漳浦蔡不岭，斩获颇多。其后戚继光又在福宁大败倭寇，并与俞大猷一起最后扫清了福建境内的倭寇。余倭逃往广东。至此，福建倭患基本平定。
俞大猷也是一位抗倭英雄。在福建境内的倭寇被平定后，广东倭患严重。广东的倭寇主要是由俞大猷平定的。他在任广东总兵前，就招收过漳州农民武装6000人，到广东之后，先后调汀、漳等地军队1.4万人到广东，其主要部分就是他在福建招收的那支队伍。到广东后，俞大猷又招募和组织农民武装力量，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获得很大成功。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海丰附近的战斗中，农民武装花腰蜂等英勇杀敌，取得了胜利。俞大猷领导广东军民歼灭了广东境内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被最后平定，这是爱国军民共同奋战的结果。
倭寇的侵掠骚扰，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平定倭患，使人们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在平定倭乱的过程中，明朝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海禁”既不能限制私人海上贸易，也不能防止倭寇，反而驱使沿海居民走上武装走私的道路，与倭寇内外勾结，为害颇大。嘉靖末年，比较有远见的官僚，纷纷建议政府解除海禁，发展海上贸易。到明穆宗隆庆时，明政府开始取消“海禁”，准许对外通商。这无疑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正常的海上贸易和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
抗倭斗争的胜利，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其他抗倭将领的配合是密不可分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实现了他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灭倭志向。在剿倭战争中，戚继光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严格要求士兵，不准扰害百姓，做到兵民相体；在战略战术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进攻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防御重积极主动而不是机械地死守。在防御中伺机反攻，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鸳鸯阵”，发挥集体互助、长短兵器结合的机动、灵活、严密的作战力量，有效地打击敌人。这是戚家军屡败倭寇的重要原因，也是戚继光和戚家军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
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今河北蓟县）、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后又为总兵官，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并督帅十二路军戎事。因屡立战功，万历二年（1574年）升左都督，七年加太子太保，录功加少保，为当时大臣高拱、张居正等倚重。戚继光在蓟州十六年，加固长城，筑建墩台，整顿屯田，训练军队，制订车、步、骑配合作战的战术，形成墙、台、堑密切联络的防御体系，多次击退侵扰之敌，军威大振，蓟门平静。时人誉为“足称振古之名将，无愧万里之长城”。
戚继光在张居正死后受到排挤。万历十一年被调任广东总兵官。万历十三年以年老多病，谢职归家，万历十五年病逝。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两部军事名著和《止止堂集》等。
袁崇焕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汉族，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
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一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
邵武知县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中三甲第四十名，赐同进士出身，授福建邵武知县。邵武，位于福建西北部，武夷山南麓，濒临闽江支流富屯溪，为“八闽屏障”。
袁崇焕在邵武知县任上的重要事迹，流传下来的主要有五件：
第一，救民水火。《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素捷有力，尝出救火，著靴上墙屋，如履平地”。
第二，处理冤狱。《邵武府志》记载：“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
第三，关心辽事。夏允彝《幸存录》记载：袁崇焕“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袁崇焕了解辽东边事，为后来的军旅生涯，做了初步的准备。
第四，聚会奎英。袁崇焕知道要做一番大事业，就要联络、组织志同道合者，为共同理想而奋斗。袁崇焕在邵武招纳的军人，如罗立，在宁远之战中向城北后金军大营燃放西洋大炮，一炮发中，“歼虏数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题辞高塔。袁崇焕题写“聚奎塔”塔额，袁崇焕在邵武为民救火、处理冤狱、关心辽事、聚会奎英的文物标志，是他题写塔名的聚奎塔。塔额中题“聚奎塔”三个字，阴文，颜体，行楷，舒朗、苍劲、刚挺、圆浑、流畅。这方题刻字迹清晰，完好无损，是至今袁崇焕留下唯一可信的极为珍贵的墨迹与文物。
单骑阅塞
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不久，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他利用在京的时机，察视边塞，了解形势，为辽事进行准备。
此时辽东形势，已经越来越危急。辽东经略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道：“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意思是：明朝先失陷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又失陷广宁，丢弃全辽，无局可守。
《明史》记载：自努尔哈赤攻陷抚顺以来，明朝在辽东的总兵官，阵亡者共14人：抚顺则张承胤，萨尔浒之战则杜松、刘綎、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钟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广宁则刘渠、祁秉忠。天启帝惊慌失措，抓住首辅叶向高“衣袂而泣”。京师朝野官员，谈敌色变。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说：“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
袁崇焕在这个明朝关外局势空前严峻的态势下，单骑出关，巡视形势。《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天启二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主事。无何，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
在广宁失陷的第四天，御史侯恂慧眼识人，不泥成规，题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
明天启帝采纳侯恂等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旋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
袁崇焕赴任前，往见革职听勘在京的熊廷弼。熊廷弼问：“操何策以往？”袁崇焕答：“主守而后战。”熊廷弼跃然喜。
袁崇焕任职后，上《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力请练兵选将，整械造船，固守山海，远图恢复。他疏言：“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当时山海关外广大地域，为漠南蒙古哈剌慎等部占据，袁崇焕便驻守关内。朝廷采纳蓟辽总督王象乾的奏议，对边外蒙古部落实行“抚赏”政策，就是颁发赏银，争取他们同明朝结盟，共同抵御后金。一些蒙古部落首领接受了“抚赏”，辽东经略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到山海关外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王在晋又令袁崇焕往前屯（今辽宁绥中前屯）安置辽民流亡、失业者。袁崇焕受命之后，连夜赶路。丛林荒野，虎豹出没。他天明入城，将士都赞叹他的勇敢与胆量。
营筑宁远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王在晋经略辽东。四月有驻守北山的湖广士兵溃逃，袁崇焕杀数人乃定。六月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往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铺，经理前屯卫事务。袁崇焕当夜出发，次日抵达前屯。夜行荆棘老虎、豹狼中，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三朝辽事实录》）王在晋甚为倚重，题请升其为宁前兵备佥事。
王在晋当时提议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袁崇焕以为不妥，上书朝廷，力争。朝廷命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视察。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抵山海关，驳回了山海重关之请。孙承宗召集关内外众臣公议，阎鸣泰主守觉华，袁崇焕主守宁远。孙承宗实地考察后，认为宁远乃山海天然重关，听从袁崇焕之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