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出于唐生明的意料之外，他立刻告诫自己，千万别上当。日本人见唐生明对他们不信任，便陪唐生明去见他们的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河边坦率地告诉唐生明：“我们因为找不出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其实我们本来是想与蒋介石合作。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
唐生明这才明白了日本人的用意，是叫自己充当“蒋日合作”的“桥梁”。不过，他既没承认自己与蒋介石有关系，但也没有否认，只是答道：“我在重庆方面的朋友的确很多，我愿意和你们先研究一下，再去同他们商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再说。”
河边正三等人见此，觉得有点儿希望，也就没有勉强唐生明，将他放了回来。
这时，戴笠向唐生明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叫唐生明先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多与之周旋。对日方提出的一切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同时，重庆方面也听从唐生明的建议，没有继续在上海、南京等地暗杀日本人，这一点使日本人很满意。
于是，日军方面派了一个叫松井的大尉，到唐生明家中，担任联络和保护的责任。这时，唐生明的“重庆代表”身份，也就慢慢成为“公开的秘密”了。
对周佛海“宽大为怀”
唐生明在“卧底”汪精卫政府的这段时间，借机策反了不少小汉奸。其中，职位高的，有汪伪陆军部长、湖北省长叶蓬，还有汪伪海军部长、第一陆军总司令及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等人，而且协助戴笠拉拢了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经其手“策反”的小汉奸，更是不计其数。不过，他办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当属策反周佛海了。
周佛海是汪伪的第三号人物，任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任财政部长、税警总团总团长等职。周佛海生于1897年，是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周佛海回到国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回上海之前，他一度代理书记职务。周佛海是中共最早的叛徒之一，他1923年毕业回国后，就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并于1924年脱党。
蒋介石对周佛海，曾经是委以重任的。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却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1938年周佛海背叛了蒋介石，随汪精卫投敌，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不过，周佛海并不像汪精卫那样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做事，有脚踩两只船的倾向。
当唐生明到上海后，他与周佛海相处的不错，经常互相走动。唐生明借机仔细观察周佛海，发现周佛海情绪很苦闷。
原来，周佛海是个孝子，他的母亲、继母、岳父、妹妹都在湖南老家，属于大后方。周佛海很想派人把他们接过来，又怕重庆方面有所行动。
唐生明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向戴笠作了汇报，并建议说，如要想控制周佛海，最好在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身上做文章。戴笠觉得唐生明的主意非常好，就派人把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等接到贵州，软禁在了息烽监狱。
周佛海听说此事，心里非常焦急。他明知这是戴笠干的事，可当上海和南京的报社记者去采访时，他却有意说：“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不久就可脱险。”
虽然，周佛海的话里没有半点对重庆方面的责备之词，但他清楚：母亲和岳父等人被戴笠所扣押的原因，就是重庆方面想用其母亲和岳父做人质，胁迫他为重庆政府效力。
从根本上来说，周佛海也确实没有想与重庆政府分道扬镳，当初他随汪精卫一同出走越南，完全是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可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清楚地看到了日本人必败的结局。在这种形势下，周佛海明白蒋介石是不会再走“和谈”这步棋了，而他已经上了“贼船”下不去了。
而唐生明，则时常跑去安慰周佛海。周佛海对他毫不隐瞒，说自己非常担心老母。唐生明立即建议重庆方面趁热打铁，软硬兼施，逼迫周佛海“反正”。
戴笠心领神会，立即叫周佛海的岳父出面写信，在信中转述他母亲的话，要做“忠臣”，不能给周家的祖先和子孙丢脸。1942年以后，戴笠便与周佛海称兄道弟地通起信来，唐生明时常根据周佛海的情况给戴笠一些建议。时机成熟之后，唐生明大胆地建议戴笠派人在周佛海身边工作，戴笠就派了军统特务彭寿充当信使。彭寿曾是“文友社”的日本间谍，被文强策反之后，忠心耿耿地为军统工作。
周佛海知道，重庆方面以其母和岳父为人质胁迫，实际上是给了他一条生路。周佛海经过一番深思，觉得有必要做出一个向戴笠“示好”的举动，于是，他把军统局的特务程克祥从牢房里保释了出来，还发给了通行证，让程克祥回了重庆。
1943年的2月，程克祥临走前，周佛海把他叫到家里密谈了好久，他一再地对程克祥说：“我和雨农是好朋友，我很感激他对我老母和岳父的照顾和保护。今后，他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我力之所及，我一定尽力而为。”周佛海说完写就信一封，让程克祥面交戴笠。信中，周佛海表示已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从蒋介石驱策等。戴笠闻报后是喜出望外，回重庆后在自己的公馆里招待了程克祥。
戴笠深知，周佛海此举，是想试探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以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如果没有得到蒋介石本人的某种承诺，他是绝不会轻易投诚“上岸”的。为此，戴笠宴请完程克祥后，就马上把周佛海的信面呈给了蒋介石，并建议蒋介石写一封不具名的亲笔信，由程克祥带回南京交给周佛海。
周佛海过去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对蒋介石的字迹是很熟悉的。这样，既可以避免蒋介石因署名而带来的麻烦，也可以让周佛海吃下定心丸而死心塌地地投靠军统。
蒋介石觉得戴笠的话有道理，于是亲笔书写了信函一封交给了戴笠。此信的内容是：“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排，望勿忘。知名不具。”
戴笠离开蒋介石的官邸回到军统局本部后，对策反周佛海的活动作了进一步的布置：一是将程克祥破格提升为军统局南京区长，惟一的任务就是与周佛海联络和对其进行监视；二是从军统局本部内选一位得力能干的干部随程克祥去南京，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建军统局南京站，并利用南京站对程克祥进行监视和牵制。
1940年，汪精卫兼任伪海军部长
戴笠进一步指示程克祥：“你到南京后，要搞清楚周佛海对储备券的准备金到底准备的怎么样了。除此之外，要加紧开展策反工作。我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政府是宽大为怀的，这事你可以见机行事。”
随程克祥一起去南京的，是新选定为军统局南京站站长周镐。周镐化装成商人，带着一部电台和译电员。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毕业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原为军统局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由于其机警干练，应变能力强，而被戴笠看重。选定周镐为军统局南京站站长，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南京原来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政权的中心，要把此地的军统组织恢复起来处境十分艰难。加上军统南京站建立后，要监视周佛海，更要对日汪军政界的上层人物进行策反。这个任务很特殊，戴笠对手下的人员反复筛选后，最终选定了周镐。
一切果然如戴笠预料的那样，周佛海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后，才最后定下了投诚的决心。不过，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还是担心地问：“既然是蒋先生的信，为何不写名字？”
周佛海说：“以蒋先生现在的身份，当然不便于给我这个大汉奸具名写信，这也是蒋先生的小心谨慎之处。不过，我在蒋先生身边做事多年，认得出这信是蒋先生所写。”
周幼海似乎对这封信的最后作用仍是不放心，又问周佛海：“信上讲对你的前途予以可靠安排，这不过是写在纸上的一句话，还有没有其他更牢靠的保证？”
良久，周佛海叹息道：“政治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要他拿出更可靠的保证也难。在他们的眼里我还是个汉奸，要我戴罪立功，是给我一条出路，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哪里还能再和他们讨价还价！”说完，周佛海把蒋介石的亲笔信密藏了起来。
1944年冬天，周母在息烽患病，戴笠连忙派人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去医治，1945年6月，周母医治无效去世，戴笠又为她当孝子，披麻戴孝，代替周守灵哭灵。不仅如此，从来不照相的戴笠，把这些办丧事的场面拍成照片，寄给了周佛海，其中有一张便是戴笠代周佛海当孝子跪在灵前的照片。周佛海看后，感动不已，并对身边的人说：“对雨农的做人做事，我是无话可说了！”
出于感激之情，在程克详和周镐到达南京后不久，周佛海按照戴笠的意思给了精心的安排。程克详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被安插在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主要掌握军事运输工作。
周镐依照戴笠的意见，于1944年年底，将军统局南京站筹集完毕，而且在下面还组建了八个潜伏组。此后，周镐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汪精卫的眼皮底下大搞情报和策反活动，不但被周佛海引为心腹，就是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和常务次长祝晴川等显赫人物，也都在周佛海的引见下甘为周镐所用。没过多少时间，就在伪军委会形成了一个以周镐为中心和周佛海为后台的秘密小集团。自此以后，军统局在南京地区中断了六年之久的活动终于得到了恢复，许多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往重庆。
戴笠在成功策反了周佛海后，确实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奸纷纷倒戈。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安徽省省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等。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樾、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都与戴笠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戴笠十分重视对这部分汉奸将领的利用和控制，认为他们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与“新四军”争夺地盘的前沿力量，因此从多方面加以笼络和争取。
比如，伪参谋总长鲍文樾原来是张学良的部下，为了争取他，戴笠多次到贵州桐梓看望张学良，要张写信给鲍文樾劝其反正。张学良也不拒绝，只是提出要一根好渔竿。戴笠明白了张学良的意思后，回去很快命人送来了一根从美国进口的能伸缩的渔竿。张学良见戴笠能解其意，也就很快地给鲍文樾写了信。鲍文樾见信后，自知日汪的大势已尽，也就归顺了戴笠。
当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特使的身份访问完伪满洲国后，立刻将伪满洲国的情况通报给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伪满洲国方面的内幕情报。
汪精卫死后，大小汉奸们人人自危，加上日本在国际战场上已经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局面，因此，凡与戴笠的军统局建立了关系的汪伪大小汉奸们，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竞相向军统局输送日伪内部的各种情报。
而掌控了周佛海和汪伪政府中大批的高层汉奸后，还有一个更奇特的好处，就是在美国人中间，戴笠的名望更高了，甚至达到了被“神话”的程度。这是因为，汪伪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许多重大部署，戴笠都能及时了解。例如，周佛海随汪精卫赴日本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时，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现状，以及日本军队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回国后，周佛海将这些情况全部密报给了戴笠。
有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美国政府都为情报的准确性感到震惊。
策反了周佛海，就等于掌控了汪伪政权的半边天，这让蒋介石很满意。后来，有一次戴笠在视察西安地区的途中得了肺病，蒋介石得知后，立即写下手书慰问：“贵恙如何，甚念。希珍重为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