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乾坤能入掌”
“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这是一首诗，一首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三人合写的诗，写于1943年的秋天。这首诗，虽然毫无文学造诣，但却传达出一个信息：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三人的政治野心，已经日益走向极端化。
不能否认戴笠的“忠心”，******活着的时候，他不会试图推翻******，而且他还要依靠******去发展自己的势力。但戴笠也很有野心，他自认为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他要接“老头子”的班。
当时，******也决不肯让一只猛虎睡于卧榻之侧。当******逐渐怀疑戴笠有功高权重震主之威时，便逐渐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加以抑制。他首先任命唐纵为军统局帮办，加以牵制。同时还撤去戴笠缉私署长等职，防止他的势力继续渗透。
戴笠从******对他的态度中，渐渐感觉到******对他有所戒备。从此时起，戴笠便开始“读史”了。
戴笠“读史”，就是每有余暇时间，就让他的秘书、小学同学周念行，为他读诵讲解《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周念行曾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对中国史学有一定了解，周念行在讲史过程中，每讲到历代暴君杀戮功臣，便会引起戴笠的叹息。
戴笠有了一种“鸟尽弓藏”的预感，他不时感叹到：“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取得了重大胜利。中途岛一战，使日本海军遭到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败，盟军开始了局部反攻。这些消息陆续传到重庆，国民党内一片兴奋，觉得胜利近在眼前。但是，戴笠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时，心情却很复杂。
戴笠知道，军统组织是靠“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发展起来的，一旦抗战结束，军统组织将“失去”工作对象，利用价值就会降低，自己的地位就会有所削弱。不仅如此，战后国内的政治局势和权力关系将会出现重大分化组合的过程。那时，自己仅以一个政治上观感很坏的“特务头目”的身份，去参与权力的角逐吗？而******，一旦安排下别的“接班人”，或是他本人在政治上失势，自己政治上的出路又在哪里？
戴笠不是坐以待毙的人，他要对自己和军统的前途预作安排。于是，他与胡宗南、汤恩伯的秘密联盟就悄然形成了。
从抗战开始到1943年，******手下基本上形成了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军事实力派系。除陈诚与戴笠一向不和外，胡宗南、汤恩伯与戴笠都有很深的关系。
胡宗南自然不必说，他与戴笠的关系非同一般。戴笠早年在杭州流浪的时候，二人就结为好友，后来在黄埔军校，他们又在孙文主义学会****事，胡宗南还为戴笠搜集情报提供帮助。戴笠“独立门户”搞情报工作后，胡宗南已在军队中带兵，他曾为戴笠提供过许多物质资助，戴笠对其十分感激。在******面前，二人也是互相为对方吹捧搭台。特别是西安事变发生时，是胡宗南力促戴笠前往西安保驾，让戴笠立下一大功劳。
两人交情之厚，到了私生活方面“不分彼此”的程度。胡宗南与家乡的结发妻子分手后长期独居，戴笠把自己的情人、军统女将叶霞翟介绍给他，使胡宗南甚为满意。戴笠死后，胡宗南深感悲痛，决定与叶霞翟正式结婚，作为对戴笠的纪念。据说1962年胡宗南在台湾死后下葬时，还穿着戴笠送给他的已经千疮百孔的毛衣。
对******的另一位“宠将”汤恩伯，戴笠则是在反共行动中与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抗战时期，汤恩伯盘踞中原，控制后方与沦陷区的交通要道。戴笠与他合作，对延安进行特务活动，企图“派进去、拉出来”，进行分化瓦解。1942年汤恩伯策反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抓捕了80多名****与民主人士，移交给军统，戴笠据此扩大对****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受到******的嘉奖。
另外，戴笠主管缉私与战时货运，他本人从沦陷区运来的货物，也得到了汤恩伯的武装保护，因此戴笠曾说：“汤长官与我配合得很妙。”
在策反汪伪军将领方面，戴、汤二人的合作也是十分的默契，他们先后收买了汪伪军政部长鲍文樾、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伪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
而胡、汤两人的权势，也是更不容忽视的。胡宗南任第八战区副长官，有“西北王”之称。******交给他指挥的正规部队共有3个集团军，直属部队达45万人之多，另有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他指挥的空军还不计算在内。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由于******有意培养胡的实力，使胡在西北地区日益坐大，掌握了陕、甘、宁、青地区的军政大权。
汤恩伯是继陈诚、胡宗南之后崛起的蒋系三大军事实力集团之一。1943年，汤恩伯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兼边区军政分会主任委员，******拨归其指挥的正规军达5个集团军，共25个师另3个旅，兵力达40万人之众。在河南素有“中原王”之称。
汤恩伯能够走红，还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不断向蒋写手本。早在南京中央军校任“学生总队大队长”时，汤恩伯写了一份《步兵连教练之研究》，送******批阅，深受******的赏识。从此，每隔一段时间，汤恩伯就有一份手本交给蒋，其内容超出了军事范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党政设施等无所不写。汤恩伯的手本，常常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但******偏偏十分欣赏，以至戴笠也嫉妒地说：“老头子面前，以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挥而就，钢笔草字，写了就交，我写的就非墨笔工楷不可。”
1943年秋，“中美第三特种训练班”在河南临汝风穴寺举行，戴笠出席了开学典礼，趁机牵头和组织了他和胡宗南、汤恩伯的结盟仪式。于是，“特工王”、“西北王”、“中原王”的“三王之盟”正式结成了。
戴笠此行非常保密，临行前3天，才临时通知华北办事处主任、中美第三特训班副主任文强。文强按戴笠的要求，避开闹市，将距洛阳城南25里的龙门石窟，作为胡、汤、戴的见面会谈地点。
龙门石窟后来成了一个热闹的旅游景色，但在当时，那里还是一处僻静所在。文强选择了有三尊大佛的石窟，作为“三王”会见的场所，这一天，戴笠把龙门石窟布置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并亲自上上下下地四处检查警卫情况。然后三个人才进入石窟中，坐下来慢慢地密谈。
对于“三王”聚会的具体内容，后人自然是不得而知，不过，一首由胡宗南执笔，戴笠、汤恩伯共同修改《盟誓诗》却流传了下来，这正是本节开始时，提到的那首七绝诗：“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一句“但愿乾坤能入掌”，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胡、汤、戴要抱成一团，共立大业谋取国民党统治集团最高权力的野心。
这三人中，胡宗南的野心自不必说，他以黄埔“领袖”自居，处处以蒋之嫡系传人自许。这一次，胡宗南在三王联盟中当仁不让地坐起了第一把交椅。其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个联盟为基础，进一步扩张势力，以左右******身后的局势。
而汤恩伯，无论声望还是和******的关系，都不如胡宗南。但他的野心，却是胡、戴事先都没有估计到的。1943年，汤恩伯的势力范围遍及豫皖苏鲁边区，这里又是三国时期曹操的发迹之地。这种“缘分”，使汤恩伯把曹操看成自己的偶像。他喜欢听有关曹操的评书、故事，爱看有关曹操的京剧。不仅如此，汤恩伯对曹操的崇拜，甚至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他还打算在安徽亳州或许昌为曹操建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塔，甚至在曹操的老家毫州遍访曹姓或夏侯姓的居民（曹操原姓夏侯），希望结识曹操的后人。
但是，有一点汤恩伯看得很清楚，在中国要创立帝王之业，离不开黄埔集团的支持，所以，汤恩伯想利用胡、戴在黄埔系中的地位，挤进黄埔集团。
而戴笠，不仅有野心，更有周密的安排和算计。戴笠深知以他当时的地位尚不足以与胡、汤抗衡，于是他用韬光养晦之计。在“三王”集团中甘当小弟弟。洛阳龙门相会时，戴笠故意亲自爬到山上最高处检查安全工作，极尽谦逊之事。
对此，胡宗南看了也感到过意不去。而戴笠则哈哈大笑说：“两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钱，还是亲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汤恩伯听了，也极力称赞说：“难怪老头子那么信任你！这么细心不苟，难得，难得。”
其实，戴笠才是“三王”集团的真正轴心。因为“戴胡”、“戴汤”都有极深的关系，而胡宗南与汤恩伯之间，关系则较浅，有时还勾心斗角，暗中较劲。所以，戴笠才是真正的“王中之王”。
不过，这“三王之盟”并不稳固。很快，汤恩伯就被戴笠从背后捅了一刀。
1944年春，戴笠来到中原视察，他发现汤恩伯处处以曹操为榜样，就对身边的特务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
戴笠的这段话，无疑给汤恩伯的野心划上了一个句号。果然，汤恩伯在这年的中原战役中溃败后，******对汤恩伯的班底大动手术，拆散了汤恩伯多年建立起来的以十三军为核心的小集团。
有人分析，这可能是戴笠把汤恩伯要当曹操的事情告诉了******。当戴笠发现汤恩伯不能完全为自己所用时，就毫不留情地假蒋之手进行打击。这样既向蒋表示了忠诚，又能始终把势穷力竭的汤恩伯掌握在自己手中。
胡、汤、戴三人虽然各有自己的算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对付共同的政敌，如陈诚等人，还是能够联合起来行动的。他们在政治上互通声气，工作上相互援手，生活上打成一片，有事一起商量策划等等。戴笠占据“内廷”的有利地位，随时注意把国民党政府高层内部的情报向胡、汤通报。
为了加强通讯的保密性，戴笠规定军统机要室，他和胡、汤之间电讯联络必须使用几套密本，什么事情用什么密本，都有严格的规定。最重要的问题，则使用“亲译”密本。这种密本由他和胡宗南、汤恩伯自己带在身边。每遇“亲译”电报，均由他们自己或指定极个别亲信译电员代译，以防止内容扩散。他们各自的重大行动，除了向******报告外，往往还要互相通报。
为了给“三王”集团造成声势，扩张力量，巩固地位，戴笠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极力在******面前以及国民党高层集团中为胡、汤隐恶扬善，评功摆好。戴笠还经常代胡、汤二人给重庆的一些要人送礼，以拉拢人际关系。
不仅如此，戴笠还借自己与美国人合作的机会，为胡宗南、汤恩伯等人在海外造声势。比如，他借陪同梅乐斯赴西安和河南等地视察的机会，把胡宗南、汤恩伯介绍给梅乐斯等美国人，并积极为他们吹捧。而梅乐斯在听了戴笠的介绍后，就曾经表示他对胡宗南的印象很好，认为胡宗南是中国军队中很有才干的青年将领。胡、汤为了取得美国特工人员的支持，以增强自己的国际背景，对梅乐斯等人极力逢迎巴结等等。
胡、汤为了报答戴笠的支持，也极力支持军统的工作。但凡军统在西北、中原地区有什么要求和活动，胡、汤等人无不倾全力解决。至于戴笠与胡、汤合作反共、成立各种反共特务组织、依靠胡宗南的大军在新疆成立军统组织、调用胡军人员加强忠义救国军的力量、与汤恩伯一起谋划策反伪军将领、共同进行经济走私等等，更是数不胜数。戴笠、胡宗南、汤恩伯的联盟，成了当时国民党内一个极有力量的实力派集团！
苦等四年“扳倒”陈诚
上节说到的陈诚，是国民党三大军事实力派系之一，也是戴笠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因为这三大军事派系，戴笠已经成功地拉拢了胡宗南和汤恩伯两派，而对不可能合作的陈诚集团，则要下狠手“扳倒”。
对陈诚集团，戴笠始终未敢贸然出击。其中原因，一是陈诚倍受******的宠爱、本人实力雄厚、权重一时；二是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集团比较起来，是较为廉洁实干、雷厉风行的，较少官僚主义和腐败习气，戴笠很难找到可以攻击的借口。
陈诚是国民党集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始终对他没有猜忌戒备之心。陈的妻子谭祥，则把宋美龄认作了干娘，作为后援。
陈诚比戴笠小1岁，但是发迹却比戴笠早得多。1922年随邓演达到广东参加革命，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追随******的政治生涯。当戴笠还在黄埔军校充当胡靖安的清共打手时，陈诚已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1931年初，戴笠还在******身边“跑单干”，陈诚又跃升为第十八军军长，成为******手下的主力将领。抗战开始，陈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四预备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率部参加上海会战。1938年1月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2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6月兼湖北省主席，同时兼三青团书记长、中训团教育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10月，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3年2月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等。
******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数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运用，其恩宠有加，在国民党内找不出第二人。当时国内国际、党内党外，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
陈诚早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因而性格刚直，不与任何人结盟。他除了对******绝对忠诚以外，对其他实力派人物均采取排斥打击的策略。他大骂何应钦是“烂好人”，始终不给予合作；他痛恨白崇禧，讥讽他处处玩小聪明；他也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认为胡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运气好罢了；而对汤恩伯，陈诚则评价他“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上行下效，军纪废弛，民怨沸腾。以致日寇来攻时，官兵无斗志，稍一接触，即溃不成军。此人真该杀一儆百，以维士气”。
至于戴笠，陈诚就更看不上了，说他“靠用盯梢窃听、攻讦诬陷等手段邀功取宠于老头子”。他很厌恶戴笠那种恶性的特工活动，也历来不肯对军统工作给予善意合作。他甚至建立起自己的特务系统，目的就是防范军统的渗透和打入。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独立于军统之外的特务系统，除张学良、胡宗南外，陈诚是第三人。张、胡是得到戴的默许的，并与戴笠及军统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惟陈诚的特务系统完全独树一帜，戴笠丝毫不能过问，这使戴笠恨得咬牙切齿，然又奈何不得。
戴笠是有耐心的。长期以来，他自知不是陈诚的对手，因而用以静制动的办法，始终躲在暗中窥测时机。从1939年到1943年末，戴笠一直在暗中监视陈诚，他苦苦等了四年，终于等到了一个几乎可以置陈诚于死地的机会。
原来，在1939年，中国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陈诚手下有一群黄埔出身的青年军人，对国民党政府非常不满，他们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要进行“清君侧”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