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对军统中、小特务有生死予夺之权，可以不经过******批准而处死。但有时为了沽名钓誉，在******心目中取得一个“治理严格”的名声，有意把一些具有宣传效果的案件报请******批准。
比如，1940年春，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春泉负债与财政部女职员李琼私自结婚，后为还债，借用军统局车队名义，私收重庆商行的运货定金。事发后，被戴笠以诈骗罪判处死刑，向蒋报告后，公开执行枪决。
在抗战前期被戴笠关杀最多的，还是因贪赃枉法而犯案的特务。即使对一些出身权势之门的特务，戴笠也毫不手软。一次，某中央委员因其子在军统供职时贪污被押，其人访戴笠要求宽大处理。结果，戴笠虽然当面应允，可是等那位委员刚回到家，就得知其子已被枪决。
抗战初期，戴笠为了整肃内部，表示军统的廉洁，即使是对一些罪不致死的特务，也动辄判处死刑。贵阳邮检所一个女特务因贪污了几十元汇款，由戴笠亲自审问后处决。当时这名女特务正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向戴笠哀求能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再去死，戴笠也未答应。
还有一次，临训班一名教官调重庆工作后，偷窃同事公款3000元，事发后戴笠下令枪决。行刑时安排得别开生面，先让该教官去篮球场打球，一球在手举起，行刑人员的枪声已响，人即倒下。戴笠说这是为了“不使殉法者以精神上的痛苦”。实际上，此举“杀鸡儆猴”的效果是惊人的，足以威慑其他军统特务。
抗战期间，戴笠为了整肃内部，到底枪决了多少特务，实无从统计。按戴笠的说法，为“团体”战斗而牺牲的，称之为“殉难”；因公积劳成疾不治而亡的，称之为“殉职”；因违犯团体纪律而被处决的，称之为“殉法”。据说，在后来军统成立10周年的“四一”大会上，戴笠曾将殉职者与殉法者的照片都在会场陈列起来，两种人加在一起，约500多人。戴笠为了笼络人心，对被“殉法”特务家属，给以与殉职者同样优厚的待遇，对其子女的抚恤也从厚从优，以此表示“团体”的关怀和“家长”的慈悲。
戴笠的诸多“家规”中，包括禁止赌博和麻将，但最有名的是在抗战中禁止结婚，违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戴笠认为，一旦结婚就会有“后顾之忧”，而特务是一个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工作，结婚的特务就不能保证不“变节”。所以，戴笠引用《汉书》里的一句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禁止军统的男女特务们，在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结婚。
有人分析，戴笠此举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心理：他想把军统组织中所有的女人据为己有。军统中的很多女特务，不仅要充当“秘密特工”职责，同时也照顾戴笠和他部下一些大特务们的生理需要。所以，戴笠他强烈反对婚姻或者“永久结合”。不过，戴笠对毛人凤却是个例外，他不但把自己的情妇送给毛人凤，还特批他结婚。
法规要严格，待遇要优厚，这是戴笠笼络下属的手段。还是在当年，戴笠在王亚樵手下当分队长，练兵一丝不苟，有时几近残忍的程度。有一次，因一个士兵操练时规定动作没有做好，戴笠罚他在中午的太阳下暴晒，致使该士兵因中暑而昏过去。王亚樵得知后勃然大怒，他把戴笠找来训斥道：“爱兵如爱子，只有平时爱兵才能使兵在阵前甘冒危险和冲锋陷阵。你用残兵立威的办法进行训练，貌似从严，可是兵的心里不服，甚至产生仇视心理，将来我们必受其害。”
这件事后，戴笠从王亚樵的身上懂得了驾驭人不但要树威慑服，更要用心去关怀。后来，军统成立之后，为了体现自己的“恩威并施”，每年的4月1日，戴笠都要在军统总部召开“四一大会”，由全局内部特务参加，纪念军统成立，并悼念死去的特务。而******本人也会亲临会场，给特务们讲话。随着年代的推移，“四一大会”变得越来越讲究，仪式也越来越复杂。军统总部迁到重庆后，建起了一个“烈士灵堂”，参加10天纪念日的人会在礼堂里看到悬挂的横幅，上面写着“碧血千秋，浩气长存”、“继续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的字样。
祭奠仪式由******主祭，戴笠陪祭，向“殉难”、“殉职”、“殉法”的三种人表示哀悼。祭奠仪式后，******向在场的高级特务巡视一周。******走后，则由戴笠主持会议，向到会人员讲话，宣讲军统成立的过程，讲述最高领袖对他们如何关怀。
有一年的“四一”大会上，戴笠十分得意，自吹自擂起来：“我小时候喜欢打锣鼓，先学小锣，因小锣轻便，刚学会，人家便把它抢去了，要我打饶铂。我把铙铂学会了，人家又说，这里有大锣，还是你来打吧！后来，我又把大锣学会了，人家就夸戴某人干什么都行。这个经历使我懂得：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戴笠讲话完毕后，400多桌的宴会便开始，上的菜都是戴笠亲自挑选的。每次都要祝酒：首先为******的健康，其次是为戴笠的健康，然后是祝全体人员身体健康。最后，戴笠让值星官叫声“开动”，特务们才坐下开始会餐。
宴会上还有文艺节目，由军统自己组织的剧团表演。庆祝会要持续好几天，第一天的庆祝要到深夜后才散场。第二天休息一天后晚上仍有宴会。第三天休息，晚上在军统办事处举行宴会和文艺晚会。第四天分小组讨论工作问题。讨论一般持续四五天。最后一天，戴笠要率领军统局科级以上干部和各地代表向郊外的“无名英雄墓”献花圈，标志会议结束。
戴笠向下级和学员施恩的方法，从“四一大会”可见一斑。不过，戴笠也会经常通过一些小事情，拉拢自己的部下和学生。
在中美训练班的渝训班第二期，学生的伙食一度很差，米饭里稻壳很多。有个学生偷偷将一碗米饭藏起来。等戴笠来视察的时候，他捧着这碗大米饭站在路边，拦截住戴笠的汽车，告状道：“戴先生，你看我们总是吃这样的大米，许多同学吃后都闹肚子，得了盲肠炎”。
戴笠把碗里饭翻看了一下子，气愤地说：“上车跟我找他们去！”然后，戴笠把这个学生带进会场，他走上讲台，拿出这碗米饭，向全体师生干部讲：“叫我的学生吃这种大米，难怪生病的多，全是你们的责任！”他又向那个负责伙食的人说：“你也享享福，到渣滓洞住几天吧！”
他停了一下又说：“给我反映情况的这个学生很好，有胆量，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你们都要向我反映各种情况，可以越级直接反映，我欢迎。这位学生还有一点不好，就是喊我戴先生，还不如叫戴老板。”说完，台下一片哄笑。
会后，那个负责伙食的人果然被带走了。据人们说，带走也不要紧，只要他绝对服从领导，接受批评，没有任何抵触情绪，不仅不会住渣滓洞，而且还会加官晋爵。
这是戴笠惯用的征服部下的伎俩。所以在军统局的干部，都愿受到戴笠的训斥，只要表现得唯唯诺诺，忠心不二，今天挨了训，明日肯定会提升。这也可能就是戴笠收买人心，训练忠实“奴仆”的一种手段吧！
戴笠每次到新开设的训练班上讲话，都会杀气腾腾地说：“我们干军统的，要有立着进来，躺着出去的决心。我们最终有三种死法：一是忠于老头子，为党国尽忠；二是自然死亡；三是叫我处决你。希望同学们好自为之，善始善终。”
而毛人凤也经常向学员们讲：凡参加军统工作的，这一生就吃这碗饭不许脱离，否则实行“家法”。
按军统的规定，一旦成了军统局的成员，便再也不会被解职，也不能辞职。谁要是向戴笠请求允许退休，便会冒受长期监禁的危险。所有特务都互相戏称：“组织里的同志，都是活着进去，抬着出来。”
既然签了“卖身契”，特务们没别的办法，往往都会利用职权，给自己大捞一笔。于是，军统的名声越来越坏了，以致于到了不得不整肃的地步。
对特务们亮出“家法”
随着国民党数百万大军的战败和溃退，军统掌握的公开机关大都随军西撤，军统秘密组织则纷纷进入潜伏状态，继续从事沦陷区的特工活动。在日伪特务汉奸的威逼利诱和残酷打击下，纷纷暴露瓦解。最使戴笠痛心的是许多军统特务被日伪逮捕后，又摇身一变，公开落水当起汉奸特务，转过身来更加凶狠地帮助日伪组织向军统进攻。
比如，军统南京潜伏区区长钱新民、上海区人事股长陈明楚、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天风、上海区行动组长林之江等人，被捕后都公然当起了汉奸。
另一方面，军统在国统区或大后方的各级组织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弄权作势，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使军统恶名远播。这使戴笠感到一种危机感，忧虑如此下去，军统组织将有垮台的危险。
1940年12月30日，戴笠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孙总理纪念周上发表《发扬正气》的讲话时指出：
“当然，就我们的政治环境来讲，有的人是很讨厌我们的。但抗战好几年过去了，人家都不能排斥我们，并且不能离开我们，为什么？这就是今天的基础和力量。这就是今天对时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作是否重要，而在于我们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我们本身的声望超过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怕的是自己实不足以副名，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业务性质来说，在交通方面有运输监察；在经济方面有缉私；在治安方面有警卫、稽查和特检；在内政方面有全国警政；在军事方面，各位知道，我们简直关系更大。总之，财政、经济、治安、交通、内政、军事，今天都已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权力越大，越容易产生腐化现象。为此，戴笠开始在军统内部进行整肃工作。
戴笠首先注意在吸收军统成员时严格把关，驱逐不良分子。早在1938年5月4日，戴笠就致电广州的军统组织，指出：“非常时期之工作，不可用流氓。因流氓行动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也。”
戴笠十分强调军统组织的发展必须注重政治上绝对可靠忠诚，一方面要加强感情培养，一方面要用严酷的纪律来维系团体的存在。对此，戴笠曾经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会上对军统大特务们大讲他的“官”、“管”、“棺”的三字经，即对特务统治的手法：先是给“官”做，但如果特务们贪赃枉法、不负责任，则加竹为“管”，如还不能达到目的，则加木为“棺”。
对一些年轻气盛的大特务，戴笠会故意降级使用，以磨其锋芒，等待日后大用。军统大特务毛万里曾任军统北平区站长、区长，1939年调重庆受训，等待分配。戴笠知道他好高骛远，就将他分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当一名上校秘书。毛万里内心不服，大闹情绪，戴笠就痛骂他道：“万（繁体）字头上两只角，我是磨角人。”毛万里知道跳不出戴笠的手心，只得收敛锋芒，老老实实在稽查处干了几年，才得到调升外放，成为独当一面的大特务。
戴笠对“管”有很多手法，运用得最多的、惩罚最轻的一种，是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大会上痛骂一番。戴笠骂人的特点是异常冷酷严厉，且越是人多的场合，越是在有来宾的场合，甚至越是在有夫人小姐出场的场合，戴笠骂人的劲头就越是足。因此每到纪念周或每年的“四一”大会、圣诞节、招待会、集会等重要场合，大小特务们无不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担心由此要吃到一顿“大菜”，即使是亲信大特务亦不能例外。
由于戴笠骂人言词尖刻，态度粗暴，有的大特务甚至因受不了戴笠的痛骂而自杀。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王克全，原是****叛徒出身，因参与暗杀杨杏佛、史量才而受到戴笠的赏识。但在一次日机对重庆的空袭轰炸中，他保管的100支刚从香港购进的左轮手枪被炸毁。戴笠是爱枪如命的，闻之大为光火，当即在电话中对王克全一阵痛骂，声嘶力竭地挖苦训斥：“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指共产党）！”王闻之羞愧无以自容，精神崩溃竟不能自己，接完电话后，关上稽查处处长办公室的房门就开枪自杀了。
还有一位军统兰州特训班教官宋良，因忍受不了戴笠的痛骂，竟出家当和尚去了。
骂人之外，戴笠惩处特务的方法是撤职查处。在军统内部，大特务们受到撤职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受到过撤职或免职处分的还有不少将级大特务，有的还被关押过。
不过，有一个人或者可以救那些特务的命，她就是戴笠的母亲。据说，每当戴笠的劣性失控发作而把手下人当作仆人一样虐待时，他母亲便会轻声而坚定地劝说他，于是他会立刻安静下来，压住怒火。
后来，到抗战中、后期，因军统的贪赃枉法、违法乱纪活动愈演愈烈。加之戴笠自身也弄权作势，大发战争财。所以，他对特务们的不法行为，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闭，“整肃”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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