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早年担任过《时报》的主笔，1912年，他出资买进《申报》，全心全意地努力经营，使《申报》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他还增加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俨然一家报业托拉斯。这之后，他又凭借自己在新闻界的地位和实力，积极创办实业，成为很有影响的人物。
史量才（1880年1月2日~1934年11月13日），原名家修，祖籍江苏江宁人。《申报》掌门人，中国著名报业家。后因政治态度与当局不和，1934年于返沪途中遭到暗杀。
申报对史量才被刺案的相关报道
本来，史量才在1927年后，一度曾拥护南京政府。但“九·一八”事变后，******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心要扑灭共产党，统一各地方实力派，并对人民的反抗采取恐怖手段进行镇压，在文化上实行法西斯统治政策，促使《申报》的态度迅速转向。史量才开始抨击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还聘请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工作。
史量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军阀和******，不敢公然反对。但他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口舌，总要为人民说话，才站得住脚。于是他聘请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长，请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他一改《申报》栏目“自由谈”的面貌，聘请进步作家黎列文主持，专以发表新文艺作品，刊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等比较进步的左翼作家的作品。
史量才以为，《申报》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国民党政府奈何不了他，所以，《申报》常常对国民党政府的某些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给予旁敲侧击的批评。在他同意下，《申报》还先后刊登鲁迅和陶行知化名为“不除庭草斋夫”反对******政权的文章，并发表了几篇《剿匪评论》，反对******围攻红军。
此外，史量才出席南京经济会议时，拒绝认购巨额债券，在十九路军上海抗日时期，还捐出了巨款。这些举动都惹恼了******。
起初，国民党******为了拉拢史量才，曾给了他许多头衔，如：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董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但仍未改变《申报》的政治倾向。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申报》经常为之刊登文章。为此，《申报》被******手令禁止邮递达35天之久。此事当时在舆论界影响很大，为了做出姿态，******不得不允许《申报》恢复邮递。
随后，******召来史量才面谈并合影，******威逼史量才说：“我有一百万军队！”而史量才回敬道：“我有一百万读者！”
1933年6月，******为打压宋庆龄，在上海租界刺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等于卸掉了宋庆龄的一条得力“臂膀”，凶手却迟迟未能落网。《申报》对杨杏佛案展开长篇累牍的报道，矛头直指******，暗示杨杏佛遇刺事件就是政府所为，让******大为难堪，这促使******把“谋杀史量才”的计划提上议事日程。
1934年夏秋之间，******发出了暗杀史量才的命令，这一任务又交给了戴笠。
戴笠受命后，即亲自前往上海，组织上海的特务对史量才进行监视和跟踪，弄清史量才的行动规律。特别是通过帮会的关系，从史量才司机的嘴里探听出，史量才经常到杭州去，每次都住在自己的别墅秋水山庄。
戴笠认为，在上海动手，人口密集，警员众多；在租界行动，怕又像上次暗杀杨杏佛那样，如果有特务跑不脱被租界的外国警察抓住，事情就会闹大了。
那么，在杭州动手呢？要知道杭州是戴笠搞“警察实验”的地方，他还在杭州成立了“警察学校”。杭州的各级警察机关，几乎都控制在特务处的人手中。人人都知道杭州是戴笠的地盘，如果这里发生了大命案，肯定会找到自己人头上。
思来想去，戴笠最后还是决定：在上海和杭州之间的沪杭公路上动手。
1934年11月6日，史量才因胃病去杭州疗养，戴笠得到消息后，即率赵理君等特务去杭州布置，并将特务们经常搞绑架用的一辆别克牌汽车开到杭州，停在浙江警官学校的车库内。汽车被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猛一看上去，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接着，特务们选好了动手地点，并探听出史量才返沪的日期是13日。
史量才也感觉到有人要对他下手，于是重金购来防弹汽车，认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13日这天，史量才乘自己的防弹汽车由杭州驶返上海。车上共有六人，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与司机坐在前排，史量才夫妇和侄女沈丽娟坐在后边。
其实，这次凶手们也早有准备，他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或者强力式手枪，能射穿史量才乘坐的“保险汽车”。
当史量才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一面以手示意，叫史量才的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射击。
史量才一家人只好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史量才身体不好跑得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量才又从后门窜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却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量才当即倒下身亡，时年五十四岁。
史的司机黄有才，还和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还没下车就都被特务们打死了，因为特务们将邓祖询误认为是史量才的保镖。两位女士中，史夫人一跳下车便扭了脚跌倒在地，侄女沈丽娟在奔跑过程中被流弹射中也受伤倒地，但杀手并不想要她们的命。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则被三个便衣特务尾追着，好在史咏赓年轻力壮跑得快，特务们连放二十多枪，都没能打中他，史咏赓从田野中飞奔着逃走了。
枪声停下半小时后，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赶到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虽然史咏赓及时报案，电话通知了警察局，但浙江省会警察局局长赵龙文故意磨磨蹭蹭，使凶手赵理君等人驾车返回江苏途中一路无人检查，很快便逃离浙江。不久，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已经回到南京的戴笠接到电报后，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史量才被刺杀的第二天，《新闻报》、《东南日报》等报均报道了这一命案，《申报》更是以醒目的大标题刊出《本报总经理史量才先生噩耗》及史量才遗像。一时全国震惊，纷纷声讨，要求政府缉拿凶手。而新闻界则发出了呐喊：“法律是什么？枪杆是什么？人民的生命是不受保障的，这不单是报界的悲剧啊！”
******也故作姿态，一面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史量才的家属表示慰问，一面电令浙江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一万元。私下里，******却发给行动特务五千元进行犒赏。所以，特务们见面时还拿这件事开玩笑地说：“如果自己破自己的案，倒可以多得五千元的奖金啦！”
《申报》，曾经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也是新闻自由的典范，然而随着史量才的遇害，《申报》渐渐失去了它的辉煌。史咏赓虽然继承了《申报》，但迫于当时的形势，《申报》只能趋向保守以求自保，一些副刊和公益事业也被迫中断。从此，报界再无人敢与国民党抗争。
爱国将领天津落难
在紧密布置******“密裁史量才”任务的同时，戴笠还接到了另一个暗杀任务，这次的暗杀对象，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吉鸿昌。
吉鸿昌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弃学从戎，投入冯玉祥部当兵。他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受到冯玉祥赏识，很吉快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又提升为营长。到了192年，吉鸿昌已经升任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30师的师长。
1929年7月，吉鸿昌受命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他为了保存实力，接受******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这时，他“托病”来到上海，与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在美国，吉鸿昌发现中国人到处遭到歧视，就在自己胸前挂上“我是中国人”的牌子，更是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
吉鸿昌回国后，于1932年4月，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指示，他负责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一起，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又集合了东北义勇军的人马，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与日伪军展开英勇作战。
然而，不久之后，苏联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之下也停止了对“同盟军”的支援。国民政府中央也派出要员，去说服冯玉祥放弃独立割据的念头，同时，同盟军内部的一些将领也表示归附中央。冯玉祥只好发表声明，放弃了同盟军司令的头衔。
分崩离析、“群龙无首”的同盟军，在与日伪军作战的过程中，渐渐弹尽粮绝。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来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要求同国民党谈判。不料，******却电令32军军长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
这是吉鸿昌第一次被捕。不过，在押解途中，车行至北平城外时，押送人员被吉鸿昌感化，竟然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吉鸿昌。
1934年5月，吉鸿昌来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他还在自家三楼的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
******早把吉鸿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决意暗杀吉鸿昌。1934年，国民政府发出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
当时，******暗杀史量才的心情更加迫切一些，戴笠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史量才的身上，而天津吉鸿昌的事就交给了已是特务处北平站站长的陈恭澍。当然，具体的行动细节仍然要戴笠研究确认后才能实施。
陈恭澍受命后，深感此事重大。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经过反复磋商后，决定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心狠手毒的人，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活动。
王文先是在天津物色人选，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他又去了北平。有一天，他在北平的西单商场门前，巧遇了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王文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
吕一民出生在河北宝坻县一个有千余亩土地的富户家里，从小被母亲娇生惯养，生性放荡贪财。吕一民还没有读完初中，就抛下母亲和妻子到处游荡，一心追求升官发财的捷径。1925年5月，河南民军司令樊钟秀在河南临颖成立一所“建国军官学校”，招收青年学生进行军事培训。吕一民听说后，携巨款到该校报名，还当上了一名班长。
善于投机钻营的吕一民，没过多久就拉拢一伙同学，结成了一个派系，号称“嵩山三十六友”。一年后，在“嵩山三十六友”的帮助下，吕一民当上了第4集团军第18教导团上尉副官。1930年中原大战时，他又当上了某部上校军需官，在与日本人进行军火交易时曾捞到不少的好处。中原大战结束后，吕一民来到北平，他辗转找到了一个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有关系的人，参加了胡汉民领导的“新国民党”，并且还担任了“别动队”里的小组长，专门组织反对******的活动。
吕一民一心期望******下台，由胡汉民等国民党的元老派掌权，这样他就能被委以重任。然而，******却一天天的势力壮大起来。吕一民大感前途无望，一天天消沉了下去。
当王文突然出现在吕一民面前时，他一下又看到了希望。当晚，吕一民把王文引到家中盛情款待，当即表示自己“愿为蒋委员长效力”。他给王文的袋里塞了红包，又让自己的情妇陪王文睡觉，请王文在陈恭澍面前多为自己美言。
陈恭澍没多问什么，也就同意吕一民加入自己的小组。吕一民又跑到天津，找到比他小8岁的本家侄子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也把吕问友吸收为情报助手。
此时，陈恭澍根据戴笠的指示，在英租界马克斯道弄到一所楼房作为据点，开展特务活动。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聚齐。陈恭澍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和王文执行侦察和具体刺杀实施。
吕一民等人化装成小贩，日夜在吉鸿昌住地周围察看情况，伺机动手。吉鸿昌毕竟是久经沙场的人，平时很警觉。他感到住房周围有异常情况，就把自己活动的地点移到了法租界里的惠中饭店。后来，他又发现有人跟踪，就悄悄地把与人聚会的地点转移到了国民饭店。结果，吕一民等人完全失去了跟踪的目标。
陈恭澍得知情况，不免心急如焚，把吕一民叫来训斥了一顿。然后他重新布置工作：除了要吕一民继续侦查吉鸿昌踪迹外，还要吕问友紧紧地盯住吉鸿昌的合作者任应歧。
这个任应歧，在中原大战期间任第八方面军参谋长兼第三军军长，当时被******的军队包围，化装后才侥幸逃脱。任应歧来天津以后，就认识了吉鸿昌，俩人成为挚友，一起从事抗日、反蒋的活动。
果然不出陈恭澍所料，吕问友经多日跟踪任应歧后，在国民饭店2楼的45号房间发现了吉鸿昌。陈恭澍获悉后，让王文在45号房的对面开了个房，他自己则藏在汽车里指挥行动。
这一天，吉鸿昌正在45号房内，与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坐在一起，一边打牌一边谈着工作。陈恭澍为弄清“第一射击目标”吉鸿昌的位置，找来一个女特务，在2楼楼道里假装做拍皮球的游戏，当饭店茶役走进45号送水时，这名女特务就将球扔了进去，然后借口找球，闯进室内，侦察清了吉鸿昌等人的位置。
一切准备就绪，陈恭澍命二吕执行刺杀任务，王、杨负责把门接应。陈恭澍最后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绝不能让吉鸿昌跑了！”
正在这时，屋里的牌正好打满四圈，该搬庄换门了。刘少南与吉鸿昌对换了位置，他也脱掉了棉衣，只穿一件小白褂，恰好与吉鸿昌的衣服颜色一样。
突然，房门被砸开了，吕一民和吕问友冲进屋内，他们把刘少南误以为是吉鸿昌，就对准他连开数枪，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而子弹又弹了回来，击中了吉鸿昌的右肩。当吕一民和吕问友正想再次开枪，吉鸿昌急扑上前，踢掉了吕一民和吕问友手中的枪。吕一民和吕问友俩人慌了手脚，拼命地夺门而逃。
此时，陈恭澍和他们请来的法国工部局的巡捕听见枪声后，马上冲进45号房，大声喝问：“谁是吉鸿昌？”
吉鸿昌见巡捕和特务们人多势众，知道自己无法逃脱，就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就是吉鸿昌，在此等候多时了！”
法国巡捕说：“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鸿昌说：“我被刺受伤，须到医院治疗。”巡捕打电话请示法国工部局之后，将吉鸿昌送进医院稍加包扎，然后和任应岐、李干三一起拘押到法国工部局。当时，正是1934年1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