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黄金荣渐生退隐之意，进入半退休状态的时候，上海滩的形势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24年秋季爆发的齐卢之战（又称江浙战争）几乎毁掉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等人苦心经营起来的三鑫公司。顾名思义，齐是指江苏督军齐燮元，卢是指浙江督军卢永祥。齐燮元原本是李纯手下的一员大将。
1920年，直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取胜，但倒霉的李纯却在这时死掉了。关于他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官方说是自杀，有人说是因情所死，另外还一版本说是被部将齐燮元所杀。反正，他的死很诡异。李纯死了之后，齐燮元顺理成章地被扶正了，成了江苏督军。齐燮元上任后，一直想取得上海的控制权，但资历又不够，曹锟、吴佩孚等直系老将又太看重他，所以他不愿意跟皖系军阀有龌龊，就送了个人情，保举何丰林做了淞沪护军使，他却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和卢永祥大战一场。
1924年9月，齐燮元羽翼业已丰满，便联合安徽、福建、江西各省军235队，分四路向沪浙一带进军。卢永祥联合孙中山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抗齐燮元。但孙中山远在广东，当时又受到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骚扰，无力援助。张作霖更是远在东北，鞭长莫及。卢永祥只好将浙江、上海和从福建退入浙江的军队组成浙沪联军，自任总司令，与齐燮元作战。
两军对阵，卢永祥显然处于不利地位，浙江和上海周围的江苏、江西、安徽、福建全是直系的地盘。再加上，当时盘踞在福建的孙传芳觊觎浙江已久，他突然从福建领兵入浙，打得卢永祥措手不及。卢永祥退守龙华。时任浙沪联军第三军司令的张载阳随行。浙江省长由张载阳的同窗夏超代理，夏超手中掌控着万余名装备精良的武装警察，实力相当雄厚。据说，他曾暗中与孙传芳勾结，让卢永祥失去了整个浙江，退守上海松江一带。孙传芳寸步不让，乘胜追击。何丰林和卢筱嘉双双避难到了杜月笙在杜美路26号的小洋房。卢永祥则取道日本，远赴大连。张载阳从此淡出军政界，过起了寓公的生活。孙传芳赶赴上海，收降了卢永祥、何丰林的部队，并任命前海州（今连云港）镇守使白宝山为上海防守总司令，办理善后事宜。
上海虽然免于战火，但“江山易主”，保护伞倒塌，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等人不免惊慌失措。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三鑫公司靠山尽失，原先堂而皇之的鸦片走私受到沉重打击，黑货货源遂被切断。三大亨虽然有心依靠孙传芳、白宝山等上海滩的新贵，但由于之前与卢永祥和何丰林之间的关系，一时之间无法达成目的。三鑫公司走私鸦片的生意陷于停顿，上海滩上的烟土行也因此断了档。
黄金荣和金廷荪由于平时开销较小，颇有储蓄，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杜月笙、张啸林以及小八股党顾嘉棠等人，由于平时并没有储蓄的观念，常常是花钱如流水，此时已是囊中金尽，捉襟见肘了。杜月笙、张啸林不免焦急慌乱，急得直跳脚，真可谓窘态百出。
好在杜月笙和张啸林又搭上了孙传芳这棵大树，从国会议员陆冲鹏处弄到了500箱烟土，才解决了这次危机。其实，孙传芳的部下们也非常愿意结交上海的三位大亨。齐卢之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争夺上海的烟土市场，但是随着三鑫公司跌入低谷，杜、黄、张等人陷入经济危机，孙传芳及其部下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们正想方设法将上海的烟土走私抓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当杜月笙和张啸林等人找上门来，他们一拍即合，很快就勾结在了一起。由于这500箱鸦片，三鑫公司的信誉，以及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的金字招牌都得以维护。这500箱烟土获利颇丰，陆冲鹏也很快就收到了货款。经此一事，不但陆冲鹏对杜月笙和张啸林钦敬有加，就连的他幕后老板财政总长李思浩对上海滩的杜、张两位大亨也十分佩服。
后来，李思浩到了上海，陆冲鹏便介绍他认识了杜月笙和张啸林。几人把酒言欢，俨然是多年的老朋友。1925年初，陆冲鹏悄悄地递给了杜月笙和张啸林一人一张委任状——北洋政府财政部委任他们为财政部参议。张啸林和杜月笙的名声逐渐超出上海滩的范围，远达北洋政府的心脏——北京。由于当时局势尚不明朗，杜、张二位并没有把委任状拿出来示人。
袁世凯死后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华大地陷入了空前的军阀混战之中。皖、直、奉三大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和中央政府的控制权，相互仇视，彼此混战，将中华大地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为尽快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于民国十三年实现首次合作，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局面。
上海滩三大亨周旋于皖、直、奉三大军阀之间，一下子成了中国军政界的大红人。无论在哪一派，他们都很吃得开，这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是很少见的事情。早在民国九年，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之间就爆发了被历史上称之为“直皖战争”的恶战。皖系战败，段祺瑞的势力受到了空前的削弱。民国十三年爆发的齐卢之战实际上是直皖两系之间战争的延续，皖系军阀卢永祥战败，直系军阀孙传芳占据了上海。为了维持各方实力的均衡，奉系军阀张作霖通电支持卢永祥，声讨孙传芳。
不久，北京政变爆发。张作霖这位北洋政府的幕后老板令山东督军张宗昌率兵支持卢永祥，大举南下。1925年1月29日，齐卢之战结束四个月之后，张宗昌统兵万余名，声称十万大军，抵达上海，收缴败兵的军械。孙传芳则令部队退到新龙华，双方划界而治。
张宗昌是山东掖县人，历史上关于他的传闻颇多，绰号“狗肉将军”、“混世魔王”、“长腿将军”、“三不知将军”等。山东称推牌九为“吃狗肉”，张宗昌嗜好“吃狗肉”，故被称为“狗肉将张宗昌军”；他又人高马大，腿特别长，所以人赠“长腿将军”的绰号；“三不知将军”的来历则是传闻其“不知自己有多少姨太太，不知自己有多少条枪，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从“三不知”可以看出张宗昌的荒淫骄奢，他横征暴敛，弄得天怒人怨，于是，老百姓便在暗中称呼他为“混世魔王”。
如今，这位“狗肉将军”来到上海，十里洋场上头面人物都争先恐后地为他洗尘接风。张啸林虽然被称为“张大帅”，但那只是个诨号，如今真正的张大帅到了上海，他便一力掇促杜月笙与其结交。早先，张啸林已经与张宗昌的驻沪代表单先生搭上了关系，且十分亲密，他对张宗昌的脾气与嗜好自然了解得比较透彻。
辛亥革命之时，张宗昌曾追随李征五左右。当时，李征五已经淡出政界，办了一份名为“上海商报”的报纸，他的声望在上海相当高。昔日的老部下来到上海，李征五自然要抢在前头，接待这位炙手可热的大将军。于是，杜月笙与张啸林便派人联络李征五，婉转致意，希望能在李征五的接待宴席上作陪。凭着他们在上海滩上的声望，这点小事自然不在话下。李征五便备了请帖，请杜月笙和张啸林到席作陪。
为了迎合张宗昌的嗜好，杜、张二人暗中决定请他到长三堂子里去吃饭。上海的长三堂子娱乐内容丰富，不但有妓女相陪，还可餐可赌。张啸林与杜月笙等长期厮混于此，早已打破了陪酒和茶围均收三元的惯例，常常一掷千金，惹得长三堂子的老板和妓女们，甚至是伙计、周围的乞丐只要一见到他们，便围拢上去，左一个“杜先生”，右一个“张大帅”地叫不停。
当时上海最红的长三是被誉为“花国大总统”的富春楼老六。富老六是苏州人，颇有姿色，每天门前都是车水马龙，达官巨贾盈门。杜月笙与张啸林一商量，便决定在富老六的香闺里设宴欢迎真正的张大帅。
富老六邀集了上海滩烟花柳巷的十大美女，她们环肥燕瘦，各具风情，直惹得张宗昌手舞足蹈，开怀大笑。杜月笙和张啸林便从旁穿针引线，说些恭维的话，让张大帅更加开心。富老六也是个有眼力劲的人，她见张宗昌豪爽豁达，便半开玩笑地说：“哎呦，今朝我们这堂子里来了两位张大帅呀！”张宗昌不解，笑问道：“哪两位张大帅？”
富老六娇滴滴地答言道：“我们这位上海滩大佬人称‘张大帅’，如今又来了您这位真正的张大帅，可不是两位‘张大帅’吗？”张宗昌闻言，哈哈大笑，他对着张啸林说：“你是张大帅，我是张小帅。”张啸林一时间倒显得无所适从了，他涨得满脸通红，紧张地说：“大帅开玩笑了。”张宗昌指着身旁的驻沪代表单先生，大声嚷道：“你可以问问他嘛！我的号叫效坤，下面的人都喊我‘效帅’，你们上海人喊‘效帅’的话可不就成了‘小帅’吗。”
张宗昌此言一出，引得满座开怀。张啸林不敢放肆，一边笑着，一边举杯敬了张宗昌一杯酒。张啸林等人由此对张宗昌另眼相看，认为他和一般的兵痞大不相同，至少他的机智与度量是许多人比不上的。
当晚，宴席结束之后，杜、张二人忙请张宗昌到“赌国”一游。虽然张宗昌喜欢推牌九，但山东牌九和上海牌九差异较大，杜月笙和张啸林等便陪他搓了一夜的麻将。
张宗昌的部队军纪极差，在上海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随着上海市民不断上书段祺瑞，让这支“侉子兵”（江南人称山东为人“侉子”，山东人则称其为“蛮子”）撤走，张宗昌和少帅张学良商议之后，不得不在二月十四日以北上磋商军事为名离开了上海。
张宗昌在上海期间，杜、张二人极力奉承不是没有目的的。他们让张宗昌保护三鑫公司的烟土贩运。当然，张宗昌也得到了好处。三鑫公司给他的部队极高的酬金作为弥补军饷的费用。张宗昌本就为此而来，岂有不允之理。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张昌宗派军队保护毒品进口，烟商预付酬金300万元。
张宗昌离开上海之后，仍然想长期把持上海滩，便令他的心腹李奎元为239奉军第一军驻沪办公处处长，专门负责与毒贩商洽护运筹款事宜，并留下一个旅的兵力负责毒品进口后的安全卸运。这样，张宗昌军虽不在上海，但鸦片势力丝毫不减。
张宗昌大发烟土财，众军阀个个眼红不已。孙传芳更是想方设法地重新进驻上海。几个月之后，他便击败了奉军残部，再次领兵进驻上海。孙传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公开与三鑫公司签订协议。他的军队负责保护三鑫公司的鸦片安全通过华界，并帮助取缔严重危及公司利益的对手。三鑫公司每年进献一千五百万元作为答谢费。
1925年5月，在黄金荣的牵头之下，三鑫公司与法租界公董局董事签定了一项秘密协议。协议规定，三鑫公司可以在法租界内可以开设20家鸦片零售店和一家土栈；三鑫在启运烟土时预先通知法捕房，对不属于三鑫公司的土商，法租界捕房将予以逮捕和起诉；三鑫公司向捕房代表一次总付十四万元，并在今后整个买卖期间每月支付八万元；公司向“欧洲委员会”支付进库鸦片每箱二百五十元，法租界内的每家鸦片零售店每月缴五百元。
这项协议看起来是法租界当局雁过拔毛之举，实际上三鑫公司也获益良多。这份协议维持和巩固了三鑫公司对法租界鸦片买卖的垄断，公司生意以惊人的速度发达起来，第一个月便盈利六百万元，真正是日进斗金。三鑫公司经历风雨摇摆之后，不仅安然，而且财源滚滚。
二、上海滩形势错综复杂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同年11月，国民革命军荡平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大部，进军浙江、江苏、安徽等省。蒋介石随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了江西南昌。
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之际，中国共产党在北伐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则，随着北伐节节胜利，蒋介石便加紧和帝国主义、旧军阀官僚勾结，加紧了反共的步伐。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的演讲中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权力。”
当时，蒋介石虽未与中国共产党公开撕破脸皮，却暗中指使地痞流氓大肆破坏共产党在江西、安徽等地的革命活动。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活动基地之一。在中共的领导之下，上海的工人、学生趁北伐节节胜利之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一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武装、军阀孙传芳的部队、以三大亨为首的青帮流氓云集上海。上海的形势空前复杂起来。
青帮的帮规松散，杜月笙虽然门生众多，且不少人在外面背着他为非作歹，但他很少惩处他们。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张松涛是为数不多受处罚者之一。有一次，他背着杜月笙在外面“照杜月笙的牌头”、“亮杜月笙的字号”，捞了不少好处。杜月笙知道后，强忍怒火，派人把张松涛喊来。见面以后，杜月笙对张松涛所犯之过闭口不提，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你在上海不好再待下去了，到外地去吧。”
张松涛一听此言，顿时吓得魂飞天外，手足无措。他做贼心虚，知道自己外面犯下的过错肯定被师傅知道了，但离开上海滩，到哪里去呢？他“扑通”一声跪在杜月笙面前，央求道：“先生，我知错了！出了黄浦滩，对我来说真是死路一条啊！”杜月笙怒气未平，怒斥道：“天底下的饭又不是统统在黄埔滩上，你年纪轻轻的，到外地去也饿不死你！”张松涛知道杜月笙向来对门生爱护有加，他肯定不忍自己独自到外地流浪，便继续哀求道：“先生！先生……”杜月笙心软了，他无可奈何地说了句：“好吧，我喊人写封信，你拿着去找宁波炮台司令张伯歧。”张伯歧是浙江嵊州人，早年参加光复会，筹组光复军。光复杭州一役中，他自任敢死队队长，异常英勇。二次革命中，他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参与讨袁运动。当时，他正在当宁波炮台任司令。民国时期，军政界要241员和帮会没有关系的人不多。这张伯歧便是洪门老大之一。他跟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关系很好。将张松涛推荐到张伯歧那里去，自然是杜月笙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张松涛怎会不知这其中的奥妙所在呢？他到了宁波以后，勤勤恳恳，本本分分，很快得到了张伯歧的赏识。每次到上海，张伯歧都要在杜月笙面前夸他几句。
杜月笙此时对张松涛也颇为想念。沈月英看出了他的心思，便顺水推舟地说：“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松涛既已改过，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人才。要不，就叫他回来吧。”
杜月笙颔首同意，便派人把张松涛叫回了上海。当时正值民国十五年的岁末，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吴佩孚几乎全军覆没，孙传芳的劲旅也在南昌之役损失惨重。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经进入浙江境内。待从军中归来的张松涛将这些消息告诉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等人之时，他们不免踟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