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屁丞相我不要
明朝建立之初，新搬了家，很多东西还没来得及置办，当然也来不及昭告天下自己的制度什么的，各级官僚机构只好继续沿用元朝的制度。但是既然朱元璋真正的目的是要称王，所以他在自己做吴王的时候，就已经着手在自己的辖区建立行政机构了，设立了行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那个时侯百官礼仪以右为上。到了吴元年（1367年），改为以左为上，李善长改为左相国，徐达改为右相国。到了洪武元年，在中央，设立中书省，中书省长官就改为左、右丞相了，这都是正一品的官儿。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就曾经先后担任过左、右丞相。丞相之下设有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
中书省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它内部又有哪些办事机构呢？
首先，下设左、右司
包括有郎中，正五品官儿；员外郎，正六品官儿；都事、检校，正七品官儿；照磨、管勾，从七品官儿。
参议府
有参议，正三品官儿；参军、断事官，从三品官儿；断事、经历，正七品官儿；知事，正八品官儿。
都镇抚司
有都镇抚，正五品官儿。
考功所
有考功郎，正七品官儿。
中书省是皇帝之下最厉害的机构，可以对百官发号施令，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事务都是它说了算。中书左丞相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位置高，权力大。曾经在这个位置上坐过的人在洪武初，徐达身在军旅，中书省就是李善长掌握权力。到洪武四年，李善长罢相，又任命汪广洋为丞相，等洪武六年汪广洋也罢了相，就任命胡惟庸做了丞相。
到这个时候，国家的权力机构基本上算是比较健全了，老朱觉得该设的设了，就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可谁知，做了宰相的胡惟庸专权骄横，为了自己能够独断专权，排除异己，处处怕自己吃亏，时时想捞点东西进自己的腰包，最终让朱元璋大为光火，到洪武十三年，老朱不再忍着做什么HelloKitty了，老虎最终发了威，朱元璋查胡惟庸之案，胡惟庸被处死，受胡惟庸连累的也有不少人。而且。老朱痛定思痛，觉得一切恶果都是因为自己设立丞相得来的，让你们跟我较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再设立丞相，顺带连中书省也废了。这样，皇帝以外就不会再出现另一个权力中心了，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跟皇帝争夺权力的人了。
丞相被废后，原来中书省的职务就全部归皇帝一人掌管，六部事务也换了头头儿，看来皇帝也真是不轻松啊！官员事务要管，国家礼仪要管，兵将的事要管，人民的事也要管，晕死了！这样下去铁人也是会被累死的！看来朱元璋也想到了这点，觉得自己是肉体凡胎，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关键时候还得借助于办事机构处理政务，于是就设立了春、夏、秋、冬四辅官，后来老朱发现四辅官四个人还是有点多，不好调派，于是废了四辅官，把翰林院、左右春坊的官员拉到自己身边，做了随叫随到的办事员。老朱觉得方便了很多。
全国这么大的土地，有好的管理方法才能真正的当好家做好主。元朝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后，曾经自领江南行中书省。以后每攻占一个地方，就设立一个行中书省。行中书省的官员，自平章政事以下与中书省相同。后来，各地废除了行省，改设承宣布政使司，掌管一省行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
在中央，都察院负责监察，地方设提刑按察使司掌管监察司法。元朝的行省权力很大，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明朝的布政使司，权力就小多了。
天下兵马归我管
朱元璋以武功起家，对他来说控制军队十分重要。老朱通过自学学问也不浅了，自然知道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知道谁掌握了兵权就是掌握了国家的命脉。元朝的中央军事机构是枢密院，朱元璋占领集庆（今南京）后入乡随俗，就建立了行枢密院，后又设立了诸翼统军元帅府。不久，枢密院被废，改设大都督府，其长官为大都督，朱元璋任命侄子朱文正为大都督。大都督府地位很重要，有权节制京师和各地的军事。大都督之下设有司马、参军、经历、都事等官。
到吴元年（1367年）后，大都督府不再设大都督，而设左右都督（正一品）为长官，以下设同知都督（从一品）、副都督（正二品）、佥都督（从二品），其下设有参议（正四品）、经历、断事官（从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从七品）等官。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朝发生了一件大事，丞相胡惟庸因为谋反被处死，中书省被撤销，不再设丞相，与此同时大都督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改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个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佥都督（正二品），其下设有经历司，有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等官。
提起明朝，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东厂西厂锦衣卫？这是我的反应。明朝的这两个特务组织不是一般的厉害，他们为朱元璋侦查谁有谋反的迹象，一旦被抓住蛛丝马迹，哪怕就是一点点，也肯定会被抓住，到时候是剥皮还是凌迟就要看皇帝的心情了。明朝的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京师和全国各地的卫所军队。但是锦衣卫和其他皇帝的亲军不归五军都督府管，而是直接归皇帝管。
明朝的军队有京军和地方的卫所军。京军又分卫所军和负有特殊任务的锦衣卫等保卫皇帝的亲军。洪武四年（1371年）京军达二十万七千八百人。明朝的军队以卫所为编制，所谓“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概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二百人为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为百户所。
明朝各省的行政机构设有三司，也就是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司。洪武年间，全国共有十七个都司、三百二十九个卫，还有一个留守司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
明朝的卫所士兵都是世袭的，一旦你当了兵，就是世世代代的士兵了。每个士兵除承担军事任务外，还有一份自己的土地，打仗训练的空闲就种种地，耕耕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省得吃别人的还要看人脸色。怪不得朱元璋夸口说：“我京师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人家是有夸口的资本。
明朝的军事制度错综复杂，每当有大型的征讨活动，要由皇帝任命总兵官，调各卫所军归其指挥。打完仗以后，将领交还印信，军队又回到各个卫所。真是不嫌麻烦。
在中央政府机构的六部中还有一个兵部。兵部是干什么的呢？兵部设尚书（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等官。兵部的职责是“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也就是说，负责选拔、任命全国都司卫所的军官，军队的训练，包括各地军队的部署、军队装备的管理等等。
如此复杂的军事系统，形成了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以保证全部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老朱也是用心良苦啊，毕竟打下来江山不容易。
以礼齐民辅以刑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老朱深深的明白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法律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朱元璋平定武昌后，就开始议定律令。吴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22人为议律官，讨论和制订法令。朱元璋对他们说：“法律是给老百姓看的和使用的，只有通俗易懂才能真派上用场。人家王安石还是白居易为了自己的诗能让老百姓明白，总是在闹市口跟老妇人聊天，给她们读自己写的诗，为的就是让她们懂，一旦有什么不懂的，就可以及时改正了。我们现在制定法律也要有这种精神。老百姓懂了明白了也就真的不会因为不懂而触犯法律了。而且，如果法律条文太多，对同样的案情解释不一，再赶上个别有歧义的词语，那些别有用心的官吏办起案来就会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法律的漏洞做坏事。”朱元璋在这里专门提起了官吏。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没有律师，也没有专门教授法律的学校，不像现在大学里有法学这个专业，还有专门的律师培训，毕业之后有律师事务所，还有法院和检察院。现在偶尔还有人下乡普及法律知识，连老百姓都知道点法律条文，犯法了要找律师。以前是各衙门的吏掌握法律，了解法令的细节。处理具体案件，官员就要依靠吏员。如果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吏员赶上为自己的亲戚判案，就有可能钻空子，赶上给自己的仇人办案，就有可能利用法律的模糊性置人于死地。一字可以使人生，一字可以置人死，这些刀笔吏可是不好惹的。所以，法律要规定得十分明确，不能怎么解释都行，让人钻空子。但是，常言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正象老朱自己说的朱元璋也网太密了，水里大鱼小鱼都会被打上来；法太严了，老百姓动不动就犯法，没有一个不犯法的好人了，所以不能把法律制定的太过细致。这件事老朱怕制定法律的官员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意思，于是要求这些官员仔细认真的研究讨论，每天把拟议的条目报告给他，他要亲自斟酌议定。这样才能保证这些法律条文真正和自己的意。
此后，他常常在西楼召见各位官员，大家在方桌或者圆桌周围一坐，喝点茶水，吃点瓜子，把法律条文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斟酌轻重，讨论立意。到年底，律令编制完成，一共有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
朱元璋又担心百姓一时不能全部了解，就命令大理卿周桢等就法律中规定的民间应该履行的内容，分类编辑、解释，成为一部书《律令直解》，印了很多本，几乎快人手一本了，然后颁发到全国各地。朱元璋看到新书印制完成，自己的大名赫然成为主编，心里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嘴里念念叨叨地说：“现在好了，我的子民可以少犯点错误了！大家知法懂法，要求官吏严格执法，可以想象天下将是一片多么祥和的景象啊！”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尝到了法律的甜头，仍然重视法律建设。他命令儒臣四人和司法官员一起为他讲解《唐律》，每天讲二十条，恶补法律知识。洪武六年，奉朱元璋之命编成的《律令宪纲》颁发给各个衙门，要自己手下的官吏都知法懂法，即使成不了律师，也要做半个律师。这年冬天，朱元璋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详细编制《大明律》。刑部每上奏一篇，朱元璋就把它贴在宫殿的两庑（墙上），亲自斟酌裁定。到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大明律》编制完成，翰林学士宋濂在进表中说：《大明律》的篇目一准于《唐律》，“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一共六百零六条，分为三十卷。到洪武九年，朱元璋看《大明律》还有不尽妥当之处，又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进行修订。以后，断断续续的修订一直延续到洪武三十年。《明史》说：“虑久而精，一代法始定。”《大明律》成为明代最基本的法典，影响深远。各种各样的惩罚条例在上面都可以找到依据，可谓面面俱到。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重视礼。礼是等级和秩序的规范，是武力和刑罚的补充。很多时候礼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礼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德，现在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所以说礼在稳定社会秩序、改善风俗上甚至比法律和行政命令还管用。所以孔子说的：“齐民以刑，不若以礼。”是非常有道理的。
中国历代帝王一般都会强调自己是君权神授，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很有市场，那时候的老百姓基本都是连小学文凭都没有拿到，所以都很相信很多事是上天注定，而皇帝的由来也是上天赋予的。那时候想要当皇帝的人都很聪明，明白老百姓有这样的心理，所以都声称自己受有天命，得天命者得天下，皇帝是奉天承运才能够做的。所以皇帝十分重视上天的态度，时时要与上天沟通。而古代与上天沟通的办法就是祭祀。所以，祭祀的礼仪是十分重要的，这可是跟上天沟通的东西，不能随随便便的。《尚书》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明确说明了祭祀的重要性。
朱元璋身边有这么多的文人儒者，他们没事的时候就已经将中国的历法研究得比较透彻了，也深深的明白礼的重要。所以，当他的政权有了一定规模时，他就开始了制礼作乐。《明史·礼志》说：“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讨究。”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突发奇想，想要拟定祀典将历代的典礼仪式汇集起来，这像是查字典，想找哪个一找就出来了，方便快捷！于是命令中书省、翰林院、太常寺礼部官员和儒臣开工，在洪武三年编成了《大明集礼》，内容不光是传统的五礼，即吉、嘉、宾、军、凶五类礼仪，还增加了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宗学、音乐等等。老朱想得很是周到，祭祀时穿什么，听什么，坐什么，依照什么，面面俱到。也不怪乎老朱会做得如此细致，他手下的文人学士太多了，而且个个优秀，李善长、傅换、宋濂、詹同、陶安、刘基、魏观、崔亮、牛谅、陶凯、朱升、乐韶凤、李原名，哪个不是听来如雷贯耳？每个人想一个就足够丰富了，再加上当时朱元璋还召集全国各地所谓“高洁博雅之士”徐一夔、梁寅、牛子谅等等来到京城共同编修礼书，简直是如虎添翼！这样的强强联合的结果自然不会让众人失望，你让巴金、矛盾、老舍合作去写一本合集，你看看市场的销量，不把出版社乐死才怪！到了洪武三十年间，一批优秀的礼书出炉了，《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义》、《皇明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等，品种繁多，内容丰富，老朱这件事做得非常的到位，这也算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了。
大家都知道元朝是马背上的国家，对于骑马作战很少有人能比得过他们，但是谈起文化知识来，他们就不一定能再滔滔不绝了。老朱除了编订一批文化典籍出来，还要收拾一下元朝留下的烂摊子，这可是历史遗留问题，从元朝建立就开始存在，一直到现在元朝灭亡了还在，因为那些马背上的汉子根本不在乎什么礼仪，看来老朱任重而道远啊！
老朱要面对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对历代礼仪的清理、订正、补充，二是对元朝统治者带来的胡服和传统的内容，历代礼仪缺失前边讲了因为人家元朝汉子是在马背上打下的天下，对于这些繁文缛节估计不会很在意。而元朝统治者带来的胡服跟他们的传统就是个问题了，因为元朝统治者最初打天下的时候还是以大草原为根据地，他们要骑马打猎，自然不会喜欢中原地区这种比较紧的，显身材的衣服，他们喜欢宽松，估计那时候要是有阔腿裤他们会非常的喜欢。其实我觉得元朝统治者是喜欢休闲一点的衣服，这样活动起来比较舒服，不像中原地区的人们穿衣服那么板。另外，对于中原的礼节估计他们开始会相当的受不了，因为三拜九扣不是一般的繁琐，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哪一个步骤错了都是会被人家笑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