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美国好莱坞有这么一件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穷困潦倒的年轻人，身上全部的钱加起来也不够买一件像样的西服。但他仍全心全意地坚持着自己心中的梦想，他想做演员，当电影明星。
好莱坞当时总共有500多家电影公司，他根据自己仔细划定的路线与排列好的名单顺序，带着为自己量身订做的剧本前去一一拜访。但第一遍拜访下来，所有的500多家电影公司没有一家愿意聘用他。
面对无情的拒绝，他没有灰心，从最后一家被拒绝的电影公司出来之后不久，他就又从第一家开始了他的第二轮拜访与自我推荐。第二轮拜访也以失败而告终。
第三轮的拜访结果仍与第二轮相同。
但这位年轻人没有放弃，不久后又咬牙开始了他的第四轮拜访。当拜访第350家电影公司时，这里的老板竟破天荒地答应让他留下剧本先看一看。他欣喜若狂。
几天后，他获得通知，请他前去详细商谈。就在这次商谈中，这家公司决定投资开拍这部电影，并请他担任自己所写剧本中的男主角。
不久这部电影便问世了，它就是著名的《洛奇》。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国际巨星史泰龙。
很多成功人士都有当年做丑小鸭时的艰难奋斗过程，这些奋斗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那就是做人做事要保持百折不弯的韧性。
19别勉强自己做不愿做的事情
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啼笑皆非》中有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一个小人物一举成为名作家后，新朋老友纷纷向他道贺，成名前的门可罗雀同成名后的门庭若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间有精彩的一段：一位早已疏远的老朋友找上门来，向他道贺，怎么办呢？是接待他还是不接待他？按照本意，自己实在无心见他，因为一无共同语言，二来浪费时间；可是人家好心好意来看你，闭门不见似乎说不过去。于是只好见他了。
见面后，对方又非得邀请他改日到他家去吃饭。尽管他内心一百个不乐意，但盛情难却，他不得不佯装愉悦地应允了。在饭桌上，尽管他没有叙旧情，可是又怕冷场，于是又得强迫自己无话找话：这种窘迫相可想而知……
来而不往非礼也，虽然他不再愿意同这位朋友打交道，但他还是不得不提出要回请朋友一顿。他还得苦心盘算：究竟请这位朋友到哪家饭店合适呢？去第一流的大酒店吧，他担心他的朋友会疑心自己是在他面前摆阔；找个二流的吧，他又担心朋友会觉得他过于吝啬……
这种情况实在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该拒绝别人，并且在拒绝的时候采取正确的方法，我们就能因此节省大量的时间。
20借他人手传自己情
宋太宗年间，曹翰因罪被罚到汝州。曹翰苦思返京之策。一天，宫里派了个使者到汝州办事，曹翰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他想办法见到了使者，流着泪对他说：“我的罪恶深重，就是死也赎不清，真不知怎样才能报答皇上的不杀之恩，现在只有在这里认真悔过，来日有机会一定誓死报效朝廷。只是我在这里伏罪，家里人口太多，缺少食物活不下去了，我这里有几件衣物，请你帮我抵押一万文钱，交给我家里换点粮食，好使家里大小暂且糊口。”
使者回到宫中如实向宋太宗做了汇报。太宗拿过包袱打开一看，里面除衣服外还有一幅画，画题为《下江南图》。画的是当年曹翰奉宋太祖旨意，任先锋攻打南唐的情景。太宗看到此图想起曹翰当年的功勋，心里很难过，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决定把曹翰召回京城。
宋仁宗时，丁谓被贬官到海南岛的崖州。他虽然十分不满，表面上却装作潜心思过。那时他本人贬到崖州，而家属还留在洛阳。有一次他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洛阳，交给洛阳太守刘烨，请求刘烨转交给自己家里的人。丁谓告诉送信的人，务必等到刘烨会见下属的时候再把信交给他。送信人依计而行。刘烨在公众场合接到丁谓的信，不敢隐瞒，害怕被人误认为是与丁谓有私情，只得马上派人把丁谓的信呈送给皇上。
皇上收到信拆开一看，里面全是悔过的话，措词十分尖锐。信中还对家里人说：“朝廷对我们恩泽深厚，我们全家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尽浩荡的皇恩，不要因为朝廷对我的贬谪而产生怨恨之心。”仁宗被深深打动了，于是便下诏把丁谓调到了大陆上的雷州。
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借他人之手传达自己的心声，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21细分市场找出新商机
1969年时候，万宝路在兼并了米勒啤酒公司后，通过分析市场，开发出了新型啤酒，因而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啤酒公司之一。
在推出营销策略前，公司进行了认真的市场调查。他们发现，若按使用率分类，啤酒饮用者可细分为轻度使用者和重度使用者两类。轻度使用者数量虽多，但总饮用量却只占重度使用者的八分之一左右。
他们还发现，重度使用者多有下列特征：蓝领阶层；年龄在三十岁左右，每天看三个半小时以上的电视，爱好体育运动。
经过这番调查，他们决定将目标市场定位在重度使用者身上，并果断地决定将“海雷夫”啤酒重新定位。要知道“海雷夫”啤酒是米勒公司的“旗舰”，素有“啤酒中的香槟”之称，在许多消费者心中是价高质优的“精品啤酒”。这种啤酒原来的受众多是妇女和社会高收入者，但这些人却往往是轻度使用者。
重新定位从广告开始，他们考虑到新顾客的心理、职业、年龄、习惯等特征，在广告信息、媒体选择、广告目标方面作了很大调整。他们首先在电视台预约了一档叫“米勒天地”的栏目，广告主题则变成了“你有多少时间，我们就有多少啤酒”来吸引那些“啤酒坛子”。
广告画面也做了很大的处理：由原来的变成了激动人心的：船员们神情专注地在迷雾中驾驶轮船，消防队员奋力灭火，年轻人激情澎湃地骑着摩托车冲下陡坡。他们甚至请来了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篮球明星张伯伦来为啤酒客串助兴。
为了配合广告攻势，米勒又推出了小瓶装的“海雷夫”，用来满足那部分轻度使用者，尤其是妇女和老人。他们喝完一杯，刚好够量。
“海雷夫”的重新定位战略非常成功。到1978年，“海雷夫”的年销量达到两千万箱，仅次于AB公司的百威啤酒，名列第二。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任何一个产品只有进行足够多的市场分析和调查，才能找准市场缺口，获得大的收益。而商机，往往就是在调查分析市场的时候捕捉到的。
22确定自己做人处世的角色
卡内基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教训：当我从密苏里州的乡下到纽约去的时候，我进了美国戏剧学院，希望做一名演员。我当时有一个自以为非常了不起的想法，想法非常简单，非常完美，并且惊讶为什么那些富有野心的人没发现这点。这个想法是这样的：我要向那些有名的演员学演戏，学他们身上的优点，把每一个人的长处都学下来，使自己成为一个集所有名演员优点于一身的优秀演员。
然而，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是多么愚蠢和荒谬的想法。一个人只有保持自己的本色，不刻意模仿别人，才能成就自己的事业。
这次痛苦的经验，本来应该成为我的一个教训，遗憾的是没有。我并没有从这件事上吸取任何教训，我太笨了。
后来我写了一本关于公开演说的书。在写那本书的时候，以前的笨想法又回到我脑海里。我打算把其他作者的观念，“借”到自己的书中——使这本书能包罗万象。于是我买了十几本有关公开演说的书，花了一年时间将里面的理念写到自己的书里。可我再一次发现这样做的愚蠢后果：这本书因此显得非常做作，非常沉闷，没有一个人愿意一直看下去。
这就意味着我一年的心血被丢进了废纸篓，所有的事情还要重新开始。这一回我对自己说，“你一定得维持本色，不论你有多少错误，能力多有限，都不要模仿别人。”之后我卷起袖子，做了自己觉得最应该做的事情：写了一本关于公开演说的教科书。完全以自己的经验、观察，以一个演说家和一个演说教师的身份来写。
也正是这次，卡内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他终于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而不是一再盲目地模仿别人了。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世界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任何一个想要成功的人都要找准自己的定位，不刻意模仿别人，保持自己的本色，做自己应该做的事，那成功就离你不远了。
23真的高人一定是谦虚的
19世纪的时候，法国著名画家贝罗尼曾到瑞士去度假。
有一天，他正在日内瓦湖边专心画画。旁边来了三位英国女游客，看了他的画，便在一旁指手画脚地批评起来。一个说这儿不好，一个说那儿不对，贝罗尼听后都一一进行了修改，最后还郑重地向她们道谢。
第二天，贝罗尼有事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在车站又看到了昨天那三位妇人，她们正交头接耳不知在议论些什么。过了一会儿，那三个英国妇人看到他便朝他走过去问：“先生，我们听说大画家贝罗尼正在这儿度假，所以特地来拜访他。请问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贝罗尼朝她们微微弯一下腰，回答说：“不敢当，在下正是贝罗尼。”
三位英国妇女听后大吃一惊，想起昨天的事，全都红着脸跑掉了。
真正有才识、有学问的人，都是谦卑的。因为他们知道，要想事业更上一层楼，最好的方式就是谦虚地接受别人的意见，也正因此，他们往往拥有过人的胸襟和风度。
24善于发现隐藏的供需失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农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已大大降低，而新兴工业正在迅速发展。特别是汽车工业的发展速度惊人，同时带动了玻璃、橡胶和钢铁等相关产业的腾飞。
高尔文敏锐地发现了战争之后市场上的供需失衡。退役之后他没有返回故里，而是来到芝加哥的一家蓄电池公司担任职务。这家公司专门生产汽车用的蓄电池。公司里的工作单调重复，但这一切都不能磨灭高尔文心中所蕴藏的创业的激情，他将眼下的职务作为过渡性的临时工作。他在等待时机。
1920年11月22日匹茨堡KDKA电台正式开始广播，这是无线电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突破。它最初只播出音乐和棒球赛结果，但这种新的媒体的巨大潜力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为高尔文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之后，高尔文创建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专门从事无线电器的电池生产。此时，交流电收音机已经走进家庭，高尔文认准时机，准备生产这种产品投放市场。但无线电市场并不确定，这就要求生产厂家一旦接到订货，就必须迅速投产，及时交货，不然的话许多竞争对手就可能钻了空子。高尔文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业务中去，在激烈的竞争中他时刻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在整个无线电市场蓬勃发展的势头推动下，高尔文的公司一年多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1930年，美国在爆发了规模最大的经济危机之后，高尔文制造公司向市场投放了他们生产的第一种型号的汽车收音机。新产品的商标是“摩托罗拉”，这是高尔文一天早上刮脸时偶然得到的一种灵感。它兼有“开动”和“收音机”的双重含义，显得既醒目又充满生机。新产品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摩托罗拉也得到了“美国最好的汽车收音机”的盛誉。
1936年，战争的乌云笼罩了整个欧洲。高尔文一家人去了意大利、奥地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回国之后他坚信：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战争是不可回避的。在公司经历了1937年到1938年间的萧条之后，高尔文敏感地意识到公司必须从事战争时期对国家有益的生产活动才能迅速发展。于是，他开始让他的工程师研制军用收音机。
机会终于到来了。1940年的一天，某报社的编辑打电话告诉高尔文，在威斯康星州麦科伊营地进行军事演习的军队因缺少无线电通讯联络而行动不便。
高尔文立即派他的总工程师唐·米切尔和雷·约翰深入麦科伊营地实地考察。他们看到士兵们背着笨重的无线电通讯工具，用这种落后的器材去打仗，自然行动受阻。米切尔当即向美陆军通讯部队的斯坦福上校保证，很快可以开发出一种轻型的、便于携带的无线电话机。
在米切尔的带领下，样机很快被制造出来了。这是一部手持无线电话机，由一个话筒、头部天线和内装电池构成，重约5磅，能保证1英里内的通话效果，在某些条件下可扩大到3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