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1900）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1895）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1908）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1909）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1919）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母爱是一剂药
罗西
舒仪要远嫁到福州来，她的妈妈是极力反对的：“上海这么大？为什么非要嫁到乡下去？”女儿大了，女儿有自己的想法，也应该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了。但是，妈妈的态度仍然强硬。
舒仪没有退路了，因为她不小心已经怀上了亲密爱人的孩子，她以为生米煮成熟饭，会让妈妈改变主意，给他们以祝福。但是，她错了，母亲有些不可理喻地勃然大怒：“我最恨被人家要挟，你有种，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也不要认我这个妈！”
两年前的暮春，舒仪牵着丈夫的手，在上海浦东机场，他们办完了所有登机手续，但是舒仪仍执著地往安检门外张望着。她希望奇迹出现，那个奇迹就是妈妈的身影，她泪眼婆娑，心情复杂，广播里不断响起他俩的名字：“请……到四号登机口登机！”
这一走，母女仿佛就成了陌路人。
多少次，她打电话回上海家里，独居的妈妈总是不肯接。舒仪曾一度认为，极端的母爱才导致了如此的病态。可是，她并不知道，妈妈伤心的梦里，全是女儿幼时清脆的笑声。多少次，母亲一个人在家，也想给女儿反拨一个电话过来，但是，她最终都只拨了区号就停了下来。母亲很早时候就与父亲离婚，所以，舒仪是妈妈一手带大的，可以说是相依为命。如今“身上掉下来的那块肉”已经不再属于妈妈了，她回忆起和女儿4岁时的一次对话，不禁会心一笑。
女儿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
母亲答：你是妈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啊。
女儿恍然大悟：难怪妈妈这么瘦！
屈指算着，女儿离开自己已经快800天了。去年7号台风前夕，母亲在中央台《新闻联播》后，又准时地坐在电视机前看天气预报。她每天都特别关注福州的天气，因为女儿在那里，她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继续爱着女儿关注着女儿。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起来了，一看来电显示，还是福州的。今天已经三次拒接了，这次不知道为何母亲居然把话筒拿了起来。电话那头是女婿的声音：“妈，舒仪生病了，你可不可以过来看一下……”
母亲心一沉，几乎是撑着身体听完电话的。
第二天，母亲搭了第一班的飞机到了福州。机场，女婿接她的时候，她感叹一句：“原来没有我想象得远。”
当她获知女儿在家里而不是医院里，她的犟脾气又来了：“是不是你们骗我来的？”女婿只好坦白交代说，因为他和舒仪的女儿得了小儿肺炎不治夭折，都已经一个月了，舒仪还是没有从悲痛的心境里走出来。
最近情况更是严重，丈夫她都不认识了……每次给她喂药，她都会极力地抗拒，有时甚至挥舞着菜刀，咆哮着：“你们都是凶手，想害我女儿，给我滚……”
听到这里，母亲老泪纵横，不停地喊着：“我的傻宝贝啊，我的傻宝贝……”当她步履蹒跚地跟着一行人刚进门，舒仪便举着刀迎了上来。危急之际，没有人敢上去，唯独六十多岁的老母亲，佝偻向前，哭喊着舒仪的乳名，舒仪无神的眼睛似乎闪亮了一下，扔下菜刀，坐在地上喃喃自语……
接着，老母亲一口一口地小心喂着已年过30岁的舒仪。“真乖，再吃一口！”舒仪的母亲含泪声声地劝慰着，而舒仪则幸福如小宝宝似地偎在她身旁，嬉皮笑脸的，那么轻松自在……
在场的人先是惊讶，之后都泪流满面。舒仪，她什么都忘了，唯一记得的，只有母亲。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加上母亲寸步不离的陪护，舒仪终于清醒过来了。当她喊出第一声“妈”的时候，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医生说，这是奇迹，母亲是她最好的药。
忧伤母性
陆克寒
同学的丈夫与她离了婚。同学猝不及防，唯有与年幼的儿子相依为命。儿子在一所寄宿学校上学，双休日回家。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同学天天和他通电话，晚七点半，准时。
那一天同学和女伴来到我们谋生的小城，大家都聚集来，陪她。我们喝了点酒，说起学生时代的往事，唱那些经久弥醇的老歌。我们不愿多提及同学伤心的婚变；这年头，离婚的理由千奇百怪，但男子的见异思迁却是司空见惯的前因。
道德谴责对于负心人软弱无力，我们只能用友谊和歌声让同学重温生活的美丽，抚慰她伤痛的心。同学说：现在，儿子是她生命的太阳。那天晚上七点半前，同学心神不宁，惦念在别一城市的儿子：与儿子通话后回来，同学一脸灿烂。
——那是我见到的最温馨的笑，母性的笑，牵挂与欣慰，还有一抹凄婉和无奈，就像轻风拂动碧绿叶片，美丽而忧伤。
此前一星期，我匆匆过江到另一城市。那里有我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毕业后十四年从未谋面，他却因车祸夭亡在人生半途。在一座墙色斑驳的老旧庙宇里，我们追念他远去的亡灵。殿室外砖地院落里，四月阳光白亮、活泼，我想起许多年前那个暴雨之夜，我们一寝室人在那座美丽古城的马路上赤足狂奔——其中就有亡友；我依旧看见地上的积水从亡友脚下啪啪飞溅，还有他兴奋的青春吼叫从遥远的故都传来，鲜活如初。
而今，他十一岁的儿子在一旁低头翻看一本书，沉默不语。年幼的孩子在渐渐长大的过程里会更深地步入父亲早逝留下的巨大空白。孩子的母亲伫立在宽阔的屋檐下，在僧人们千遍一律的吟唱里，她的身影倒伏在古庙石阶上像树影在风中瑟缩，任四月明媚阳光在周围铺陈流淌……
那一刻我蓦然想起一家远房老亲：儿子自小就患癫痫，丈夫早年因故而亡，母亲孤身带着孩子活下去：数十年光阴，母亲老了，儿子也老了。如今，在故乡小镇一间空落的旧房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看护着五十多岁的老儿子，夕阳透过西窗，照亮他们悠远绵长的苦寂和母亲额头稀疏的白发——我总是不敢面对鲜黄落晖里那忧伤而谦卑的微笑——一辈子一种微笑！
为什么母亲的神情里常有这种深邃的忧伤把我们打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