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加不得不放弃奥勃洛莫夫，其实只不过因为囿于内心的矛盾，拒绝了生活，没有接受生活的勇气。奥涅金杀死了连斯基，其实就是杀死了残留在内心的那美好的一面，而拒绝达吉亚娜，其实也是拒绝了生活的洪流。
罗亭的爱情只能存活在诗一般的语言里，当由自己煽动的爱情真正来临时，他便退却了，一再地表白：“我的希望，我的理想——与我自己的幸福之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爱情……爱情——不是为我存在的；……我……不配得到它；一个正在恋爱的女人，有权要求得到男人的一切，可是我却不能奉献自己的一切”，“我怎么向您证明，我能用真正的爱——是心灵的爱——而不是想象的爱——去爱您呢！”
这类人想爱却无力承担，没有体验便已幻灭，没有基建便已崩塌，感情充沛却无法持久，崇尚精神却又沉迷于肉欲。最后在人生重大意义的爱情问题上，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想法：他们煽起了爱情的火，却不得不亲手扑灭了它。
当他们接二连三地在生活中受到挫折，发现理想根本找不到一条可行的出路，爱情都无法填补因事业无成形成的空洞，那种比绝望更可怕的冷漠渗入了灵魂，像有一只潜藏在内心的害虫，咬噬尽了热情与朝气，“他预见一切，他的头脑从不昏眩，他是看到行为和语言可憎的一面。他的心早已被经验浇冷，要他欢腾雀跃却绝不可能。”“只要谁生活过，又能想一想，他就会冷冷地藐视世人。”（《奥涅金》）从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一变而成为一个玩世不恭的愤世者！可是正如《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谈到的：“他们不止一次上前撕开社会道德的虚伪，把粉饰的那一层剥开去，同时向那些围上来的人们质问：‘我是不是一个愤世者呢？’”
无论是哪一种世纪儿与多余的人，都有可憎恶的冷静气质，眼睁睁看着一个不愿见到的结局发生，生命被自己的性格与四周环境赶进了死胡同。看得越清，心却越冷，前一分钟被热火朝天的革命前景所鼓舞，后一分钟又被虚无缥缈的幻觉冷却，终于整个人变成废品。使他们绝望的是，自己不得不承认顽固的事实：他们不是争不到的失败，不是走错路的失败，也不是糊涂的失败，不是没有无知的失败。他们的失败中，看不到受到明显外力打击的迹象，又与社会息息相关，敏感的心灵像时代的深喉。
从革命家视角出发的沃罗夫斯基，为多余的人下过以下几段评语，较为形象地描述了他们进退两难的窘境：“要像大多数他们的侪辈一样沉溺于纯动物性的生活，他们是不能的；意识病态地起着作用，折磨着他们；而要作进一步斗争却又缺乏毅力，于是他们变成‘多余的人’了。”
“这个必然要毁灭、要退化为‘多余人’的社会流派，由于它特有的眼光短浅，不是在自己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软弱无能里，而是在外部环境，在人们的庸俗和世界的缺陷里探求自己悲观主义的原因。”
“话到此也就够了，病给点明了，但如何医治”。（毕巧林《当代英雄》）
施托尔茨开出的药方有没有用呢，他说：“我们别跟着曼弗雷德们、浮士德们去对那些令人惶惑的问题挑战，也不接受它们的挑战。我们低下头，平心静气地度过困难时刻，然后生活和幸福又会向我们微笑……”“那不是你一个人的烦闷，而是人类的通病，有一点溅到了你身上……当一个人脱离生活……没有支柱的时候，那很可怕……”可是这个方法在表面上有建设性，实际上还是藏在了个人主义的背后，放弃了对社会腐败本源的医治，至多施托尔茨是当做中兴贵族阶级出现，而不是新人的代表。
戴尚尔开的药方从本质上来说，只是看破后的及时行乐。这种支柱是不是单单庸俗平凡的生活本身，是不是杂驳混乱的欲念总和，或者干脆像《复活》中，当玛丝洛娃陷入人生善恶之辨，一度困惑之时，因人生经历悲观地认为：“不论什么人，除了寻欢作乐，除了肉体的淫乐，活在世界上就没有别的事了。”那位堕落的老作家明白告诉她：“这种欢乐富有诗意，充满美感，是人生的全部幸福。”这样经受了痛苦后获得一粒以麻醉为主要功能的镇痛丸。
也许克鲁波夫医生所开的药方还稍稍切合实际，阶级的软弱性是由于所有权的分配引起的，他的生活完全基建在农奴制度基础上，他可以用这种慵懒的方式生活：“您宁愿慢性自杀，我明白，您讨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生活，应该说，这种生活的确非常无聊；您，跟一切有钱人一样，从没有从事劳动的习惯。要是您有幸得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同时将您的‘白地庄园’收走，这样您就会开始工作，比如说，为了自己，为了糊口，这对别人也大有好处；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至于恋爱的病症，只不过是世纪病的综合反映，并非症结所在，“他已经把医好我的失恋病当作他的任务，他把这毛病无情地当做一种真病来医治。”因外部环境而起的病症，单单以病人作为治疗主体是永远不能痊愈的。所以，戴尚尔并没有能够对症下药，真的开出治疗世纪病的方子来。就算开出这样一剂方子，最终也不能达成所愿，因为“你们一定会感觉到人类的理性能够医治幻想，可不能医治痛苦”。
回到沃罗夫斯基的话吧：“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存，为了不再成为‘多余的’，‘多余人’应该扔掉身上那么累人的理想主义的装束，成为和和气气的资产者，正像按照历史规律他们该做的那样。”“但不幸的是这个阶层思想上的代表人物，他们不能在心理上和自己的环境决裂，又不能习惯于别个阶层的心理。他们不可避免地陷于可怜的生活，徒劳无益地和庸俗的、堕落的环境斗争。他们的理想是渺小的，用来斗争的力量是微弱的，——要知道这是优秀力量离开后残存下来的分子，——而他们经过短暂的努力后，伤心绝望，变得更加软弱无能了。”
从多余的人的经历看来，他们进退两难而无力自救，虽然从不缺乏热情，但在真正怎么办的问题提出来之后，都表现了个性的软弱与思想上的一筹莫展：
“唉，威廉，有时在一瞬间，我也有振作起来摆脱一切的勇气，但是——只消我知道往哪儿去？我便走去。”（引自《维特》）
“您总得说一说，您的目标是什么呀？喏，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没考虑过这一点，没法对您说什么。”（引自《谁之罪》）
米哈列维奇责备拉夫烈茨基无所作为，说他是“懒汉”。拉夫烈茨基回答：“……你最好说说，该做什么？”（引自《贵族之家》）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您怎么考虑？”
“我们怎么办？”罗亭说，“自然是屈服。”
“……屈服！原来您就是这样把您对自由、牺牲的高谈阔论运用到实际中去的……”
“……从言论到行动还相差很远，您现在胆怯了……”（引自《罗亭》）
无论是罗亭意识到的“当你脚下连立足点也没有的时候，兄弟，要想建树是很难的！”还是如娜塔莉娅早就发现问题的所在“它折断是因为它没有东西支撑”，这一批人终将一事无成，在烦恼抑郁中了结此生，“这不是罗亭的过错：这是他的命运，痛苦和艰难的命运，我们不会因为这样的命运而去责难他”。
无奈之下，多余的人便一而再地发出这类绝望的叹息：维特自己认为，“是呀，我只是地球上的一个流浪汉，一个朝圣者！你们难道不是吗？”与拉夫烈茨基感情并不契合的姑姑格拉菲拉也看出这一点：“只不过你要记住我的话，我的侄子：无论在哪里你也安不了家，一辈子只能漂泊游荡。”别里托夫也不曾一次的忧虑过：“现在已经年过三十——前面到底是什么呢？一片灰色的黑暗，一种单调乏味的生命继续；开始新的生活，为时已晚，继续老的一套，又不可能。多次开始，多次聚会……结果全都落空，成了孤家寡人……”
最后罗亭在总结一生时也不得不承认：“是的，于是我又落得一身轻松，在空旷的世间一无所有。飞吧，想飞哪儿就飞哪儿……”这句话初初看来，难保不会认为是王家卫影片中的台词。与王家卫影片中的基于现代社会严密紧凑产生的虚无缥缈的孤独感比起来，这个努力过而失败了的呼声，该是多么的真切惨痛！
够了，也许还可以引用更多，无非只说明总的问题：他们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崇高的理想，却远离人民，与底层的人民只是泛泛之交，却无法“和狗同吃一块骨头”（杰克·伦敦语），像梵高曾在阿尔煤矿中做牧师时把财产分给矿工们那样；虽不满现实，却无法付诸实施，只能奥勃洛莫夫式的把美好的计划摆在抽屉里——也只能是摆在抽屉里。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与农奴制度。爱情也无法使冷却了的心升高一个度数，他们有意和自己为难，付出了生命不要紧，还要把爱情也拖去殉葬。宁愿被情欲与虚荣心支配，在无聊的生活中打发日子，虚度光阴，白白地浪费才华。理想没有成为可燃烧的物质，反而成为无法摆脱的负累，为的是花天酒地以后，更羞于看到在镜子中自己消瘦的容颜。
这之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多余的人自身的饥渴和经验中，从未能激发出可以为他们自己认可的生活意义和奋斗目标，他们只是一些敏感的评判者、没有希望的叛逆者，和一些心灰意懒的志士。
所有对“多余的人”的研究，最后都集中于“谁之罪？”和“怎么办？”这两个经典性革命问题，强调他们不断地从生活中寻找能够从语言进入到行动的改造社会之路，以及能够彻底变革现实世界的“新人”或英雄人物。谁之罪？是把眼光往来路看去，找出问题的根源，最后仍然要把目光投射到前面，关心未来，了解到应当怎么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拉夫烈茨基是按照他父亲样板式教育下的样品，据说是按照未来的“人”的标准，然而并非从人的需要与发展的观点进行教育的结果，父亲未能深入心灵的思想好比屋子搬家一样挪到儿子的心中，结果当然显而易见，“这套‘方法’把孩子搞得莫明其妙，弄得他脑子里糊里糊涂”。于是最后基于本能以及观察，或者根存于两代人的深刻代沟，叛逆性最后使他“发现父亲言行不一……拿定主意要到莫斯科去，准备上大学”，由于从小被父亲灌输一套麻醉品式的教育，这种情况下，“一些习惯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了”“他不善于与人交往……一个已经二十三岁的人……不敢正视任何一个女人……本该从小就投入生活的旋涡，可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却让他处于一种人为的孤独状态”，在婚姻失败后，“生活经历和教育培育出来的怀疑主义终于深入到他的心灵里。”这个温室里的花朵终于还未开放便已经凋谢了，成为一个失望的人。
与贵族之家的主人公一样，别里托夫从小也受到畸形的教育，看似思想全面，实际全无用处，“他们千方百计不让沃洛佳了解现实生活，想方设法不让他看见这灰色世界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只向他灌输光辉灿烂的理想，从不谈生活的艰辛和困苦……从精神上把他培养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最后这种教育在体内埋下的毒开始发作：“他想起了约瑟夫的诸多教诲，他是那样如饥似渴地认真领会，信以为真，可是现实生活跟约瑟夫说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奇怪的是：所有他讲的东西都很美好，很有道理，到哪儿都有道理，然而对于他——别里托夫——来说，却完全是虚伪的。”而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别里托夫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当时的别里托夫心里满怀着希望，怀着自我牺牲的决心，决意不避艰险，建功立业，不计劳动报酬；而现在的别里托夫则屈服于外界环境，失去了希望，只热衷于及时行乐。”
奥勃洛莫夫从小生活在庄园里，所能接触父辈全部思想的精髓，像蛛丝一样把他裹在一个与现实隔离开来了的世界：“……生命的意义何在？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又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大约根本不予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太简单太清楚了。”
“至于说世上还有所谓千辛万苦的生活和颠沛流离、终身操劳的人，他们更是没有听到过。”
“他们不想要另外一种生活，也不喜欢另外一种生活。如果情势使得他们的生活起了变化，无论何种变化，他们反倒会觉得遗憾。若是明天不像今天，后天不像明天，那真要叫他们难受死了。”
“他毕竟和父辈祖辈不同。他读过书，见过世面，因而头脑里滋长了各种各样为父辈所不容的想法。……因此，他独处时绘制的生活蓝图，多半是一种新式的、与时代的要求相吻合的管理田庄和农民的计划。……他不是别人的现成主意的不足挂齿的执行者，而是自己的思想的创造者和实行者……他能从高尚的思想中获得快感，也并非不懂得人间的疾苦……面对人的恶习、谎言、诽谤、充斥世界的罪恶，他也会义愤填膺……可是早上一晃就过去了……他心中的风浪平息下去，头脑清醒过来，血液在血管里也流动得慢了……他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上天，随即平静下来，对世上的一切都无所谓了……谁也不了解奥勃洛莫夫的这种内心生活，大家都以为他就是那个样子，只知道饱吃足睡，此外别指望他会干什么，也未必能正经想什么事……”
可是要他完全开始全新的生活，和劳动人民一样，那样的前景又着实堪忧：“……别人就是自己刷皮靴、自己穿衣服的人，虽说有时看上去也像个老爷的样子，但那是骗人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仆役，他没有人可使唤，样样自己动手……”
“现在他该怎么办？是前进，还是维持现状？这个奥勃洛莫夫的难题，对于他来说，比哈姆雷特的难题还要难……”
可是一旦真正要进入生活，要像大冬天洗冷水澡一样下定决心，“跟充满诗情的理想生活永别！这种生活根本不是生活，倒像铁匠铺一样，永远是熊熊烈火，汗流浃背，噼噼啪啪，叮叮当当……什么时候才生活呢？不如维持现状吧？”
奥勃洛莫夫最终放弃了突破蛹茧的努力，重新用更厚一层的丝线把生活缠绕了起来，维护他花了大半辈子建立起来的“奥勃洛莫夫精神”去了。
这所有多余的人都与《多余人的日记》中的主人公一样：“成长得既不美好，又不快乐。”对促成沉迷于幻想无法面对现实，对现实丑恶现象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的局面的造成，有着直接的影响，这条鸿沟既是现实生活与性格方面天然形成，同时也是教育预先埋设好的。更不要说作为贵族出身的奥涅金与阿道尔夫这类人物，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许多贵族生活堕落的习气，并建立与声色犬马相适应的整套价值观念。
多余的人总的病根在于时代的蜕变过程中难以适应，“本世纪的一切弊病都来自两个原因：人民经过一七九三年和一八一四年，在心头上留下了两个创伤。过去所曾经存在的已不复存在，将来总要到来的尚未到来。你们真用不着向别处寻我们的病根。”（《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缪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