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朝代更替频繁，然而不约而同选定儒家学说作为统治者的学说。从真正意义上看，统治阶级都是外儒内法的，法家行使的是“教士”层面的职责，儒家行使的是“牧师”层面的职责（取列宁语义）。就如李贽所说：“于是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絷其四体”。儒家学说外表的温和性、正统性，传播的广泛性，核心部分的等级制思想，使其轻而易举地成为统治阶级的文化形象代言人。一旦与统治阶级捆绑在一起，政治上保持同一立场，要求同一化、教条化，其开放开明的一面，严谨缜密的一面，都不得不掩藏了起来。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伦理纲常的钢筋部分，统治手段上有家法、族法作为补充，昏暗喑昧的部分有巫术、佛教等弥缝其中，最后把个考状元作为千万儒生晋升之道，与孝廉与贞节牌坊一起，使得这些不相干的部分终于有机地结合起来，完成了政治与文化思想循环流转的体系。儒家学说从“罢黜百家”的战斗中脱颖而出，站到“独尊儒术”大一统思想格局的前沿。其中得实惠最多的，就是从来没停过领取政府津贴的孔子的子孙后代。如果我有一位孔夫子式的爷爷，我一定会每天都面朝东方，对着皇恩浩荡的圣明天子作五体投地式的藏拜礼数，一天N次地给这位N次方地爷爷的标准像烧N次的高香。
儒家学术成为统治阶级御用工具，不是从行政管理层面出发，只是以愚民统民为出发点，行使其奴役播弄人民的目的，治人而非人治。俗话说：有得必有失。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其作为学术层面只在很小的管道中发展，同时接受统治者的审查与管制，掺入麻醉成分，经过这一蒸馏检验工序的思想，都变得像白开水一样淡然无味，儒家思想始终处于萌芽状态，没有蓬勃发展的机会。本来思想的发展略先于政治格局的变迁，而在中国，如果是太平盛世，思想是死水微澜；在乱世，思想便成为条件反射的试验品，处于一刺一弹的前进状态。改朝换代没法改变这文化的格局，只像一个人发过一阵疟疾，过后还是这衰老的躯体。虽然，从古至今，没听说哪个封建王朝摆脱了朝代兴亡律，可是他们仍然幻想，把人们的思想用口罩一样严严实实地封起来，以免各式细菌的侵蚀。
在封建统治者高压与愚民双重政策压迫下，人们的思维只限于生老病死的层面，无法有更开阔的视野，他们的雄心、智慧与闪光点，都被生活的重担给压碎了，被教条化、庸俗化了的儒家思想给框架住，唯唯诺诺接受一套逆来顺受的理论，少有人生的趣味。使得原本从人出发的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儒家文化），成为“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鲁迅语），看人脸色的文化，自然失去作为思想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加上“不成圣贤，便成禽兽”的观念过于深入人心，中国人与尊奉的儒家文化一起，受其毒害，变得死气沉沉起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儒家思想开始无法挣脱那个狭窄的格局，自由自在的鸟儿变成了家禽，只有伦理纲常而无人生观，有君臣父子而无人权，把有利于统治的思想发扬光大，资产阶级人文思想的萌芽始终受不到阳光的照耀，得以冲破浮土，拨云见日。
儒家思想遭人唾弃，除与古文语法在现代社会被抛弃关系外，与清王朝覆灭有很深的因果，儒家学说成了牺牲品，成为大家泄愤批斗的沙包，仿佛这是一条污染源，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全拜这种病菌所赐。作为思想意义上的儒家学说的分拣淘洗工作，进行得很不彻底，带有太强的唯心之论与时代色彩。在如火如荼的儒法斗争时期，更是成为各类垮台政治人物固定陪斗对象，没有躲过长达千年的追诉期，连政府指派的辩护律师都没有，灰头土脸地缺席审判过一阵子。这个从来没有干净洗过澡的脏孩子，结束了被奉为国师的梦想之旅，一夜间回到“惶惶不可终日”如同“丧家犬”周游列国的时代，那位从在周朝到春秋战国时代交替中，找不到了方向的世纪儿——孔老夫子，尝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滋味。
思想应当凭借本身部分成为权威，而不是靠政治或其他力量维系，就像一个人的美貌不能靠权威来永葆青春，这点应当向童话中宁肯破碎而不愿说假话的镜子学习，勇于坚持己见：“皇后，最美的是白雪公主，而不是你”。封建统治者挑中儒家思想，无非看到其温和甜润的表面，把“君臣、父子、夫妻”等封建社会基本架构的伦理纲常绑在里面，就像在一粒苦药外包了一层甜的糖衣。思想投靠统治者，其结局是一定程度上的扭曲，一定程度上的封闭，一定状态下的终结。就像纳粹引申篡改尼采的“超人”哲学一样。那件意识中当做标尺的褂子为了将就现实中的尺寸，要经过怎样的裁剪才会合着畸形的身材？
中国人常常认为思想在心中产生，与其他生理器官的功能不同，要特别清高才行。加之思想多掌握在上层阶级那里，为保持上下彼此的距离，所以，一谈论思想时，都不免如开家族会议时一本正经，叫人清心寡欲的部分多，叫人活活泼泼的成分少。于是，孔夫子有点小脾气的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已经被历朝历代御用文人改变得面目全非，就像把《诗经》注释得面目全非一样。他不全唱高调，有时自我检讨一下，还时不时漏出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牢骚怪话。儒家思想与政治的联姻，在一定程度上终结其作为思想朝前发展的可能，成为统治者手中铸造合适产品的模具，把儒术的躯壳供奉了起来，无异于捅破了这个可能孕育蜕变的虫蛹。
思想对于人生，并非高于一切的原则，如同拥有显微镜与望远镜，无非使人看得更远更清晰。它并非能取代从此到彼的距离，还必须用双脚跨过去。思想并非思考高深玄妙的问题，远远地脱离人生，成为虚无缥缈的幻景，应当思考烦琐复杂的生活层面，对世界万事万物清晰地认知，保持切实可靠的信心。为治理者提供详尽可靠的参考意见，也为单个自我扩张视野，不至于陷入物质主义的泥潭。人生的趣味与良知，才是思想与现实挂钩的铁环。离开了这个层面的思想，都是歧路与死巷，成为一条没有了血液供养的血管末端。
说到中华文化复兴，其实是很奇怪的说法。我相信国家的复兴，也相信民族的复兴。单纯文化意义上复兴的提法，多少值得商榷。这个复兴是复苏式的复兴，还是别有所指？是指在儒家学问架构下的复兴，还是只是作为国家在政治经济综合实力的复兴，它攀附在国家综合实力上，像许多中国人希冀的重现汉唐盛世一样的复兴？或者又回到封建王朝作为治国工具尊奉的半圣半神的地位复兴？是建筑于对儒家学术的批判，使那个没有发育完全的胚胎继续完成它的蜕变过程？还是回到那个旧的巢穴，重新认识儒家学术的博大精深，树立起对老祖宗的信心，做着孵化中华文化复兴蛋卵的梦魇？
中华复兴是一定的，这个国家本身充满了力量。这个国家看似充满陈旧历史与厚重传统，这个国家同样没有任何禁忌与迷信，他们相信胜利者，眼光朝着热闹的前方，具有与历史厚薄程度等同的健忘症状。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在这个土壤上落地生根，但都无法与正统文化分庭抗礼，传统的两面性在这片土地上表现得尤为深刻。她不成体系，却又自成体系，你想努力得看清她的完整格局，却又醉心于雕梁画栋的烦琐工艺；你想看清她的核心，却无奈其庭院深深，半掩门扉。多少有志一探中国文化底细的，都被经文层叠的气势所吓倒，毕其终身也难以穷尽，这还不包括没被挖掘出来与被烧毁查禁的部分。她看似死气沉沉，却又活力不减；看似干瘪枯萎，却又乳汁饱满。她的末流，却早已与道、佛以及外来学问融合在一起，更难一清其源流走势。思想上要求的正统性与群众想法的杂驳，两者找到黄金分割点式的平衡。民族也没有历经彻底断层的危机，思想没有经历民族衰落而玉石俱焚的悲剧，一直保持绵延持续发展的势头，“博大精深”的招牌在经济蓬勃发展时重新拾回了久违的自信。经年不出书斋的学者，没读过几句书的富翁，识字不过百的孩童，都志得意满地倚着这个滋养无数炎黄子孙的乳房，永远可以惬意地、不分彼此毫无顾忌地吮吸下去。
外行终归有外行的好处，尽可以高谈阔论，视野具有基于无知才有的开阔，大脑仿佛经过26层净化后的纯净水般清可鉴人。话说得靠谱，别人便佩服得直点头；谬误百出的时节，一句“我只是作为外行提点意见”，仿佛事先打了一剂预防针，没有任何把柄可抓，攻击的灵巧程度可以媲美以跳蝴蝶舞步著称的前拳王阿里。许多领导在会议上的讲话，人家只会说他水平高，日理万机，还对业务问题精通到如此深度，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永远不会像《克雷洛夫寓言》中那只向大象狂吠的叭儿狗，自吹自擂地封了英雄，碰到一头不会帮衬、光会扫兴的獒犬，居然当面拆穿西洋镜一样的令人扫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