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要上太空去旅游才过瘾呢。如果要我选择，我说吃“八宝菜”吧，那是我们老祖宗吃荤之前的山珍海味呢。
漫画之外
有一天看“跨越地平线”（旧金山的call in电视节目），特别来宾居然是漫画家刘兴钦先生，总算也让我们有个跨越了政治的晚上，让我们可以稍稍轻松一下。男人爱谈政治，其实跟女人爱讲名人闲话并无多大的分别。可是，男人却自以为比女人清高，好像谈政治是在管国家大事，而影歌星们的私事就是低三下四。一个是“不在其位，欲谋其事”，一个是“唯恐天下过于无聊”，我觉得相去不远。
刘先生的漫画，我们从小就知道，倒是第一次知道“大婶婆”的原型原来是他的母亲。可见老太太的幽默感还比刘先生本人来得伟大，因为被知识分子调侃的刘姥姥，在真实生活中未必有那样的雅量让人去取笑的。
当主持人史东问：住在美国这几年的感觉如何？刘先生答：好山好水好无聊。真不愧是漫画家，答得也很漫画。
其实，刘兴钦除了画，还有很多小发明也很绝的。我记得他发明过一种木屐，走起路来有音乐的。二三十年前的台湾，大家都穷，谁买这种“豪华鞋”？如今每当我看见美国小孩的球鞋中，有的鞋底两侧有个小灯泡，走起路来可以发光发亮的那一种，就会想到他的音乐鞋子。现在木屐也被胶鞋取代了，真可惜。多年前，我带女儿回台，在淡水街上看见木屐在观光店里出售。女儿还问：这是不是摆Sushi（寿司）的？
今年返台，漫画倒不觉得有多热门了，但有幽默感的童书作家却不少。比如：几米。他有一幅画画的是一头猪和一只熊同趴在一根树干上，懒洋洋的，下头写的是猪熊的对话：
他们说我笨。嗯，他们也一直这么笑我。
他们说我丑。嗯，他们也常常这么侮辱我。
他们还说我一辈子没出息。
嗯，这样的话我也听多了。
他们永远无法体会，笨懒没出息，
对我们人生的幸福有多么重要呢。
我一看了这画，心情就很愉快。想想把猪和熊换成柏克莱街上的游民不就是一则很好的漫画了吗？
在路上
如果旅行也有什么学问可言，我想那知识的部分还是在书上，而那感觉的部分才会在路上等着我们。如果，心中从无感觉存在过的，我想在路上和在家中就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单调真可怕啊，它能把我们所有的感觉淹死，直到我们由单调中走出时才发现到其他感觉的深度与广度。
——题记
回台时，搭公路车沿北海岸由淡水一路兜风到金山，也不知是在旧金山看海看多了，还是那几天的天气不好，以前觉得很美丽的海岸线，如今都没什么印象。反而是在车中，见一小学生因贪睡坐过了站，醒过来时的惊慌神色，到现在还在我脑中盘旋。
那个孩子，急得都快哭了，从椅上跳起来就要下车，司机还蛮好的，温和地问他：是不是某某小学？他说：是。司机立刻把车停在路边，说：快下去，过马路，等那一头的公车来了再坐回下一站。没想到他下了车，左右都不看就要冲过马路，真是危险得要命，差一点就给一辆卡车撞上。这时全车的人几乎都同时倒抽一口气，大叫：危险。
我真心疼这小孩子的心慌意乱。一路上都在想：要是给卡车撞了怎么办？要是能早点叫醒他多好。要是……每一个“要是”都能改变一个人或者许多人的一生，可是命运给过我们选择的暗示和机会了吗？
也许因为没有答案，所以一直记着。
还有一次，胡乱坐上了一班由阳明山回台北的小巴士，每到一站，上来的人都会在车中找到熟人似的，这个点点头、那个打打招呼，不久满车热闹滚滚的，原来是哪个村子公休日远足，大家全像左邻右舍，阿公、阿妈、阿巴桑，只有我，我没有可以相认的人，也没有被人认得的理由，心里忽然难过得很。
有人爱好旅行，我不知道他们爱好的是想认得与众不同的风景，还是那样忽然觉醒过来的感觉？
孩子的慌乱变成了我的慌乱，我的心疼变成了感觉的复活，如果旅行也有什么学问可言，我想那知识的部分还是在书上，而那感觉的部分才会在路上等着我们。如果，心中从无感觉存在过的，我想在路上和在家中就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单调真可怕啊，它能把我们所有的感觉淹死，直到我们由单调中走出时才发现到其他感觉的深度与广度。
纸上人情
自从家里有了个搞艺术的女儿，每年来来往往的卡片终于不必担心如何回收的问题了。
今年女儿把我收到的所有圣诞卡都要了去，亏她不怕麻烦，把那些卡片都做成了一个个挂在圣诞树上的小球。真是好主意，对于像我这样要不得的温情主义者来说，满树都是温情，最是我想要的礼物。
有人喜欢把全家福的相片印成节庆贺卡分送亲友，有人每年自制艺术小卡传达创意，大多数人买张现成的来寄。我最怕人家用全家福当卡片，因为并不是人人有义务要为你保存到老的，那么等节日一过，怎么样呢？会不会有人就把它扔进字纸篓呢？卡片还有人可以回收，那些相片和相片上的人……（也许我过度敏感，世上有那么多人天天在办丧事的，人家怎么没有这种烦恼？）以前有人怕照相，说会把魂魄摄走，如今我怕人家把相片丢进垃圾桶，说来可笑，五十步与百步而已。但是，全家的福气嘛，我想还是在自家流动为佳。
我最爱收到两个人的年卡：一是周策纵周老师的，一是我远在东北的友人亲手绘制的。每年几乎都像盼礼物似的等着他们的卡片。周老师是每年一诗，友人是每年一画。时间或许可以令人老去，但创作的意志力谁也拿不走，周老师以前写的一首诗，至今难忘：
天遣余年验世忧
仍随风急上高楼
明明孤月今吾冷
黯黯残云古意稠
违俗早输臻耄耋
见微谁共作春秋
萧然永逝东流水
耿耿星河恍未流
年年要过的节日，年年过去了。秀才人情东逝水，伤感是伤感了一点，但是能留给别人一首好诗或者一张好画是多大的福气啊。
从大处看
别人告诉我：在台湾的电视上有一个广告是用柏克莱做背景拍的。可惜我在台北时，早出晚归，竟没有亲眼看到。但是实在有趣，非写下来与读友分享不可。那个广告是这样的：
两位街民，坐在柏克莱的街头，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我找到事情了耶。”
另一位答：
“怎么可能？”
那位很认真地说：
“真的，真的。”
另外这位十分吃惊地继续问道：
“什么工作？”
于是，电台打出了某某英文补习学校的招生广告，而我们柏克莱的那位亲爱的街民十分得意地说：
“某某英语补习班请我去教英文啊。”
相信住过柏克莱的人特别能欣赏这个广告中的幽默。一来嘲弄了咱们柏克莱的特殊景观，二来也讽刺了某些华人的崇洋风气。这种高级幽默，不可多得。
但是，在这幽默底下其实潜在着非常沉重的课题，不只是英语要不要补习的问题。失业和无家可归和文化交流，各国有各国的处境，是不是真的世界大同了，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为什么只有“学者交换”的计划，如果柏克莱跟上海来个“流民交换”计划，把能教英文和中文的流民互相交流一下，一定很有意思，值得心理学、行为学之类的研究者思考。
以前女儿在柏克莱念书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女儿天真地说：我们如果请那些街民帮忙清理街上垃圾，每袋收来后发给他们十块钱，这样他们不是又有工作又有钱赚，街上还很干净吗？
我说：也许他还嫌收垃圾这个工作不够高尚呢？也许他的钱只是为了拿去吃摇头丸呢？
那时候女儿还很不高兴，以为我对街上无家可归者缺少同情，如今女儿毕业后自己工作得不亦乐乎，渐渐明白：有时候不见得是制度的不够完美才造成社会上的病态，有时候是人的本质问题。而我呢，愈来愈觉得这个世界其实需要的计算机专家不必太多，我们急需的其实是哲学家。
可堪回首
不知是年纪到了，还是政治过于复杂，我们这些随留学潮漂流来美的无根一代，如今都成了校友会的发烧友，校友会在美国一个个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大专有大专的校友会，中学有中学的校友会，小学的校友会说不定也有；这些校友会好像已逐渐取代了老华侨们的同姓同乡宗亲会社了。
事实上也是的，无论风雨政治，无论年岁催老，无论成败得失，毕竟在人生路上，校友永远是校友。尤其是中学时代，那是我们一生中最清纯的时候，“老友”重逢，在那些呼之欲出的同窗“小友”的名字中把自己的青春岁月一一唤回，半是感伤半快慰，那心情也只有在校友会里才能体会与共鸣得最为真切了。
五月七日我们北二女的校友会也成立了。在佛斯特市开了第一届北加州的校友大会，出席的人居然有四百之多。我们大家统统穿上白衣黑裙，白鞋白袜，使我好像进了时光隧道，重过了一日校园生活。
我对人多的“会”一向十分感冒，这次当了校友会秘书，不得不从头参与到底。但是，当我们联络到八十三岁的周阿于学姐时，真像上了一堂难忘的课。
周学姐毕业于一九三二年，是第三高女第十届毕业生。第三高这个北二女的历史名词，由于周学姐而复活了。她说：
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时代，全台湾只有三所女中：第一高女，第二高女及第三高女。前两所只有日本人或少数特权的台湾子女才能就读。第三高女每年录取一百二十名，其中四十名得保留给日本人，剩下八十个名额由全台湾所有的女学生来竞争；所以，考上第三高女的女孩都是非常优秀的。
当时的中学是四年课程，校址是现在的万华一带。所学的科目，大概跟现在的差不多，但比其他的女校重视理科，因为是以培植师资为考量，可说是第一所台湾女子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被选拔者可再念一年的“教师训练班”，结业后就可当中学教员。
周学姐还说：最特别的是最后一年，每星期一次，校长给毕业生讲授如何孝敬公婆、伺候丈夫、教养儿女之道。除此之外，她记忆最深的是每年有一个日本人庆祝战胜俄国的海军纪念日，强迫她们远足。有一年，她们由历史博物馆出发，步行到淡水，再从淡水走回原地。还有一回，是从台北走到基隆，再从基隆走回汐止。无论走不走得动，非走不可。
想想二女中的命运，真有点像童养媳。
就连校舍，由破烂不堪的万华要迁到现在的长安东路，也都是靠校友自己捐助而成的；因为当年校长向日本政府申请重建经费时被拒，校友们就自力更生，幸得两位台湾人许丙和张园先生，把他们在长安东路的土地以最低价出让给校友们，才有了今日“中山女中”的校址。
台湾光复后，第三高女改为第二女中。以前是日本人读的一女中，在此之前对第三高女并不构成明争暗斗的压力；但改名为第二女中后，不论有形无形，校友们都一直在以脱去“第二”的阴影而努力。
校友之一的北加州亚裔支持布什竞选总统委员会主席董继玲就在会中致辞说：在校时，她最喜欢的是“师大附中”的男生，最讨厌的是那些穿“绿上衣”时时刻刻记得自己是第一的女生——我们听了都忍不住大笑。
先由日本侵略者手中争独立，再由第二的阴影中脱颖而出，北二女的成长，简直跟台湾的社会演变同一命运。参加这次的校友会竟然也能有“胜读六年书”之感，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师长恩，同窗情，校友会使我们重回记忆的怀抱：温馨中有感伤，兴奋里有失落，青春虽然褪了色，但没有消失。
放眼天下事
前年冬天全家人到夏威夷去度假，八天七夜。住在旅馆里，头两天，天下大事一概不管，没有报纸可看反觉轻松。平日公私两忙的时候，看看桌上堆积如山的中外报纸，真觉是种精神负担。可是，再过两天，觉得自己跟社会脱节，快被“遗弃”了似的，又有些儿惶恐。
旅行在外，看电视新闻的时间不容易控制。通常电视新闻一天播三次：中午十二时、晚间六点及十一时。三次都错过的话，只好仍旧去买报纸。偶尔在旅馆报摊上看到《旧金山纪事报》，如见故人；又看到几则新的消息——居然像是在自己不注意时偷偷发生的。那时候，真特别感到报纸的可爱、可亲与可贵。
在这个电视时代，虽说报纸的读者逐渐减少，可是，电视上的新闻总给我一种“舞台”的感觉，报纸却可以连幕后的事都告诉你。电视上一闪而过的画面，在报纸上可以停留着等你沉思够了再往下读。
报纸好似人类活动的图书馆，而电视新闻不过是其中的摘要部分吧？
去年回台担任耕莘文教院暑期写作班的散文组导师，报上有一点相关的消息，我就得剪下来寄给在美国的外子看。而我离开旧金山返台时，美国军售伊朗丑闻的重要证人诺斯上校正要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热闹得不得了，我也每在长途电话中问问美报社论的意见。那时候才知道，电视要取代报纸是不可能的。没有报纸的文明人的日子，就像没有水电的现代生活。
也许只是习惯的问题？有时候我想到：只看电视不看报的人到处都有，也并没有听说“精神营养不良症”出现；所谓“精神食粮”，或许只是“精神贵族们的食粮”。但是飞机轮船火车上，没有电视也无妨，若没有书报杂志，你能想象吗？有时候，看报本身就是一种娱乐。在今天这个娱乐事业异常发达的时代，这种古老的看报之娱似乎只有等到去旅行或者年老时才会重新被我们发现了。
从前，早餐桌上，丈夫半边脸埋在报纸里，常被当做是夫妻不和的象征。其实，看报真是一种乐趣——既享受孤独清静，又觉得世界都在你的掌中。新闻、评论、广告，各有不同的滋味；政治、经济、文化，既是信息的又是知识的，怎么不会上瘾呢？妻子的抱怨，有一半恐怕是出于嫉妒。现在男女平等了，早餐桌上大可以各看各的报。而且现在的报纸，硬性、软性兼顾，几乎做到老少咸宜的地步。
在旧金山，最大的报纸是《旧金山纪事报》。每天出报二十多张，分成五叠：国家大事、世界新闻六大张，经济四大张，体育四大张，娱乐四大张，人物、连环漫画、分类广告等四五大张。每逢星期二又有户外活动数大张、星期四有家庭时装数大张。一到星期日，还要增加星期周刊、电视周刊、书评、旅游等一小本一小本地附在报内。一份报全部看完，像上了半天学堂一样累人。它大概也并没指望别人全部都看，只希望家庭和谐——每人一叠，各看各的。
这还是很不上榜的报纸呢（其中有一半是广告）。有名的《纽约时报》，每星期天的报纸，一份就有十多磅重的样子。它质、量并重，内容比《旧金山纪事报》可读性高出甚多，读来就更吃重了。读报，渐渐使我们不觉得是一种娱乐，实在跟它的质、量大有关系。
内容和编排的美观与否先且不提，报纸最可怕的是脱墨。才翻两下，一手都是油墨。我曾经问过新闻界的朋友什么原因，据说跟所用纸张的品质有关。愈好的纸愈不脱墨。可是，好纸贵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