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杀人机器在日本溃败后，成了日本社会中的巨大问题——自杀、他杀频繁出现。在美军攻占伊拉克后，这种问题也在退伍军人中多次发生。事实上，每一次的大型战争中，都有此类疾病出现。现代心理学家将这一疾病称为“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该症是指，经历过灾难或残酷场面后，由于未及时调节，军人产生的后续病态焦虑和情绪困扰，这种疾病轻度是抑郁，严重时就会导致患者自杀，参与的战斗场面越多，患上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的几率也越大，而且，这种心理疾病还很难治愈。
不少参加过“二战”的日本军人，虽然在战后进入了正常的生活，与普通人一样娶妻生子，但他们心理上的疾病却终生未愈。这一点在战败时表现得非常明显。
“二战”结束后，日本战败，日本军人的反应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反应是，太好了，仗总算打完了；第二种反应是火烧火燎地打算报仇，但是这个报仇对象，既不是中国将士，也不是美国大兵，而是原来欺负过他们的老兵或士官——仗打完了，当官的也和大家一样都是平常人了，原来那些受过长官欺辱的士兵，就有冤的申冤、有仇的报仇；第三种反应是逃跑，日本投降之后，日军里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逃兵。这些逃兵，为了回家吃尽了苦头，不少逃兵都死在了逃亡的路上，就是没死的，也好不到哪儿去，日军特意成立了一个专门抓逃兵的搜索队，被抓者不仅要被关小黑屋，而且还会接受其他各方面的刑罚。
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多年，此时战争结束，按理来说，回家是早晚之事，为何他们还要逃？被俘虏的日本老兵中原精一，在《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里面有段回忆提及了原因。
原来，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局面非常混乱，有些日本兵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到日本，是不是会被军队放弃，渴望回家的他们不再相信军方，于是便想自己逃回去。也有一小部分人是被军国主义荼毒得太深了——他们接受不了投降，于是就想离开部队，然后以其他的方式，重新点燃法西斯的烈火。当然，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死亡。
有些逃兵是因为不相信盟军。他们凭自己的判断认为，盟军所谓的“不杀不抢”是在骗他们，他们深知战争之残酷，更知战争中败者与弱者之下场。美军登陆日本本土，他们的家人还在日本，难保他们不会遭遇与中国人一样的下场。而他们之所以逃，也恰恰是为了保护家人。有些逃兵则完全是因为自己在战争中杀戮过多而产生的后怕，怕被清算。事实上，这些都属于是心理疾病——他们的心理已经被战争严重扭曲，很难回到正常生活中了。
老梁论成败
这些形形色色的日本军人，足以让大家更全面地看清楚侵华日军的本来面目，侵华日军大多数都是刽子手，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厌倦战争，有点儿人性的人存在，他们在战后的日本也进行了大量的忏悔工作，只不过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还是比较重，这些人没有机会站在台前宣扬自己的思想，我们听不到罢了。
不管黑招儿白招儿，能打鬼子便是好招儿
看过《一个鬼子都不留》和其他类似电视剧的观众朋友肯定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抗日剧中大部分的杀敌英雄在跟日本人做斗争时，都不会采取正面作战的傻办法，而是讲策略地想出各种办法多杀日本人，譬如，他们专拣落单的、开小差的日本人杀，杀完就跑，放下武器以后他们跟普通老百姓一样，这让日本人想抓凶手都抓不到。
1955年拍摄的电影《平原游击队》让所有中国人都记住了一个名字——李向阳。他的游击队和游击战法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期抗日剧中这种避免正面、侧面进攻的做法，活脱脱的就是跟李向阳学习的结果。有句话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些明显带有游击战术的打法，就是当年在晋察冀地区的八路军游击队的典型打法，而且侵华日军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游击战。
游击战是借鉴犬类的对敌方式
游击战自古就有。公元前512年的“吴楚之战”中，就有游击性质的作战行动。相传黄帝时期的臣子风后撰写的《握奇经》认为：“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赢挠盛。结陈趋地，断绕四径。”对游击部队的作战行动，做了生动的描述。
相传姜太公所著之《太公兵法》主要写军事权谋，其中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其中《犬韬》一章专门讲了学习犬类的以弱胜强的攻击方式。其实，这种权谋在现实生活中很好观察——狗打架时，往往会表现出游击战之举动：你一抄家伙要打它，它就跑远；若你不动，它便冲你叫唤；等你累了要走了，它就上来咬你。这就是典型的以弱搏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为什么说游击战术是对侵华日军最有效的战术？这就要从侵华日军实行的“以战养战”政策谈起。日本本身没有资源，必须要靠战争掠夺资源来维持战争。他们占领了中国的领土之后，不断地从中国的领土获取铁矿、煤矿与粮食等重要战争资源。侵华日军的基本战术就是，在占领了一个地方后便修建各种碉堡，把这一片区域用碉堡、战壕连起来，然后用小部分的日军和伪军来把守。
侵华日军的这一战略最适合用游击战术来攻破。游击队隐藏在老百姓中，有战斗了就集中起来，没有战斗就回去种地。这种打法使日本军队防不胜防。但是游击战术并非如电影中表现的那样，可实现歼灭日军大队人马的目标，游击战主要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击日军运输队，或者某个防守不严的炮楼。
这一战术在战争中主要起到的是骚扰日军的作用——后方不安生，前线资源供给便会出问题。它属于非常规的作战方式，有时候却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游击战后来又细分出了如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一类的战法。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地道战了。看过《平原游击队》的观众朋友肯定对地道印象深刻——村中到处都是出口，到处都是枪眼，“打得鬼子魂飞胆也丧”。
《地道战》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该电影描写了当时河北军民怎样在平原上利用这一独特战术与拥有机动火力绝对优势的日军周旋。至今，在河北的冉村（《敌后武工队》中描述的大冉村）、焦庄户等地，仍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地道。
幽灵部队的地道战
《地道战》毕竟是一部电影，实战中地道战的作用虽然不小，但它本身也是一种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作战方法。
1941年，日本人因为被八路军游击队打急了，进行了51次大扫荡。为了保存实力，八路军大部队基本上都撤退了，仅在部分地区留下了小部分军队牵制敌军力量。河北省境内便有一个冀中24团，奉命跟日本人继续打游击战。
当时冀中平原地形开阔，无处藏身，不利于游击战，所以冀中24团便到处挖地道，他们就隐藏在这些地道里，一旦发现了日军动向，便出来游击一番，然后再钻回地道里。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在打他们。后来日本军队由于太过于畏惧他们的作战方法，便管冀中24团叫“幽灵部队”。
当时的冀中被日军用封锁沟条块分割，碉堡炮楼密布，在这张蜘蛛网上，一两千人的24团，是怎样把自己像影子一样隐藏在这片土地上，并坚持作战的呢？日军想找一两千人的24团，恐怕是找不到的。整个24团，分散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各村的地道中，当有战斗任务的时候，部队才会集中，打完又分散开来，连团长也不例外。
据原冀中24团作战参谋刘居仁刘老回忆，地道战是八路军能够在平原坚持下来的重要作战手段，他本人就是一个地道战的受益者。1942年夏末，他在和另一个团的作战参谋取得联系时，与日军扫荡部队在中间一个村子狭路相逢。两人见势不妙匆忙躲进了地道。此时日军骑兵就在地道上方通过，蹄声如雷。刘老回忆，当时最担心日军的战马把地道顶踏破。当晚，他们通过通信员，召集了团部人员和两个连队集中，第二天，打了日军一个“宣抚班”。
按照日军的想法，一个团总要有个团部，有各个部门，直属队、勤务兵、参谋、电台、辎重……正是因为他们带了这种思维框架去找，所以才永远也找不到，由此可见地道在平原敌后作战中的作用。
这种坚持常常要付出血的代价。地道最初的目的只是隐蔽，分散的部队藏在地道中，一旦被发现，没有足够的战斗力与扫荡的敌军抗衡，全靠当地人民的掩护，若掩护失败，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全军覆没。
原日本陆军63师团老兵斋藤邦雄曾长期在冀中作战，对八路军颇为熟悉。回到日本后，他在《陆军步兵物语》一书中，专门用了一节写《地下道战法》，因为用了自己亲历的战斗为例，颇有些现身说法的意思。
在书中，斋藤邦雄写道：“最初，他们只是挖个地窖，躲避日本军的抓捕。然而，将其向深处延展，就形成了相通的地道。当然，地下道的入口，是开在日本兵不容易找到的地方。比如，外表看来是一口井，或者是一个猪圈里的草垛，地道的入口往往开在这种我肯定想不出来的地方。即便是我们发现了，也没法进去。从地下道的秘密入口进去，里面有时竟然会达到人可以站着行走的高度，在一些地方，为了防止日本军放毒气，还会设立夹层结构。各处都有通风孔和观察外界动静的窥视口。
“这样的地下道，把家与家，村子与村子连接起来，甚至发现过连接起来一直通到县城的地下道。我们甚至想，要把这些地下道连起来，恐怕能达到万里长城的长度。如此工事，都是靠一把铁锹挖出来的，令人不能不吃惊。八路军和农民都从事这种挖洞的工作，为了不让日本军发现他们的秘密，他们甚至会用柳条筐把土运到地下道以外两三公里的地方抛弃。于是，冀中地区一带的地下，出现了世界战史上无可匹敌的，状如蛛网的巨大地下壕工事。注意到这种工事的日本军，抓捕农民和民兵进行过拷问，但我所见的范围，从未从他们口中得到关于地下道秘密的情报。拥有这样地下工事的冀中地区，成为令日军头疼的地方，这对八路军来说，应该是一种光荣吧。”
真相：日本人与地道战
那游击战里地道战的打法是谁发明的呢？有意思的是，根据日军的说法，是日军发明的。因为最初在河北平原上开始挖坑的并非八路军，而是日军。
当时，八路军在保定以东的冀中地区积极组织抗日，与日军争夺这片农产品丰富的平原地带。为此，日军在河北平原上修建了大批碉堡，并采取挖封锁沟的方式，切割八路军的根据地。这种封锁沟深4米，宽4米，工程量浩大。日军普遍采取征召当地农民进行挖掘。
但这种手段在面对深得民心的八路军时并不特别有效，八路军经常发动民众，一夜之间就把日军苦心挖成的封锁沟填得平平整整。
斋藤在和八路军的作战中，曾经亲身领略过地道战的滋味，并在自己的书中记录了一段相关经历。这一仗，还可以说相当经典——且把他遭遇的这段地道战翻译过来，以飨读者吧。
我第一次亲历八路军的地道战，是在保定东方叫作白洋淀的湖边。当时我们正在对那附近的一个村庄发动攻击。讨伐队在这里发现了大约一个小队（一个排）的八路军，他们从村中撤出，逃到了村边的一座庙里。我军（指日军）立即将其包围，向如同袋中之鼠的这伙八路发起了猛攻。最初，八路军从庙中不断还击，但渐渐还击的火力开始减弱。20分钟以后，连一发子弹的还击也没有了，完全停了下来。尽管没有还击，但我们并没有发起冲锋，因为这可能是诱使我们发动攻击的圈套。
日本兵将计就计——这种时候怎么办我们也是胸有成竹的。我们向庙宇发射了烟雾弹，然后发出“哇”的呐喊声，却并不真冲。这样做，会让对手以为日本兵开始冲锋了，常常会乱扔手榴弹来阻止我军，如是三两次，我们就要发起真的冲锋了。
但是，这一次，庙里什么反应都没有。于是我们决定强攻——在机枪的射击掩护下正面攻击，同时以两个分队（班）上了刺刀，从左右包抄过去，看对方如何应付。结果，却发现庙里一个人都没有。庙中，弹痕如同蜂窝一般，正中间供着一尊油彩斑驳和日本庙里相似的神像，但幽暗的房舍里，能看到的只有这些。
“奇怪，敌人跑到哪儿去了？”看到没有其他的出口，我们开始思考。这个庙，肯定有到外面的秘密通道。“这个神像有点儿可疑。”有人这样说。虽然觉得怀疑不见得靠谱，但我们依然把神像挪开了。结果，下面出现一个大洞！这个洞完全可以让人钻出去逃走。“他们会不会就躲在洞里？”我们小心翼翼地用手电照亮里面，里面空空如也。可是，谁也不敢就这样钻进洞去搜索，这未免太危险了。
八路军逃到这个庙里，然后做出还击抵抗的样子，看来都是为逃走争取时间。这不是把对此一无所知、认认真真组织进攻作战的日本军当傻瓜来耍吗？“找柴火，烧了这个庙！”有人提议。受到提醒的士兵们开始寻找枯草的时候，队长跑进来，命令大家立即出发离开这里。这一次，队长的指挥是英明的。
我们刚刚离开这座庙不到3分钟，八路军的迫击炮（掷弹筒）弹就在庙门前炸开了。很明显，这是逃走的八路军看到日军钻进庙里，有机可乘，于是反过来用炮来攻击我们了。大意或者犹豫的话，八路军会利用地道从意料不到的地方对日军发动突袭。这种例子也不在少数，队长显然是很清楚这种事情的。如果出发得晚一些，面对八路军这种巧妙的地道战法，我们闹不好会把命丢掉。一个挖，一个填，显然是填的那个更省事。
日军非但没捞到一点儿好处，反而这样一来，第一，训练出了一批擅于使用铁锹的农民，第二，让农民们发现，当地干燥的黏土质土壤，原来挖起来并不怎么费力气。从这儿以后，河北平原的地下就被掏空了。当然这是日本方面的史料记载的，这要是真的，估计发明挖坑的那个日本军官当时就在这里剖腹自杀了吧。
斋藤1941年9月开始到河北作战，1945年6月转调到东北，具体这次战斗发生在什么时候，他没有记录。所以，也就无从分辨到底是哪支部队和他们打了这一仗。应该说，斋藤的描述，从敌方的立场让我们看到了地道战真实的一幕。不过，按照斋藤的说法，八路军搞地道战，竟然是在日军的启发下开始的，这可就有点儿不可思议了。
玉米秆烧坦克
为什么会有游击战？就是因为八路军的正面武器装备实在太差，只能用非常规手段来打击日军。人一般都是在最没办法的时候变得最有办法。当时为了实现有效打击，八路军可以说什么招儿都用。
更重要的是，有压力就会有动力。当时中国面临的是民族危机，生死存亡之际，把全中国人的智慧全给逼了出来。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中，姜文演的角色为给罗汉大叔报仇，便决定与伙计们一起打日本人。可是，酿酒作坊中没有作战武器，他们就想出一个招儿——用酒缸做陷阱，用高粱酒做燃烧弹，愣是做了一把抗日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