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想成为一棵参天大树，怀揣着这样的梦想去奋斗。但是有时还没等我们长成栋梁之材时，已经到了开花结果的年龄。虽然我们不能继续长高，但是我们还可以长粗，还可以结一些果实。我们还可以防风固沙，还可以保持水土，还可以传宗接代，还可以．．．．．．人生的路还很长。
1989年11月9日，我们坐上了北去的火车。天要冷了，可能东北已经冷了。我们穿上棉衣，准备上棉帽，全副武装，顺便带了几个馒头。我们这一次人多，身强力壮的。母亲说：“东北那边白面少，咱家里的麦子吃不了，又带不走，带一袋面吧，要不到那边还得花钱买。”我说：“行。”我们又带了足足有五十斤白面。
赶汽车的时候，我们起个大早，老三赶着毛驴车送我们去十八里地远的汽车站。后面的路程，那袋白面就由我来扛着。那天早晨起来时，天气清冷，我们为了好拿，就早早地把棉衣穿在身上，皮帽子戴上。上汽车时，有人看见我们的穿戴，就说：“看样子，这是要往东北去呀？”我们说“是”。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我们改乘火车。当时的火车票是每人三十七元，三个人就一百一十一元，这一百多块钱，对于我们来讲，可不是个小数目。检票时，随着呼呼的人流我们急急忙忙上了火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上火车，一切都感到那么紧张、新奇。
上了火车，我们也不知道往哪儿坐。其实，火车上还有不少座位空着。我们得着一个座位就坐时，人家就说“有人”，要么就说“这是我们的，那人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也不知是真是假，我们信以为真，也不敢坐，就在那儿傻站着。母亲说：“咱们不往里边坐，就在车厢的连接处好了。”我母亲又说：“这一次这里人少，以前，我一个人来回，我领着你哥哥来东北，那人满满当当的，走廊里全是人，根本挤不进去，俺们就在这里凑活一会儿。”
其实，这就是人际交往和说话水平问题。后来我自己出门坐火车，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说，“对不起，同志，我站累了，我先坐一会儿，等你的人来了，我就起来，行吧？”一般人也就没话说了。多数人都是为了自己睡觉方便，坐着一个位置，用货物再占一个座位——站着茅坑不拉屎，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火车上的座位是公家的，我在那儿坐一会儿，唠几句闲嗑，熟识了，有时还能交上朋友，若是那人先下车，他还会把座位让给你。话是拦路虎。即使真的有人来了，咱再起来也无所谓。张嘴就有三分利。
火车上，我们不吃不喝，也不渴不饿。除了心情激动，紧张也是一方面。这一去离开故乡，什么时候回来心中无数。看着南来北往的旅客该吃得吃，该喝得喝，那么随便自然，我们书包里携带得馒头和咸鸡蛋也没往外拿，也不觉得饿。那趟车是SH西开往哈尔滨方向的，车上旅客吉哩哇啦说得很快，我们也听不清，好像到了外国一样，莫非他们说得全是英语，英语我也学过呀，一句也听不懂。坐着无聊，看窗外的风景，一会儿是村庄，一会儿是城市，楼房，车站，一会儿是树木，电钱杆子一晃就过。路过TS市时天就快黑了。晚上，外面的东西看不清了，只有远处的，近处的电灯在移动。头脑昏沉沉的也睡不着，坐着打个盹儿，一会儿又醒了。火车路过城市的时候，立交桥下的灯光通明，车辆和行人还在来来往往，穿梭不已。
下了大火车，时间还不到凌晨两点，还需坐一段小火车（慢车）才能到我父亲所在的矿上。小火车早晨六点以后才有，售票时间还未到，，这段时间必须在售票厅等候。北方的夜晚是寒冷的。亏着我们穿得厚，否则，身上无衣只能怨天寒了。
上了小火车，时间不长就出了城，来到了另一步天地。远处黑黝黝的山峦连绵不断，近处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上面盖了一层薄雪。火车头的烟筒冒着一团团白气，象云彩一样。尽管我们穿得挺多的，还是感到有些清冷，浑身打颤。
下了小火车不远就来到父亲居住的矿区居民点。住宅区与矿区仅一墙之隔，可以隔墙而望。
这是一片紧张忙碌的矿区，电车举着个架子来回穿梭。头上不是还冒着电火花。后边拉着一串小铁车，哗啦哗啦直响。高高的井架子上有个轮子在不停的转动，远处的矸石山上还有工人在干活，不时传来几声叮叮当当和哗啦啦的响动。特别是晚上，从墙外往里看，灯火通亮，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昼夜不停，工人阶级真伟大！他们正在为煤炭事业添砖加瓦，辛勤工作，他们正在努力地改造着这个世界。
来到矿区，看到的全是陌生的面孔。经母亲和父亲介绍，我们认识了不少老乡、父亲的几个老战友和同事。开始的时候，连东北人们说话我们都听不太明白，有些方言不知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干啥去呀？”叫“干哈去呀？”“”后街“叫”后盖“”闲着没事儿“叫”卖单儿“跟我们关里说的“站着摆瞬卖秫秸”差不多。我们平时都说“乱七八糟”，他们非说“乱八七糟”总之，乍一听上去就是那么别扭。我弟弟岁数小，既爱听还爱学，时间不长就被同化了，说话跟当地人一模一样。不过，入乡随俗，逐渐地我也适应了这里的一切。
刚到东北的时候，父亲还在犹豫。井下工作危险，左思右想，迟迟不想让我们入矿。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在这里呆得难受，毅然要求报名参加煤矿工作。
要想进煤矿上班，需等人家招工时，首先得报名，然后体格检查，接着培训学习，考试合格才能上岗干活。当时，矿上经常招工，几乎一两个月就招工一次。大多数人下了井一看，煤矿工作确实不容易，不但危险，而且劳累，待遇还低，经不住考验，半路里凉锅贴饼子——滑了。其实这些人一来时，他们的意志就不坚强，多数是骑着马找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的。只有我们是小卒子过河——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父亲打听到十二月要招工，我赶紧写信通知关里我哥哥去村里开个介绍信，连去信再回信十多天时间，千里之遥介绍信开来，总算报上了名。
正当我高高兴兴准备上班时，体检不合格成了一大障碍。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气晴朗。体检在矿区医院里进行。上午检查的血压、心电图，照透视和脉搏心律等都没问题。等下午检查视力时，医院里把视力表正好挂在朝北面开的一扇门上，上部窗户透过的阳光正好照在我的眼上，明晃晃地让我睁不开眼。本来视力就不佳的我摘下眼镜更什么也看不清了。连第二行的大写英文字母“E”都不知方向朝哪儿。同样都长着两只眼睛，人家别人都能正确无误地看到最后一行，唯独我的眼睛不争气。我只好瞎蒙一气，那有什么用？我因为视力不行被“刷”了下来。视力不合格不能下井干活，被淘汰得我心情非常沮丧。我不成了一个废物了吗？上学上学不行，种地卖力气干不了，上班下井眼睛还不好使，我这么不可救药，我还能干什么？
正在这时，父亲的一个同事来我们家串门儿，我们就把体检不行的事给人家说了。我父亲的那个同事说：“你确实愿意上班不？你若真心愿意干这个活，我去给你打个招呼，工作中自己平时多注意安全就行了。煤矿工作其实对身体条件要求不是太严格，又不是做飞机大炮，又不是搞科学实验，只要有力气能干活就行，这种工作干不了，不会换个别的活儿啊？秃子当和尚——迁就材料呗！“我赶紧表态：”我愿意干，我不怕苦，叔叔，那就劳您大驾了，谢天谢地先谢谢您。“绝望中又有了希望。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参加了那批新招工人的学习培训。
正当我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入井工作以后我才发现，煤矿工作真是没那么容易。干活没力气不行，不注意安全不行，怕苦怕累光有热情更不行。以前我在学校里这些年上学念书，养尊处优，温室种苗。在家里饭来张口，衣来顺手，以前只知道煤炭能烧，能取暖、发电、炼钢，用途多多，没想到煤炭生产这样来之不易。有时候还要搭上人的性命。下了井才看到，采煤掌子全是一个个木棚子，铁架子，有的地方和破房烂屋差不了多少，空间狭窄，尘灰飞扬，光线暗淡，人们就穿梭在棚隙之间。用风镐采煤，掌子面四周全是黑色，只有头上的矿灯发出微弱的亮光。有的掌子面斜坡较大，采下的煤自己能从上面滑下来，这种情况出煤特别方便，但是不注意特别容易伤人。进了采煤掌子，不一会儿就满脸漆黑，跟非洲人似的。大铁柱，大木头我拿着都费劲。人怕逼，马怕骑，我咬牙坚持。虽汗流浃背，灰尘满面，我忍耐。老师傅告诉我哪里危险，我注意，牢记在心。我驾十二分小心，战天斗地，摸爬滚打，我竟在采煤一线干了一年。
1990年夏末秋初，我伴母亲回故乡迁户口。其主要任务是回家办迁移证和粮食关系，顺便处理一下去年离家时遗留下的一些家庭琐事。因为家里还有不少粮食，还有棉花地，房屋以及讨论我三弟弟是跟我们一起来东北煤矿还是继续留在家种地等问题。前边我们提到，如果不是有人张罗着给老三介绍对象，我们也不会在老三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考虑再三，一块儿去东北算了。当时我们村有人看着老三体格好，人也憨厚，说话风趣幽默，又能干活，就想让他做养老女婿。其实他本人还不太愿意。我和母亲都认为他一个小孩儿性格不稳定，家里有地，房子刚盖好，又有人给介绍对象，就劝说他在家成家立业算了。老三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又要跟我们走，朝三暮四，出尔反尔，闹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少费唾沫。这一年来我弟弟一个人在家过“独身”生活，甚是孤单。这一年没少给我们写信，但寄出去得没几封。因为书没念好，信也不会写，写了扯，扯了又写，到最后硬憋出五十四个字。总之，想“死”我们了。看来他是不愿一个人留在老家过日子。
户口办得还算顺利，迁移证在派出所办的，当时农村还不讲究吃拿卡要，因为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生活普遍还比较艰苦，一般农村人手里没多少钱。再说“农转非”这是千载难逢的好事，许多人想办都没有条件，人家好不容易有机会办下来了，给人家设置障碍，增加麻烦，属于伤天害理的不道德的事请，谁不愿意积善成德呢？另一个原因，我哥哥在乡里教书，乡里乡亲的也认识几个人，也去派出所开过不少次证明，反正都熟识了。粮食关系是在镇粮站办的，当时我家一个表哥正在那里工作，办理此类事情更是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没费吹灰之力，节省了我的不少时间。在这里应该感谢我那位表哥和所有帮助我们的人。真是熟人好办事，有人好办事啊。
所有手续办完，当时还未决定马上回矿上。母亲对我说：“办手续跑了好几天，今天你休息一天，后天你动身就回去。我在家里安排安排，住一段时间再走”。我见缝插针，马上对母亲说：“娘，我想今天去县城看看李晓峰同学去。”母亲说：“你不累呀，俺不管你，你愿去就去。”
其实我早有这个念头和想法，只是因为，办事要紧，时间紧迫，才一直把这个想法往后打。其实我真正的意图是想见见苏文，“醉翁之意不在酒”。
虽然与苏文相处已无可能，这一点我心里明明白白，但是见个面总归可以吧。因为有以前通信的那点来往诱惑着，我从心里还幻想着有什么奇迹发生。另外我也有了固定的工作，户口很快迁入大城市，我也念过书，又不是文盲。今后事业上说不定还有发展呢？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我去见见苏文的信心和勇气。
我相信人的感情是相互的。苏文对我的印象怎么样，从苏文信中语言来推断，他以前对我印象还是不错的，至低不是厌恶和反感。三年的高中生活，确切地说，应该是二年。虽然没有具体共事，但彼此了解为人，彼此好感，彼此羡慕依恋，相互思念，以来信言语为凭。我自觉我是忠诚老实，为人正直善良，乐善好施，性格开朗的好人，我满以为苏文对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另外，我的要求并不高，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奢望，至少能让我借此机会见上苏文一面，我心足矣。至少让我能亲自对苏文本人说一声“谢谢”。对苏文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有个回头话。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古语说得好，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实际上常常是有情人难成眷属，有时甚至连见一面都成为奢望。
那天风和日丽，秋高气爽。故乡的景致一年没见到处显得新鲜别致。我骑着自行车飞驰在通往县城的公路上。道路两旁的杨树叶子哗哗鼓掌，高高垂落下来的柳枝迎风招展，拂面摇曳。道路两旁的田地里的谷子举着沉甸甸的穗子向我点头致意。象心情高兴的时候返校一样，我的心情天地一样开阔，三百六十个毛孔，每一个毛孔都熨帖。我又重新回到过去上学读书时的感觉。特别是一想到要见到朝思暮想的同班同学苏文，这一次是单独相见，有什么话可以敞亮地说，可以大胆地直言不讳地表白，我浑身上下就增添了很大勇气。柏油路平坦干净，心里也舒坦。简短解说，骑车很快就来到黄骏马村，往东一拐，不远处就是黑骏马村。苏文的家就在眼前。
为了少见人，我从村后绕过去。其实，用不着害怕，谁也不认识我。但是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如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路上遇到两个下地干活的农村人，拿着工具正往地里走，我有心问一下，没敢问，自己寻找寻找再说吧。黑骏马村子东面是一个大坑，但已干涸无水。我从村东面无人家的路上往里绕，走到半路，忽听到几声狗叫，心里一颤，吓一跳，有点做贼似的感觉。越接近村庄，我越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心里反倒胡思乱想起来。心想，见了苏文第一句我说什么呢？七、八十里地跑来就为见一个人，又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紧的话，至于吗？自己反倒先给自己打起退堂鼓来。
此时过来一位中年妇女，我上前打听：“大姨，请问你们村苏文家在哪儿住？”那人先是愣了一下，上下打量着我，接着说：“在村子最东头，她们家在东南角，从北往南数，第三家。”我连忙说：“大姨，多谢啊。”关里见面问路，张嘴就“大爷大娘”，到东北开口就“大姨大姨夫，娘家人显得亲切。我推着车子继续前行。其实我越来越没底气，只是强作镇定。
来到苏文家门前，她家是老式的黑漆大门，方向朝东，门框的上脸是三块面板，分别涂着红黄蓝三种颜色，上面用楷书写着“福、禄、寿”三个大字，农村的大门大抵如此。
我上前扣了几下大门，出来得是一位小男生。这也许是信中所说的“苏文的弟弟”吧，苏文在信中说过，“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就差一个妹妹。”这位男生有十五六岁，长得眉清目秀，面目白皙，个子比我矮点儿。我一看是个小孩儿，敢张嘴说话了，我就愿意给小孩说话。我开口问道：“你好，请问这是苏文家吗？”
那个小伙儿说：“是的，请问你是谁？”
我自我介绍一下，并说明来意。接着说：“请问你是……？”
“苏文是我姐姐，我叫苏军。很抱歉，我姐姐她不在家，她刚去南边地里摘棉花了。刚去不大一会儿，要不，我帮你找一下？”苏军说。
关键时候，我已没有那么多自信。想起来尽管很热切地期盼与之见面，朝思暮想再熟悉不过的面孔，尽管见人一面如此珍贵，如此难得，可能这一去今生今世也难以相见了，但我又不好意思打扰人家，一万个理由都显得苍白无力，都显得理不直气不壮的。我不想令苏军风风火火地去找她姐姐来，兴师动众，跟有什么事似的。
我说：“老弟，不必了，谢谢你，你姐姐她毕业了吧？”
“是的，她现在在家等着分配工作呢。”
“请代替我祝贺她，我希望她能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我祝愿她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你姐姐以前在学习方面给我很大帮助，请代替我谢谢她，我还要赶时间，我先告辞了。”
苏军说：“家里坐会儿再走吧。”我说：“我就不进家了，老弟，再见。”
就像作家孙犁在《白洋淀》中所述的一模一样，有个女人说她的对象办事毛毛糙糙，遇事“可慌哩”！我当时就是“可慌哩”。是怕苏文马上回来，还是盼着苏文马上回来，我都不知道。我急急忙忙、慌慌张张地离开苏文的家。这一回心里倒放松了许多，如释重负。特别想见苏文，还怕真见了不知说什么好。
离开村子，一边推着车子，我依依不舍地回望她们的村庄，李琛的《窗外》想在耳边，“再见了亲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儿，对着你的名字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我由衷地概叹，有情难眷，无缘难逢啊！古人说，有情人终成眷属，都是瞎说。
回家的路上，苏文的音容笑貌时时展现在我脑海中，我联想到她弟弟给姐姐叙说我来时的情景，我联想到苏文听后的反应，她也许已把我忘记，她也许很想念我，哪里有那么多“也许”？你自作多情吧，我笑我自己。
因为落户口要紧，那是有期限的。我还要工作，办完手续我没有久留，携带着所需证明材料直接回到矿上，母亲暂时留在老家一个多月料理家事。
1990年10月，我们全家“农转非“户口终于办成了。邻居陈婶儿提醒我说：”有了城镇户口，你再到街道办事处办个《待业证》，以后可能有用。我想：“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凑活着干着，五年以后就能转成正式工，还办《待业证》干什么，我这不是六个手指头挠痒痒，也是骑着马找马，见异思迁。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我还是照着人家说的做了。毕竟人家在城市生活多年，过得桥比咱走得路还多，既然这么说，自有她的道理。果然不出所料，正在我不慌不忙办理《待业证》的时候，矿里贴出来一张通知。通知内容是，矿务局要招一批全民合同工，条件要求是，凡是矿工子弟，年龄在18——25周岁，身体健康，愿意到煤矿工作的待业人员均可报名。报名条件，持《户口本》、《介绍信》、《待业证》、《毕业证》等证件，日期截止到10月14日下午两点。当时按我的条件正符合要求，其他条件都具备就差《待业证》还未办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当时我正上白班。白天没有时间，倒过班来又赶上星期天，街道办事处没人上班，这可把我急坏了。星期一这天，我下了班，到家急急忙忙吃口饭骑着车子就去社区开介绍信。拿着《介绍信》、《毕业证》又火速去街道办事处。等办完《待业证》已经是8月14日的中午了。当时我就想：“这还能报上名吗？这个点儿人家都吃饭去了，下午还不定有人没人。不管有鱼没鱼，撒一网再说。”我又心急如焚地拿着《待业证》奔向矿工资科，机会总给有准备的人留着，时间已是下午一点十五分，距离人家规定的报名截止时间仅差四十五分钟，我如愿以偿地报上了名。
后来另行通知，参加报名的一百四十多人统一到矿中学教室考试，择优录取。考试科目：语文、数学、政治。我当时手底下没有一本教科书，没有任何复习资料，也不知考试范围，借书也来不及，一年来也没翻过书，就凭这些年在校的基本功，听天由命吧。考试结束，成绩公布下来，结果我以第三名的成绩榜上有名。我慨叹，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在这里总算派上用场，东方不亮西方亮。
成绩公布以后，至于什么时候上班，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之间又是漫长地苦苦等待。很长时间也无音信。母亲说，莫不是让人家给冒名顶替了，咱们家也没个熟人。
说起冒名顶替，我忘不了初中毕业时的情景，到现在我还心有余悸。初中毕业时，我第一志愿是幼儿师范（小中专），第二志愿才是高中。我中考的成绩是474分，明明比幼儿师范的初选线高20多分，但是经过加试音乐、体育和美术，我还是被淘汰出局。可外人都说，你是被人冒名顶替了。你们家没人。我不相信，至今我也不相信。因为考试是公正的，经过加试我成绩不足是命中注定的。现在又听到冒名顶替，怎么总让我赶上这个事儿？我几乎忌讳这个词儿。我心里也打鼓咚，我们才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父亲天生忠厚老实，不会请客送礼交朋友，一天就知道上班，抽烟，听评书。天时地利人和我一样也不占，我就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双脚走路。后来还是街坊邻居陈婶儿探听到了消息，说我已被录用。我赶紧到工资科一打听，科长告诉我说：“明天你来参加学习吧。”就这样，我辞别了临时工，一帆风顺地变为全民合同制工人。
紧张繁忙劳累的井下采煤工作，疏远了我对苏文的感情。但是工作一闲下来，苏文的形象就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苏文是在民政学校毕业的，我一听到“民政”就感到特别亲切。民政在我心里几乎就成了苏文的代名词。听同事们说，民政就是在乡政府办事的，你像搞募捐慈善的，计划生育的，婚姻登记的等等，全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我想，这工作好，因为苏文心眼好，温柔娴淑，所以能为老百姓服好务。这工作正适合她。
后来听说苏文转到工商，我常听说工商税务，我认为这两是一个部门。我又对税务部门产生关切。我一看到电视上，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戴着大盖帽，穿着漂亮的制服，威武标致，英姿飒爽，我就联想到苏文肯定也在其中。当时收音机里正播放一首歌：
听到了这句话，
还是小的时候。
懂得了这句话，
还是戴上国徽以后。
那是大河有水，小河才流，
锅里有肉碗里才有。
母亲把税收重担，
交给了我，
我愿为她分担忧愁，忧愁。
母亲把税收重担，交给了我，
我愿为她分担忧愁。
这首歌好听，也特别好学，三下五除二我就学会了。这是一首与苏文有关的歌，一唱这歌，我心里敞亮了许多。
我上班本可以骑车，也可以步行，我宁可步行也不骑自行车，我宁可走小道也不走大道，就是为了一个人静静地走，头脑中可以闪现与苏文同学时的朝朝暮暮、点点滴滴。我一个人孤独地走，我的心一点也不孤独，而且我很快乐，有苏文陪伴我，我很幸福。我走得越快，苏文的音容笑貌，稳静、贤淑的形象越频繁地在记忆中闪现。真是有她的时候，她是一切；没有她的时候，一切是她。我愿意这样一直地走下去，走下去，可惜，可惜！不几分钟，就来到矿区。一切回忆全被打乱，我不得不回到现实。苏文，她就象天边那美丽的彩虹，我多么希望她能为我留下来。劳累了一天，进入甜蜜的梦乡，梦见的多是高三年级的那段紧张忙乱的学习生活——抓紧时间复习，还有三个来月就要参加高考了，我还有几科没复习好，数学怎么计划，英语怎么安排，物理怎么进度，……高考之前一定把这些全部完成。在梦里，苏文还是坐在我的前排，穿得还是那件再熟悉不过的鲜红的羽绒服，红得耀眼，夺目，干净而充满热情。我稍微一抬头，甚至用眼睛的余光就能看见她。她有时也朝后看，好像在跟我说着什么。我们已经不那么胆怯，没那么多顾忌。在梦里，她似乎更漂亮，更温柔。忽然间，从梦中醒来，怅然若失，为什么甜蜜的梦这样短暂？
休班的时候，我试着填了一首小诗《故乡情》
树儿尖尖，
月儿圆圆。
人在千里之外，
梦回到故乡身边。
他想也有山，
他想也有园，
忘不了生我养我的故土，
忘不了伴我成长的童年。
水已不是故乡的水，
山已不是家乡的山。
乡音未改，
童音已变。
陌生变成了朋友，
同事变成了兄弟，
好像又回到故乡，
生活和谐的乐园。
童年的欢乐，
青春的梦幻，
故乡的父老乡亲，
仿佛就在昨天。
童年的朋友，
昔日的初恋，
都已成为甜蜜的回忆，
幸福的思念。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出家门，徘徊在无尽的原野上。望着天上眨眼的星星，看着天上会说话的月亮，我想给苏文写一封信，我有千言万语要给她诉说，可是又从何处说起呢？李双江的《草原之夜》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低声吟唱，借歌消愁，思绪万千。“美丽的夜色多么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唉——，可是没有邮递员来——传情。…….”每到元旦的时候，我把对苏文的思念和祝福，厚积薄发，凝成一张小小的精美贺卡，放飞到苏文手中，衷心地祝愿她永远美丽，永远健康，永远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