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刘的档案
在康城的革命史上，刘正算得上一个人物。他破获过不少大案，康城大街小巷间流传着有关他的故事，说得神乎其神。
人生有些时间段发生的事儿，总是牢牢地占据着我们的心灵，哪怕暂时把它忘记，但总会在另一些时候想起它来。
至今五十多年了，那份档案的字迹，依然清清楚楚地浮现在我的面前。
那是1953年秋，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秋日的阳光柔和，空气中充满胜利的喜悦。当时的我，二十出头，在西南某省公安厅从事文职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整理康城地委上报的人事资料时，无意间翻阅到了一个人的档案，上面的文字立刻吸引了我的眼球：
刘正，男，四十五岁，汉族，中共党员。
籍贯：甘肃，曾用名：黎平。
早年就读于西南医科大学，在校期间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经韩群修和周志国两同志介绍入党。毕业后，刘正受组织指派，打入国民党康城县警察局，历任警员、警探、探长等职。后经党组织同意，刘正打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历任保密局康城站调查员、行动组组员、行动组副组长等职。
1949年解放前夕，刘正成功策反康城县守城部队武装起义，粉碎了敌人企图破坏康城的计划。
解放后，刘正担任康城地区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队队长一职。屡破大案，被授予“侦查英雄”称号。后因历史问题交代不清，被调离领导岗位，现职为康城地区公安局刑侦队侦查员。
注：有关解放前夕，康城地下党组织被敌特破坏，地下党委书记韩群修等二十余人遇害一案，是否与刘正有关，待查！绝密！
我至今都想不明白，就这么一百来字的档案，对我这个参加革命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何以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回忆当年，它如同一个魅力无穷的女孩儿，使我疯狂地迷恋上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它，特别是末尾的“注”，引起了我难以名状的兴趣。我开始注意这位闻名康城地区的侦查英雄，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刘正身后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如能将它揭开，或许是一段离奇的故事。
我叫谭雪峰，苏北盐城人。四年前，血气方刚的我，怀揣着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和大学同学一道，参加了“西南服务团”。我们唱着《走！
向着大西南走！》，跟随解放大军，踏上了开赴大西南的征程。
进驻蓉城后，我被派往公安干校培训了半年，本以为能真刀真枪同敌人干一场，没想到和笔墨纸砚打了近三年的交道。眼看其他同学建功立业，威风凛凛地佩戴上了红花和勋章，而我，这位公安学校的第一名，至今还是一张白纸，没有功勋，没有红花，没有冒险，没有事迹，也没有爱情。
这让我想起了着名诗人易君左先生的一首诗：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朱自清先生说这首诗字字抓住了蓉城的特点，但凡在这座城市居住过的人，都会领会其中的涵义，那就是一个字：闲。
此时的我，正如易先生诗句所描述的那样，像一个闲人。不过，刘正的档案仿佛让我看到了曙光。
我是“英国侦探小说之父”阿瑟·柯南道尔的忠实读者。柯南笔下的神探福尔摩斯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智者，我渴望有一天能成为“红色福尔摩斯”，破获无数悬疑的案件，扬善惩恶，主持正义。我从未见过刘正本人，也没有机会去认识和了解他。我知道仅凭百余字的人事档案全然不够，我开始接触那些曾经与刘正战斗和生活过的老同志，从他们口中了解刘正，“幻想”从中找到蛛丝马迹的线索，瞧出疑点或是破绽，然后顺藤摸瓜，将一个潜伏在人民内部的特务组织一网打尽。
为了找到福尔摩斯的感觉，我买了一支波兰产的进口烟斗。我随身物品中除了公家配发的制服、佩枪外，另有三件心爱之物。
一是手腕上戴的一块英纳格手表，这是当海员的舅舅送给我的礼物。
听我的好友肖克说，英纳格起源于一家古老的瑞士钟表手工作坊。手表的名字是由RACINE家族将其姓名倒转过来写而得名，以此显示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精湛工艺。
二是一把锃亮的口琴。我看见口琴就会想起一个不知姓名的女孩。她是我在“南下”路上偶遇的朋友，在一次文艺汇演中，我们共同演奏了苏联民歌《红莓花儿开》，没等问出她的名字，敌人的炮火打了过来，一场遭遇战开始了。战斗结束后，我再没有见到女孩的身影，只捡到她遗落的口琴。这一次偶遇把我的心思引上了另一个轨道，这个美丽少女宛如山间的清风那样清新、爽朗，深深地触动了我那颗年轻的心。
再就是这根崭新的烟斗。烟斗的设计师是一个波兰籍的英国人，此人曾经师从伦敦的烟斗名匠，据说神探福尔摩斯所用的烟斗，就出自烟斗名匠的祖父之手。为此，我给这根烟斗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尔摩斯支系”。闲暇之余，我叼着烟斗，游离在刘正的战友身旁，像福尔摩斯一样，眯着眼，聆听他们的讲述：
认识刘正的人都不叫他的名字，也不称呼职务，而是亲切地叫他“老刘”。
侦查员刘正家的院子在康城县立中学旁边。这是一处普通的民宅，贴着门神的两扇小门朝着北面的雪山。木屋背后是湍急的青江，老刘家的厨房外有一条十几米长的石板小路，下去就是河岸：遍地都是鹅卵石，水浪冲击的泥沙在河边形成了一道灰色的曲岸。小院是用柳树枝编的篱笆围成，里面养着一些鸡鸭，翻过篱笆向东是一条崭新的公路，直通省城。不远处的岔路口，有一座天主教教堂，始建于清朝末年，里面至今还有一位神父和几位修女。教堂后面是几家新建的工厂，南面是波涛滚滚的青江，西面是直通县城中心的街道，一直走，就能到达地委办公大楼和专区公安局。
年轻时的刘正，在医学院以好学出名。天不亮，他就起床背外语，铃声响，他就夹着书本去听课，大课小课都记满密密麻麻的笔记。更有趣的是，刘正与解剖室的更夫孙老头关系很好，这样，他在解剖室能待到深夜，直到获得最满意的答案为止。人们说，如果不是为了革命，老刘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
解放前，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刘正一直是单身一人过日子。革命胜利之后，他有了自己的家。老刘与牺牲的康城地下党委书记韩群修的妹妹韩萍结为夫妇。韩萍是本地人，县城中学的语文教师。
在康城的革命史上，刘正应当算得上一个人物，他破获过不少大案，康城大街小巷间流传着有关他的故事，说得神乎其神。
老人们说，刘正是钟馗下凡，狄仁杰转世，刘伯温附体，能掐会算，没有他破获不了的案子。小孩们说，黄昏时分，当霞光黯淡下去的时候，刘伯伯会背手来到河岸的一个小山岗上，依靠着一块千百年被风雪吹打得千疮百孔的巨石，遥望远方，直到霞光完全消失为止。这时，躲藏在附近草丛的孩子们都会看见一片红色的霞光笼罩着刘伯伯全身，犹如神仙下凡。邻居们说，平日很少见老刘回家，即便回家也是深更半夜，他喜欢独处，不爱和人说话。
更有甚者，说刘正与妻子韩萍是分开睡，从不同床共枕，卧室里那张双人床是摆给旁人看的。一到夜里，韩萍单独睡在双人床上，而老刘则睡在地上，枕边搁着手枪，墙角立一把顶了膛的卡宾枪。有人说是因为老刘抓捕的敌人太多，害怕报复；另一些人的说法恰恰相反，说老刘做贼心虚，一定犯了错，干了对不起天地良心的坏事，生怕半夜鬼魂敲门。当然，这种说法，直到公安局政委李闵强的妻子薛丽华临产，缺乏医学知识的李闵强风风火火地闯入刘正家寻求帮助的时候，一切才大白于天下。
当时，刘正忙着给薛丽华接生，站在屋外的李闵强对一群唧唧喳喳的干部家属低声说道：“亲爱的同志们，我以党性作保证，刘正同志是睡在双人床上的，而不是睡在地上。他家的墙角没有顶了膛的卡宾枪，而是洗衣服用的搓衣板。老刘不是什么神灵下凡，不是鬼魂附体，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共产党员！和你们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可能比他们还强！”
女人们听了发出噪山雀般的笑声。这时候，一个婴孩的啼哭声从屋内传出，李闵强的儿子出生了。
关于“康城地下党被破坏”一案，众说纷纭，有各式各样的版本。一种被众人基本认可的说法是：解放前夕，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刘正获知，由于叛徒告密，康城地下党组织暴露。刘正冒着生命危险，向交通员传递了这个重要的情报。一个星期后，康城解放。当刘正随先头部队入城时，迎接他的并不是自己的同志，而是一个噩耗：韩群修等二十余名地下党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在解放军攻城前夜将他们秘密杀害。那位传递情报的交通员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说他叛变投敌了；有人说他没有来得及送出情报就被敌人杀害了；也有人猜疑，说刘正根本没有送出情报……解放后，组织审查干部队伍时，刘正谈及了这件案子，碍于交通员的失踪，无人证实刘正话的真实性。这位交通员由韩群修直接领导，两人单线联系，只有韩群修知道交通员的真实身份和具体住址。每次传达情报，刘正在规定的时间，将用密码写好的情报放入规定的地点，他与交通员素未谋面。
自从接受调查后，刘正变得更加沉默。办案之余，他常常孤独地坐在河岸的山岗上发呆。
岁月如斯，半年过去了，刘正的历史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他依旧是一名普通的刑事侦查员，默默无闻地办案。战友们说，老刘发福了，往横里长起来，背略有些驼了，但看上去依旧是个体态健壮的西北汉子。他依旧可以双手打枪，百发百中；依旧杜撰他的“刘式名言”；依旧破获大案，是犯罪分子的克星，人民心中的神探。
刘正的三个儿女都是革命烈士留下的遗孤。他两个儿子的亲生父亲是韩群修。大儿子韩建兴二十余岁，是县城邮局的一名邮递员，已经成家。小儿子韩福祥才参加工作不久，是郊区派出所的民警。人们都说韩福祥与老刘很像，甚至连笑的神态都一模一样。老刘最宠爱的女儿名叫刘惠英，是个活泼好动的姑娘，在县城医院当护士。加上文质彬彬的老伴和建兴的妻子王雪琴，这就是侦查员老刘的一家，也是我所掌握的全部资料。
不久，经我再三请求，上级领导将我派往康城县公安局锻炼。临行前，省厅负责刑侦工作的古处长对我说：“你这次下去，要多向老同志学习刑侦技术，注意方式方法，特别是向刘正学习。”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古处长又说：“我知道你对刘正这人情有独钟，特别是康城地下党那桩事儿，你这次下去，还有一件任务交给你，就是搜集有关刘正历史问题的材料。你要用一个侦查员的眼睛看问题，用共产党员的觉悟思考问题。我们要做到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敌人。”
我兴奋地立正敬礼：“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古处长指着我的额头笑道：“你这个谭雪峰，怎么对离开省厅这么高兴啊？该不会是做了人家康城的姑爷吧？！”开罢玩笑，他又严肃地强调了一下，“记住，同样不冤枉一个好人！低调！低调！”
我伸了伸舌头，低声应道：“知道了，同样不冤枉一个好人！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希望，干出点成绩！”
古处长欣慰地笑道：“好！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到了康城，先代我向李闵强同志、秦大奎同志、刘正以及全局的侦查员们，致以一个老同志的敬意和问候！”几年后，一个名叫王蒙的青年作家，发表了一篇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小说，轰动一时。当时的我，正如文章中的主人翁林震一样，是个富有理想主义精神和勇于进取的年轻人，怀揣着对党的忠诚和公安事业的热爱，带着一腔热血，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我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后，立即打点行装，坐上一辆顺道的军车，踏上了去往康城的路途。我坐在摇摆不定的车厢里，心想：也许真正的战斗生活就从康城开始了，刘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抑制住对蓉城安闲生活的留恋，燃烧起对新工作的渴望。
我与刘正的真正认识，是从侦破“幺妹失踪”案开始……2案情分析会
这一年秋天，康城地区出了件怪事：县林业局员工邓泽松女儿邓招娣无故失踪了……李闵强一拍桌子表示通过了：“好！抓紧时间，找出邓幺妹，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康城位于川、甘、陕三省交界的峡谷平坝中，自古是马帮歇脚、土匪聚义和兵家必争的地方。1935年，长征的中央红军曾途经此地，并与胡宗南的部队交火，打得对方丢盔卸甲，大败而归。据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还在城中小憩，品尝了康城特有的苞谷酒。解放后，康城地区成立了行政专区，管辖五个县，十万人口。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剿灭国民党残匪和粉碎敌特破坏活动一直是康城地区公安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一年秋天，康城地区发生了一件怪事：县林业局员工邓泽松的女儿邓招娣无故失踪了。
有人说，邓招娣在河边洗衣服，跌进河里淹死了；有人说，招娣去山里砍柴，被野狼叼走了；有人说，招娣被土匪抢走了，当了压寨夫人；还有人说，招娣碰上了人贩子，被药麻昏后拐卖到外省去了。最离奇的说法是，招娣不是凡人，而是仙女！这种说法出自当地的算命先生朱瞎子之口，他说，邓招娣是玉皇大帝的小女儿，七仙女的妹妹八仙女。这位“天庭公主”私自下凡，投胎人间，本想效仿姐姐过凡人的生活。无奈，玉帝得知后大怒，二郎神率天兵将她缉拿回去了。朱瞎子还说，他知道邓招娣在哪里。旁人问，邓招娣在哪儿。瞎子说，她被压在峨眉山下，触犯天条的神仙都在那儿受罚。当然，这种说法是鬼扯！但邓招娣的确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用现在的话讲，邓招娣瞬间从人间“蒸发”了。
邓泽松有两个女儿，邓招娣是小女，年方十六，人称“幺妹”。这“幺妹失踪”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在民间形成不同版本流传着，仿佛一股看不见的迷雾，带着恐惧和神秘的色彩，笼罩着整个康城，一时间，人心惶惶。
深秋的一个清晨，天空飘着细细的小雪。康城地区的雪来得很早。夜里什么时候下的雪，没有人知道。雪不大，粉末一样，在尚存的南方暖流的吹拂下，落地即化。地上没有积雪，有一些结冰，湿漉漉的，人走上去须小心翼翼，不然一个踉跄，便摔得四脚朝天，爬不起来。
我背着行李，走进康城县公安局大楼，楼上传来自鸣钟报时的声响，我习惯性地看了看表，上午八点正。
“英纳格！名表哟。”我吃惊地回过头来，发现一个女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边，她同省厅的老大姐们一样，走路都有一种不声不响的本事。
女孩子用调侃的语气对我说：“同志，看不出你还有点小布尔乔亚情调哩！
新来的？”
这女孩子大约十八九岁，白净的脸蛋，弯弯的眉毛，一双清澈活泼的大眼睛，身穿一件列宁装，完全一副革命者的打扮。
莫非她就是负责接待我的同志？我暗自猜想。
我红着脸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连忙从兜里拿出自己的介绍信，说：“这是我的介绍信，我叫谭雪峰，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