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这本全新的译著是由艾伦·泰森所译。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只有《精神分析导论》可与这本书——《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相媲美，二者在德文版的印刷次数和其他文字译本的版数上都几乎相同。目前这个版本几乎把该书以前每一版本所新增加的材料都包括了进去。在这方面，它很像《释梦》与《性学三论》，这两本书，弗洛伊德用其毕生的精力不断加以补充。但实际上，它们的情况并不相同。后两本书增补的新材料，大部分属于对临床发现与理论结论的重要扩展与修正，而《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其基本的观点与理论在最早的版本中都已经有所描述，后来补充的大量材料仅仅是一些相关的例子与说明（部分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大部分则是他的朋友和学生的），用来进一步阐明他曾论述的问题。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对那些例子本身和以实例来验证其观点的阐述方式特别感到愉悦。但读者有时会感到大量新的实例切断了基本论断的流畅性，甚至把理论的主干弄得模糊不清。
与翻译弗洛伊德关于“梦”和“诙谐”的书籍情况一样，或许在极大程度上，译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对大部分材料的论述要依赖于如何使用（处理）那些完全不能翻译的文字。在以前的版本中，这个问题被布里尔以极端的方式解决了。布里尔省略了那些含有无法转换成英语词汇的实例，插进了一些他自己可以对省略的部分做相似解释的例子。毫无疑问，在那种情况下，这种做法完全是无可非议的。在布里尔翻译弗洛伊德著作的时期，弗洛伊德的著作在英语国家几乎无人知晓，此后因没有设置不必要的障碍，使弗洛伊德自己特意为一般读者所写的这本书得以传播是很重要的。布里尔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这可由他的译本到1935年发行了16次的事实来证明，而且随后又发行了很多次。他自己的例子大部分是极好的，实际上其中有两三个例子为弗洛伊德在后来的德文原版所引用。不过，也有意见反对把这种情况保持下去，尤其是为那些对弗洛伊德作品要求更严厉的大学生们所设计的一些版本更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省略了一则弗洛伊德的带解释性的例子，就会不可避免地省掉伴随该例子的具有一定重要性和令人感兴趣的理论评述。此外，虽然布里尔在书的前言中宣称，他的意图只是更正或替代作者的某些实例，但译著本身通常没有揭示出哪些实例被替换了，读者有时或许不能确定他是在读弗洛伊德还是在读布里尔的书。布里尔的译著（肯定需要补充），是译自1912年的德文版本，而在所有后来发行的版本中一直没有改动，因此它完全忽略了弗洛伊德在随后10年或更多年对该书所做的极大量补充。由于这种种不同原因，省略的整个影响是令人吃惊的。该书的最后版本共有305页，其中有90页到100页（几乎占此书的三分之一）至今没在英文版本中出现过。所以现在的这个译本把重心移到了注重译文的完整性上，反对标准版《全集》对不能译成英文的地方保留德语原文，并借助加方括号和注释的方法对德语原文加以解释，这种处理文字的方法给译文清晰性带来的明显损失。
我们发现弗洛伊德在1898年8月26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信94）首次提到“失误行为”。在这封信里，他谈道：“我终于抓住了我怀疑已久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一种方式：一个名字有时被避开了，在适当的地方，可用一个完全错误的名字代替那个被避开的名字。一个月以后，9月22日（出处同上，信96），他又向弗利斯举例说明了这种方式，这次他用的是“西格罗瑞里”这个熟悉的名字。在同一年，他把这个例子作为研究失误行为的预备性材料发表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杂志上。后来，他在目前这本著作的第一章里使用了这个例子。第二年，弗洛伊德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关于《掩蔽性记忆》的论文（1899），在本书的第四章，他用很不同的词汇进一步讨论了这一主题。但是，他当时的全部时间，一是用于完成《释梦》（1900），一是用于为另一项研究《论梦》准备材料。直到1900年底，他才认真地为《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这本书花费时间。在这一年10月（弗洛伊德，1950，信139），弗洛伊德征得弗利斯的同意，引用了浮士德（Faust）的话做其著作的题词，实际上浮士德画像也出现在他著作的扉页上。1901年1月30日（信141），他报告说：“写作正停顿着，已完成一半，但很快会继续写下去。”2月15日（信142），他说，再过一些日子，他的著作就完成了。实际上，他于7月和8月，在《柏林期刊》上仅发表了两期他的初步研究成果。
三年以后，1904年，这本书第一次以分卷形式发行，内容几乎与发表在《柏林期刊》上的没有任何改变。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却在不断地加以补充。1901、1904年，该书有十章。1907年首次增加了两章（即现在的第三章、第十一章）。在弗洛伊德图书馆里，我们发现了1904年版本的一张插页的拷贝，弗洛伊德在这上面对补充的例子做了一些初步的注释。这些注释绝大多数被收编在后来的版本中，其余的则在它们令人感兴趣的范围内，在适当的地方做脚注。
弗洛伊德怀着特别的感情去看待“失误行为”（parapraxes），毫无疑问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它们与梦一道能够把他与神经症有关的重要发现扩展到正常心理生活之中。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常常利用“失误行为”作为把非医学人员引进精神分析领域的最好的预备性（入门）材料。这种材料既简单（至少表面上看）又不惹人讨厌，同时又与每个正常人都体验到的状况相关。在弗洛伊德的某些带说明性的文章中，有时，他对“失误行为”甚至比“梦”更偏爱，因为梦涉及更复杂的机制，势必导致较深的领域。于是，当他出版他在1916~1917年间的《精神分析导论》的系列文章时，也发表了3篇专门论述“失误行为”的文章。顺便提一句，在这3篇文章中的许多例子在本书后面都被赋予了新的面貌。并且，他在给《科学》杂志（1913）和马尔库斯的百科全书（1923）投稿时，对“失误行为”的稿件予以同样的优先考虑。尽管“失误行为”是简单的、容易解释的，但弗洛伊德还是论证了究竟它们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他在《释梦》中建立的即心理功能的两个独特模式，他把它们描绘成原发性与继发性心理过程。此外，弗洛伊德还有一个基本信念——他相信“决定论”普遍适用于心理事件，该信念是通过他对“失误行为”的考察而令人信服地得到了证实。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他捍卫着这样的真理：发现心理过程中的每一细小事件的心理决定因素，在理论上应该是可能的。或许“失误行为”的事例更易获得心理决定因素这一事实，就是为什么“失误行为”对弗洛伊德特别有吸引力的原因。的确，这使他在他的晚期作品之一——《偶发行为的奥妙》（1935）的短篇论文中又重新提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