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情况，一种本身并非没有价值的思想，在思想系列的过程中产生，并且作为一种诙谐而表达出来。为了使这种思想变成一种诙谐，就显然有必要从那些可能的表达方式中选择出一种精确的表达方式，以便同时产生一种言语的快乐。我们从自我观察中得知，这种选择不是靠有意识的注意来实现的，但是，如果前意识思维的精神贯注还原为一种潜意识的精神贯注，则当然有助于这种选择，因为正如我们从梦的工作中所知道的那样，从语词出发的连接道路在潜意识中是以和事物之间的联系相同的方式来对待的。潜意识的精神贯注为选择表达方式提供了更为适当的条件。此外，我们可以立即假设，包含着产生言语快乐在内的可能的表达方式，犹如早先情况下的潜意识目的一样，被拖入到前意识思维的不稳定的表达中去了。为了说明较简单的笑话的情况，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始终想获得言语快乐的意图抓住前意识中提供的机会，就能根据熟悉的模式把贯注过程拖入到潜意识中去。
假如我能一方面在我的诙谐观中较清楚地说明这个决定性的观点，另一方面用结论性的证据来强化它，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但实际上我在这里所面临的不是双重的失败，而是完全相同的失败。我无法做出更清楚的说明，因为我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观点。我是在研究（诙谐的）技巧和把诙谐与梦的工作相比较的基础上，而并非任何别的基础上得出这个结论的。而且我因此发现，总体上它与诙谐的特点完全一致，所以这个观点是通过推理而获得的。如果从这种推理出发，不是把一个人引导到某一熟悉的领域，而是相反地，引导到一个与他的思想截然不同的崭新领域，他就往往把这种推理称为一种“假设”，并且正确地拒绝把这种假设和从中做出推理的材料之间的关系看做是它的一个“证据”。如果它还能通过另一渠道达到这种观点，如果能够表明它是一个还有其他联系的结点，那才能把它看做是“得到了证明”。但是，鉴于这个事实，即我们尚未开始获得关于潜意识过程的知识，因此这种证据是不可能有的。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立足于一个从未涉足过的处女地上，我们因而得到了满足，我们以观察为起点迈出了简短的、不确定的一步，走入那个尚未开垦的领域。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可能有很多建树。如果我们把诙谐的各个阶段和适合于它们的各种心理状态联系起来。我们或许能够做出如下行动。从一种愉快心境出发的笑话，似乎具有倾向于减少心理贯注的特点。它已经通过选择言语材料或思想上的联系，以满足产生快乐的要求和理性批评提出的要求，而使用了诙谐的一切具有特色的技巧，并且已经满足了它们的基本条件。我们将得出结论：在愉快的心境推动之下，把思想贯注下降到潜意识水平，已经在笑话中存在了。在和表达一种有价值的思想相联系的单纯性诙谐中，心境的鼓励作用不复适用。这里我们必须假定一种特殊的个人能力倾向（personal aptitude）的出现，它可以轻易地表现为，前意识的精神贯注暂时被拖入到或改变为潜意识贯注。有一个目的始终注视着要更新最初从诙谐中产生的快乐，它对尚未确定的前意识的思想表达方式施加了一种向下拖曳的作用。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在心境愉快时都会说笑话，制造诙谐的能力倾向只在少数人身上才表现为不依赖于他们的心境。最后，当深入到潜意识中的强烈目的存在时，诙谐的工作就受到最强烈的刺激，这些目的代表了产生诙谐的特殊的能力倾向，还可以向我们解释诙谐的这些主观决定因素是怎样在神经症者身上如此经常地表现出来的。在这些强烈目的的影响下，就是那些最不具备这种能力倾向的人也能变得诙谐起来。
然而，严格说来，即便这还是假设性的，以这个最后的贡献来解释第一个人身上诙谐的工作，即我们对诙谐的兴趣至此也已结束。剩下的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对诙谐和更熟知的梦做一个简短的比较。我们可能期望，除了我们已经考虑过的那种一致性之外，这两种不同的心理功能揭示的将只能是差异。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它们的社会行为。梦是一种完全反社会的心理产物；它也没有什么可与任何人交往的东西；它在主体内部作为在他身上进行斗争的各心理力量之间的一个调和物出现，这是主体本人所难以理解的，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对其他人完全不感兴趣。重视它的可理解性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实际上必须避免被人们理解，因为否则的话它就要遭到破坏，它只能以伪装的形式存在。由于这个原因，它可以无所顾忌地利用那个支配潜意识心理过程的机制，达到一种再也无法纠正的歪曲程度。另一方面，诙谐则是所有心理功能中最具有社会性的，目的在于产生快乐。它常常需要有三个人在场，它的完成也需要有某个从一开始就参与其心理过程的人参加。因此，可理解性这个条件在制约着它，它只能通过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来利用潜意识中可能的歪曲，在这点上可以靠第三个人的理解力来纠正。此外，诙谐和梦是在各不相同的心理生活领域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必须划归为心理学体系中相距甚远的方面。梦仍然只是一种愿望，即使只是一种尚未得到承认的愿望；一个诙谐就是发展成熟的游戏。尽管梦有很多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但梦仍保留着它们与主要的生活利益的联系；它们寻求用幻觉的退行迂回来满足需要，之所以允许它们出现，是为了某种在夜晚活动的需要——即睡眠的需要。另一方面，诙谐则只从我们心理结构的不受需要限制的活动中获得少量的快乐。最后，诙谐试图把快乐作为该结构活动期间的一个副产品来掌握，并因而随之达到指向外部世界的并非不重要的功能。梦主要是为了避免不愉快服务的，诙谐则是为获得快乐服务的。但是，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却都汇聚于这两个目的之中。
二、诙谐与滑稽的种类
（一）
我们已经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探讨了滑稽问题。在我们看来，通常被视为滑稽的一个亚种类的诙谐，似乎有许多可直接受到攻击的特性，因此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尽量避免把诙谐与更大范畴的滑稽联系起来，尽管我们未能领会到有可能顺便阐明滑稽的少数线索。我们毫无困难地发现，滑稽在社会上的行为不同于诙谐。它可以使两个人感到满意：第一个是发现什么是滑稽的人，第二个是在他身上发现了滑稽的人，第三个则是当把滑稽的事情告诉他时，会强化滑稽过程但未增加任何新事情的人。在诙谐中这第三个人却是完成产生快乐过程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另一方面，除了在具有攻击倾向的诙谐中之外，第二个人可能并不存在。诙谐的制造，滑稽的发现——而且首先是在人身上，也只是通过随后对事物、情境等的移情而做到的。就诙谐而言，我们知道有待于培养的快乐的根源在于主体本身而不在于外面的人。我们还发现，诙谐有时能重新开放已难以得到的滑稽资源，而且滑稽还常常作为诙谐的一个门面并取代只能用熟悉的技巧才能产生的以前的快乐。所有这一切都未精确地阐明诙谐与滑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另一方面，滑稽问题已证明是如此复杂，哲学家们为解决它们所付出的全部努力又是如此不成功，以致我们根本不敢奢望我们能突然间通过从诙谐方面来研究它们并加以掌握。另外，我们在研究诙谐时带着一个迄今为止尚未有人用过的工具——关于梦的工作的知识，它在帮助我们理解滑稽方面同样毫无用处。因此，我们必须预料到，除了已在诙谐中发现的事情之外，我们将不会发现有关滑稽的本质的更多的东西，因为诙谐只形成了滑稽的一部分，而且只把某些不变化的或只修改过的特征把握住了。
与诙谐最接近的滑稽种类是天真（naive）。与一般的滑稽相同，天真是被“发现的”，而且和诙谐一样不是“被制造的”。的确，天真是绝不可能制造的，而在纯滑稽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有些事情是制造成滑稽的——一种喜剧的引发。天真必须在没有我们的任何参与下在其他人的言语和行动中产生，这些人要站在滑稽或诙谐中的第二个人的立场上。如果一个人完全无视某种抑制，因为这在他身上不存在——如果他因而看起来毫不费力就能克服它，那么天真就会出现。这是使天真发挥其作用的一个条件，我们知道这个人并没有这种抑制，否则我们就不称其为天真，而称其为无耻了。我们不是取笑于他而是对其表示愤慨。由天真产生的作用是不可抗拒的，这似乎并不难理解。我们通常耗费在抑制上的力量由于我们听到天真的话语而突然失去了作用，并且通过笑声而释放出来。在这里没有必要使注意力分散，这可能是因为抑制的消散是直接出现的，而不是通过被引起的操作的中介。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行为犹如诙谐中的第三个人，是和抑制的节省一起存在的，无须他自己付出任何努力。
鉴于我们已经洞察抑制起源于从游戏到诙谐的发展过程，我们将毫不惊讶地发现，天真最经常地出现在儿童身上，然后遗留在未受过教育的成人身上，就他们的理智发展而言，我们可以将他们视为孩子气的。天真的话语当然比天真的活动更适合于和诙谐进行比较，因为诙谐借以表达的通常形式是话语而不是活动。我们深受启发地发现，像这些由儿童说出的话语也可以描述为“天真的诙谐”。诙谐和天真的话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不相似的理由，我们将用几个实例予以更清楚地说明。
一个3岁半的小女孩向他的兄弟发出警告说：“我说，别吃那么多布丁，要不然你就会生病的，就得吃巴比仁（Bubizin）。”“‘巴比仁’？”她的母亲问道，“什么是‘巴比仁’？”这个小孩自我辩解地回答说：“我生病的时候，我就得吃几片麦地仁（Medizin）。”这个小孩认为医生开的处方叫“药”（发音为“麦地仁”“Madizin”），这时是为“麦地”（指小姑娘“Madi”）开的，因而得出结论认为，要是为“巴比”（指小男孩“Bubi”）开药，就得叫做“巴比仁”（“Bubi—zin”）。这种像言语诙谐的笑话是依靠声音类似性的技巧构成的，的确，它可能作为一个真正的笑话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半不情愿地用微笑来接受它。作为天真的话的一个实例，它非常出色地打动了我们并引起一阵笑声。在这里导致诙谐和天真的事物之间出现差异的是什么呢？显然既不是遣词造句也不是技巧，对这两种可能性来说它们是相同的。相反，它是一种乍一看似乎与两者都非常遥远的因素。它只是一个我们是否假设讲话者有意开个玩笑的问题，或者我们是否认为他——那个孩子——确实想以他被不正确地忽略了为由而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只有后一种情况才是一种天真的话。在此我们的注意力第一次指向另一个人，这个人把他自己置身于在说话者身上出现的心理过程中。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另一个例子，就会证实这种观点。弟弟和姐姐——一个10岁的男孩和一个12岁的女孩——正在表演他们自己编的戏，观众是叔叔和婶婶。布景表现为海边的一间小屋。在第一幕中两位编剧兼演员，一个贫穷的渔夫和他忠诚的妻子，在抱怨时世的艰难和他们微薄的收入。丈夫决定乘小船远涉重洋到别处去碰碰运气，在两人温情地告别之后，幕便落下，第二幕发生在几年以后。渔夫成了富翁，带着一大口袋钱回来了，他向在小屋外面等候他回来的妻子诉说，他在外国的土地上所交的好运。他的妻子骄傲地打断他的话：“我也没闲着。”她随即打开小屋的门，在他眼前出现了12个躺在地板上睡觉的大布娃娃……戏演到这儿，演员们的表演被观众一阵暴风雨般的笑声打断了，这是演员们无法理解的。他们困窘地瞪眼望着欢笑的亲戚们，此前他们的行为一直很得当且一直非常注意地听着。笑声可以用这种假设来解释：观众设想小作者们还不知道支配生孩子的条件，所以才会相信，一个妻子在丈夫长期不在身边时也能为所生的孩子而自豪，一个丈夫也能为此而感到高兴。作者们在这种无知基础上制造的东西可以被描述为胡扯或荒唐。
第三个例子将向我们展示另一种技巧，对此我们在关于诙谐与天真的讨论时已经熟悉了。一位“法国妇女”被雇做一个小女孩的保姆，但未征得小女孩个人的同意。新来的人刚离开屋子，这个小女孩就发出大声的批评：“那是个法国女人吗？她可以说她是法国女人，只因为她曾站在一个法国男人的身旁！”这可以算是个笑话——甚至还算是个不错的笑话（双重意义或隐喻，带有双关语），如果这个孩子对双重意义的可能性有最细微的概念。事实上她只是向这个陌生人转达，她不喜欢用一种滑稽的方式把一件东西描述为不真实的，她经常听人们说：“那是真正的金子吗？它可能曾经放在金子旁边。”这个孩子的无知完全改变了在她所理解的听者身上的心理过程，她的话变成了一种天真的话。由于这个条件的缘故（儿童必须是真的无知），有可能导致误导的天真的话。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孩子身上不再存有无知；儿童们常常表现出天真的样子以便享有一种否则便不可能获得的自由。
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中阐明诙谐与滑稽之间的天真所占据的地位。在用词和内容方面（言语中的）天真是和诙谐一致的：它会产生词的误用，一种胡说，或一种淫词秽语。然而，在第一个人身上所产生的心理过程，曾在我们身上引起了这么多有关诙谐的有趣而又困惑的问题，在这里却全然不见了。一个天真的人认为，他正常而简单地使用了他的表达方式和思想序列，他的心中没有保留的想法；他也没有从他制造某种天真的事情中获得任何快乐。除了听者的理解之外，天真的任何特点都不存在——听者是和诙谐中的第三个人相同的人。另外，产生天真的人毫不费力地便做到了。在诙谐中用来使理性批评中产生的禁忌失去作用的复杂技巧在他身上并不存在；他还没有掌握这种禁忌，所以他能直接而毫不妥协地进行胡扯和说粗鄙的话。在这一方面，天真是诙谐的一种边缘情况；如果按照构成诙谐的这种公式，我们把稽查作用的值还原为零，天真便会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