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异是刘秀的爱将，为人谦虚、沉稳而有谋略，他率领西路军，在华阴、湖县一线同赤眉军相持了60多天。而多次被赤眉军打败的邓禹，这时也率部到达湖县，同冯异的部队会合。邓禹妄想取胜，派部将邓弘抢先进攻赤眉军，又被赤眉军打得落花流水。邓禹、冯异亲率主力救援，在回溪（现在河南宜阳西北）又被赤眉军打得大败。邓禹只带着24骑逃回宜阳；冯异抛弃了战马，只带着几个人爬上回溪的山坡，才逃回了营寨，可谓输得狼狈不堪。
之后冯异认真总结了敌人的特点，并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公元27年正月，冯异在崤底（现在河南洛宁西北）一战打败了赤眉军，重创其主力部队。剩下的赤眉军折向东南，不料在宜阳又陷入光武帝刘秀重兵的包围之中。赤眉军经过艰苦的战斗，始终不能突破刘秀大军铁桶似的围困。刘秀不想再让双方多伤人力，早早便催促赤眉军投降，后来樊崇等人在逃跑无望的情况下，便投降了刘秀。至此，天下重要的军事力量都被刘秀降服。
战斗结束后，刘秀下了一道诏书，名叫《劳冯异诏》。其中有这样几句，“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意思就是“开始在回溪遭受挫折，最后在渑池一带获胜。这就是所谓在日出的东方吃了败仗，在日落的西边却得到了胜利啊。”
失败是成功之母，挫折是前进铺垫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常被人用作成语，其意思是“在这里失去了的，如果能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等到时机成熟，也是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回来的。”
2003年，中国羽毛球在苏迪曼杯赛中1∶3不敌韩国队，将连续保持了四届的奖杯拱手让人，可谓是一个极大的挫折。
失败固然令人心酸，但最重要的是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和总结经验。中国队总教练李永波认为，中国队是带着卫冕和锻炼新人的双重目的参加苏杯赛的，中国队员不仅年轻富有上升潜力，而且还表现出很好的精神状态。而良好的精神状态正是一支球队走出逆境的必备条件。他认真研究了提高队员水平的方法，并着重提升他们的大赛经验，针对每个队员加强弱项和特长练习。
之后，中国队在晋江完成了建队以来少有的百日集训。趁此机会，许多队员尤其是年轻队员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改进打法，弥补缺陷。此后，中国队先后参加了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丹麦、德国、中国香港以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除了在德国公开赛上仅有张宁一人夺得女单冠军，中国队在其他公开赛中可谓赢得“盆满钵满”，每次公开赛都有三枚金牌入账，在中国公开赛上更是收获了4块金牌。正是通过苏杯中的失败激励和之后一段时间的系统训练，中国队才得后来以在世锦赛上大放光彩。
所以，在一些困难的事情面前，如果我们能勇往直前，那么困难将不成为困难，所以困难惧勇；在经受了挫折的打击后，如果我们能重新奋起，愈战愈强，那么挫折也不过是我们前进路上的一个阶梯，我们将能因之而登得更高。
观史悟道
失去的东西，没必要为之一直忧伤，要想办法从另外的地方要回来，这样因失而得，收之桑隅，也是很好的事情。人一生中会失去很美好的东西，但也会收获很多美好的东西，这就是生活，生活是美好的，只要我们懂得事在人为。
曾国藩圆融通达成重臣
晚清名臣曾国藩可说是一面“人镜”，他可以识人、识事、尤其可以恰到好处地修行自己，坦然应对不利的局面，化不利为有利。所以他能成为连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敬佩的人。
年轻时的曾国藩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才华让他自负，这样他在做事时就锋芒太露，所以他处处遭人嫉妒，受人暗算，因谤议太多，后来就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了。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成为湘军首领，他是在为其母亲病逝后居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组建湘军的。不能为母亲守三年的丧，在儒家思想看来是算不孝的。但由于当时形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而“移孝作忠”，出山为清王朝效力，组建了湘军，对抗太平天国的军队。
在1857年2月，曾国藩的父亲病逝时，朝廷给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回江西带兵作战。这时候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曾国藩在给咸丰皇帝的上书中是这样说的：“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意思就是想让咸丰给他一个位置，让他得到一些权力，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的意图，他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而曾国藩此时只算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实权万万不可。
咸丰皇帝想到这里，就想打压一下曾国藩，他批示说：“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时，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的时候就暗指他应该在家里为父亲好好守孝，完了再出山，并且还说他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夜里甚至睡不着。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又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反思。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悟到了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遇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渐疏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这是别人对他的评价，这说明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
曾国藩自己也曾经说过：“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这就说明在多年的官场磨砺里，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不再那么锋芒毕露了，而是懂得了变通的重要性。
不过，要想认识到这一点，是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的过程的，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被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他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1859年1月6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泊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结果得到人人拥护，更被朝廷视为国家支柱。
争强好胜惹祸端，示人以弱事易成
对人要谦和，要中庸，不要对人有攻击性，而需要包容，需要宽厚仁慈，我们从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中应该吸取做人的这些道理。
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都不愿意示弱，个个都想好强，谁也不想让别人“小看”，去争那口气，去发生无谓的争吵和打斗，制造了不良的影响和严重后果，然后又后悔。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就是人们不懂得示弱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