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后香港唾手可得
日军占领香港时举行的入城式香港，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世界东方，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奇迹。它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然而，对于中国来说，香港的繁荣与发展的背后，却是中国人百年来的辛酸与耻辱。收复香港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的共同追求。然而在抗战胜利这样一个极为有利的形势下，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什么没有能够成功地将香港回收到中国的怀抱来呢？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日军进攻香港，仅仅过了18天，香港陷落，港督杨幕琦举出白旗投降。从此，香港落入日本手中长达4年之久。
1945年，二战临近尾声。欧洲战场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已经遭到惨败，并已经向盟军缴械投降。亚洲战场上，日本军国主义已是日薄西山，摇摇欲坠。8月，中国战场上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了全面进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已经取得主动，战事已经逼迫日本作最后的顽抗。美军为了减少伤亡，在军队向日本本士逼进的同时，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掷了原子弹。一天后，前苏联对日宣战，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给日本关东军以歼灭性打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在杜鲁门总统的授权下，发布了第一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台湾、越南北纬16°以北地区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香港就位于北纬16°以北地区，而且在战争期间隶属于中国战区的广州作战区，是中国第2方面军所辖作战区的一部分。日本驻香港的防卫部队是隶属于日军南支派遣军第23军，该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他常驻广州。这一切都说明驻港日军应向中国军队投降，中国收回香港是理所应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基本上都被日本占领了，特别是缅甸失守后，英国政府曾经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在缅甸的英国军队。蒋介石也曾打算趁此良机收复香港。1942年，蒋介石曾向英国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在访问印度期间，会见了甘地和尼赫鲁等人，表示支持印度的独立要求，以促使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体系瓦解。蒋介石这一姿态在国内引起了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高潮，在国际上得到了正义人民的同情。
英国出于需要中国出兵保卫其殖民地缅甸和印度的目的，主动提出与中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及签订新约的谈判。谈判之初，蒋介石坚持收回香港，然而，英国人从内心里并不想真的交还香港。他们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让蒋介石能够抗日，以减少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后来在英国的威逼利诱下，蒋介石的立场逐步软化，最终放弃了将收回香港这一内容写入中英新约，仅仅要求英国在口头上承诺在战后同中国商讨九龙问题。
日本投降后，香港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是否应该立刻收复香港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许多人建议蒋介石趁此机会派兵假道广九铁路，捷足直入，占领香港后再与英国交涉，对此建议蒋介石有所采纳，在接到盟军的一号受降令后，他即任命第2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为接收广州、海南、香港等地的受降官。命令张发奎的新一军和13军执行香港的受降事宜。张发奎接此命令后，即将新一军和13军集结于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作好了收复香港的准备。
2.殖民者的丑恶嘴脸
对于麦克阿瑟的一号受降令，英国政府表示拒绝接受，诡辩战区不能覆盖主权，明确表示拒绝中国军队在香港受降。
其实，恢复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并继续占据是英国的既定政策。早在1943年中、英、美开罗会议上，丘吉尔曾就香港问题向蒋介石宣称：“不经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拿走任何东西！”殖民主义者的嘴脸昭然若揭。
1944年初，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名叫香港计划小组的机构，负责策划重占香港及恢复殖民机构的事宜，并确定了战后武力占领香港的方针，准备在战争后期用陆海空军及预备部队协同作战，不惜一切代价攻占香港。为配合军事行动，英国向香港派遣了大批间谍。
日本投降前夕，英国外交大臣贝文通过秘密渠道，通知被日军囚禁在港岛赤柱的前港英政府辅正金逊，让他设法在日军投降后恢复英国在香港的机构，并行使政府管理职权，直到英军抵达香港成立军政府为止。金逊获释后便向日军提出建立以他为首的临时政府，要求日军维持好社会秩序，等待英军前来受降。
1945年7月17日，苏美英三国首脑齐集波茨坦。从左至右：丘吉尔、杜鲁门、斯大林。8月13日，英国二军参谋长向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蒙巴顿下令：由英国太平洋舰队执行重占香港的任务。据此，英国太平洋舰队海军少将夏壳率领一支特遣舰队开赴香港。为配合海军的行动，英国还从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派出了大约一个师的兵力前往香港。
在派出军队登上香港岛的同时，英国在外交上为重占香港作了准备。英国人很清楚，在中英关于香港归属的斗争中，美国的态度是很重要的，美国的天平倾向于哪一方，香港就将归哪一方所有。因此，如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英国想重返香港是很困难的。8月18日，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英国不能接受麦克阿瑟的一号受降令，强烈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重新发布命令，让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
在中国这边，蒋介石虽然已经集结了部队，作好了进入香港的准备，但他却迟迟没有下达进军香港的命令。鉴于英国人的态度，蒋介石真是为难。他知道，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能用武力消灭之。因此，他深知一旦发动内战，不能少了英、美两国的援助，如若此时出兵香港，必然会与英国发生冲突，从而失去英国的支持。于是，蒋介石连续两次声明中国无意于以武力收复香港，希望（收回香港）这件事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他还向美国派出了使节，去寻求美国的支持，幻想通过美国的干涉来实现香港的回归。
这样，中英两国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美国，美国人的态度此时起着关键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是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想通过此举来鼓励中国政府继续对日作战，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时，也趁机瓦解英、法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以便进而将英、法势力挤出远东，并取而代之。因此，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曾敦促英国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使之成为中国控制之下的一个国际自由港，但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
德国投降后，美国同前苏联在欧洲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这场关系美国切身利益的争斗中，美国需要英国的支持。因此，在香港这个问题上，美国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立场发生了改变。美国人知道，如果一再坚持让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那么势必造成英国人对美国人的反感，在欧洲没有英国的支持，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就将受到损失，就会将欧洲的利益拱手让给前苏联。所以杜鲁门支持英国重返香港。他通知麦克阿瑟：“为了更顺利地接受香港地区日本军人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内划出来。”
其实，当时中国国内的许多人都赞成向香港派兵。但蒋介石有自己的打算。他曾经对坚持派兵的宋子文说：“子文兄，这样做不好，因为有美国出面，比我们先起兵要好些。国际上的许多事情，我们都是在依靠美国嘛！罗斯福不在了，我们也不能连杜鲁门的一点面子也不给，就先在香港动起兵来。再说，英国方面是什么样，我们也应该向艾德礼进行外交试探以后才能知道。在这种时候，当然还是不先派兵的好。”
然而，蒋介石没有想到，美国总统杜鲁门并不像罗斯福那样对他极力关照。杜鲁门的天平倾向了英国。
3.仰人鼻息终使国土沦落
既然美国不希望中国收回香港，正乞求美国人帮他打内战的蒋介石只好从命。但在放弃香港之际，蒋介石还想给自己争点面子。8月20日，他在致杜鲁门电报中改变了要求收回香港的初衷，仅要求“在未来的受降仪式上，驻港日军应向中国方面的军事代表投降，美国和英国均可派代表参加这一受降仪式。在受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授权下，派遣军事力量在香港登陆。”
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美国人连这一点面子也不给。杜鲁门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表示，“美国不反对一个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看到电文后连骂“娘稀匹”，然而，他不能得罪美国人，只好忍气吞声。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愿意授权给个英国军官，让他去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问时派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赴港参加受降仪式。”
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的一再妥协，使得英国人得寸进尺，英国政府认为，作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蒋介石，无权委派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英国政府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欢迎一名中国代表和一名美国军官一起出席受降仪。而且只能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个人代表的身份参加受降，如果有什么文件需要签署的话，他们只能作为见证人而签字，除此之外，别无所为。”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举行第一次开罗会议。前排左起：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温驯的羊急了也会咬人。英国人步步紧逼的嚣张气焰，使得蒋介石感到脸上无光。中国不是他一个人的中国，这样屈辱的事，令他在手下将领们的面前怎么样交待？他愤怒了，他告知杜鲁门，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他都将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夏壳作为他的受降代表，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同时，他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他表示，一方向要尽力避免与英国在香港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也打算以武力来抵制英国人在中国战区之内所采取的行动。
中国方面的态度是英国人所始料不及的，国民党在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屯兵两个军的现实也使英国人感到不安。为了能重返香港，他们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同意夏壳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蒋介石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1945年8月20日，从菲律宾苏比克湾开来的英国海军特遣舰队大摇大摆地在香港登陆。9月1日，夏壳以香港英军司令的身份成立军政府。同日，蒋介石派遣的军事代表团也抵港，与夏壳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同意英军占领香港。1946年5月1日，香港沦陷后被日军囚禁3年零8个月的前港督杨幕琦返港重任总督，恢复了英国对香港的统治。
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在外事面前挺起腰来，蒋介石为了美英的援助，一味卑躬屈膝，致使一次大好的回收国土的良机消失，这不得不令人扼腕长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