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同的是，我从来没有因为鼻炎而求治过，现在鼻炎基本好了，只留下了一点儿后遗症——吃重庆火锅之类的辣菜时会流很多鼻涕，而姐姐从十几岁就开始到处求治，用了种种办法，最后采取激光手术的办法暂时消灭了鼻炎。
可是，她为什么要消灭鼻炎呢？通过一次谈话我才明白，她之所以一心一意要消灭鼻炎，是因为她认为，在别人面前老流鼻涕擤鼻涕的样子不好看，这样子别人会不喜欢自己。
那么，消灭了鼻炎，不再流鼻涕擤鼻涕了，别人就会接受自己了吗？这显然不可能，这其实是两回事。
放下这一点不说，在我看来，鼻炎带给姐姐的痛苦，远不如她想消灭鼻炎而产生的痛苦大。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她如此执着地要消灭鼻炎，反而让大家视为怪人，对她更加难以接受。
所谓的“脸红恐怖症”也有同样的逻辑。这通常见于年轻的女孩，因为一次在男性或公众面前脸红，她觉得不能接受，于是，叮嘱自己“下次再遇到这种场合一定不能脸红”。
其实这句话本身就藏着一个误区——她以为，脸红这件事是自己的思维可以控制的，但其实脸红是植物性神经系统的事，是我们普通人很难控制的。相反，“下次再遇到这种场合一定不能脸红”其实是一个暗示，她的潜意识，或者说植物性神经系统很难接收到“不能”的信号，相反倒接收到了“脸红”的信号，于是再到了类似场合，她反而会更容易脸红。
第二次脸红会让她更紧张，而且她会发现，渐渐地，她不仅在这个特定的场合会脸红，在类似场合也会脸红了。例如，本来她只在这个男人面前脸红，但渐渐地，她在其他男人面前也会脸红。发现这一点后，她会再次努力对自己说，一定不要在男人面前脸红。
这种努力，就意味着第二层洋葱皮产生了。如果她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结果就是第三层、第四层乃至更多层洋葱皮生出，最后，她在所有人面前都可能会脸红。
本来是在一个男人面前脸红这么一件小事产生，最终却发展出了这么巨大的痛苦，这是无数心理疾患之所以会产生和发展的共同逻辑。
怎么破掉这个逻辑呢？
比较安全的做法是我前面提到的，即找一个不错的心理医生，在他面前先感觉到安全，然后愿意脱掉最外层的洋葱皮，然后感觉到更安全，而后脱掉更里一层的洋葱皮……
这个过程意味着，看心理医生绝不等于快乐。很多人会不自觉地认为，看心理医生就是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如果在心理医生那里反而更痛苦，那一定是不对的。
恰恰相反，看心理医生，随着安全感和信任感的增加，患者一些更深层的痛苦反而会映现出来，于是会体会到平时生活中都体会不到的痛苦。
2001年，一个女大学生Lisa，与男友发生性关系而怀孕。怀孕约40天时，她才发现，接着去医院做了人流。
做完人流后，她被流产的阴影笼罩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她大学毕业，顺利地找了一份好工作，她钟爱的男友也成了她的丈夫，两人很恩爱，而公公婆婆对她也很好，总之一切顺利，但流产导致的悲伤不仅挥之不去，而且好像越来越浓。
2008年的国庆节，她和几个朋友去广州一座寺庙烧香，就在寺庙外，她摔了一跤，而这一跤导致她再次流产。并且，流产时，这次怀孕也是约40天。
这次流产的地点让Lisa感到恐怖，她觉得这是第一个胎儿在报复她。
在第一次来我这里做咨询时，我让她留意平时做的梦，并在第二次做咨询时帮她解梦。
Lisa在经过一次有点神奇的解梦后有了非常好的体验，当天晚上，她彻夜失眠，但那是一次充满喜悦和能量的失眠，一直到第二天工作时，她整天都很快乐很有效率。
这么美好的体验让她以为，流产带给她的痛苦应该彻底消失了。但又过了几天后，突然间，似乎前所未有的痛苦袭击了她，那一瞬间她绝望地认为，那么美好的体验都不能帮助她，看来她是没有痊愈的可能了。
在接下来的一次咨询中，我讲了我的故事，还有我知道的更神奇的与痛苦共处的故事，并劝她试着这样做，同时也询问她，假如痛苦得不能承受时，她可以找一些什么方法暂时帮助自己。
她想了几个方法，这些方法简单可行，但后来她一个方法都没用，她真的第一次彻底沉入到后来不断袭来的痛苦中，她也体会到我曾经的体验，任何一次袭来的痛苦，不管多么难过，只要你沉入其中体会它觉察它，那么最多半个小时就会融解并转化，有时会以喜悦结束，有时会以平静结束。这样过了约一个星期后，她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她知道流产带给她的痛苦再也不会以以前的那种方式出现了，她与这份痛苦和解了。
┣ 对痛苦越敏锐，就越能承受痛苦
如果你决定也这样做，可能会有一个疑虑：怎么沉入并体会痛苦呢？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的办法是没有办法，顺其自然，有时候就是硬挨。后来我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了，那就是，当痛苦来临时，我越保持不动就越好，保持不动的同时，我会注意自己内心的种种变化。但我绝不引导这种变化，我只是看着这种变化而已。
有时候，我会暂时失去觉察力，即看不清楚这种变化了，甚至会觉得没有心力去看，那么也可以不看，这时只是允许这种变化进行就可以。这就是说，不逃避就可以了。
当然，有时候我会难过得不得了，这时我也会找朋友聊一会儿，寻求一下支持，而我找的朋友，基本上都不会提什么建议，他们主要是倾听。
现在，我多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办法，这是学来的办法。当一种痛苦的感受再次产生时，我就会坐下来，或躺下来，感受我的身体，将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从这个部位开始感受，然后一点点地转移注意力，感受整个身体。如果某个部位的感受很强烈，尤其是难受的感觉很强烈，那么我会把注意力放在那里一段时间。
一般而言，将注意力放在这些难受的部位多停留一会儿，转化就会发生，这些部位会开始发热。但这是我自己的体验，每个人的体验会有不同。
不仅如此，同时我也会观看我的脑海中出现的画面和想法。
很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是感受、画面还是想法，我尽可能不作任何努力、任何引导，而是把自己交出去，让这些感受、画面和想法自然发展变化。
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譬如有一次，当我这样做时，我感觉大腿一个地方似乎被什么东西叮了一下。平时，我肯定会拍一下这个部位。但这次我保持不动，接着发现脑海里出现了一系列画面：一只色彩斑斓的马蜂在我腿上叮了一下，它将一窝卵注入到我腿内，这窝卵迅速长大，变成一窝马蜂……
这一系列画面立即让我明白，思维是这么可怕，仅仅是疼痛一下而已，但我的思维立即发展出了一堆故事，并暗示我，很恐怖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如果你不拍一下大腿，不对抗一下，你的大腿上就会长出一窝马蜂。
多做这样的练习，你的觉察力会越来越敏锐，你会发现你的思维是何等疯狂，而思维又是如何利用你的恐惧控制了你，令你对哪怕一丁点儿的痛苦都无比惧怕。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我们都是疯子，思维令我们发疯。
以前，我自动发展出的办法中，注意力的焦点主要是想法、情绪和一些莫名的感受，而现在学来的这个办法中，注意力的焦点是肉身的感觉。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转变，以前，我总是不自觉地认为，在身、心、灵这三者中，心理和灵性是很重要的，而肉身没有那么重要。但现在我越来越重视肉身，也越来越发现身体真是非常直接、非常真诚的一条路，它不像心理和灵性那么难以捕捉，而且心理和灵性层面很容易出现自欺，但身体很少自欺。
同样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发现，随着对身体的觉察能力越来越强，我对身体疼痛的承受能力也越来越强，就好像是因为多了一个内在的观察者在看自己的身体，好像我和身体的痛苦多了一些距离似的。这种感觉有点怪，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些疼痛是越来越敏感的。
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因为多了这样一个内在的观察者，我不再将自我等同于埃克哈特·托利所说的痛苦之身。我可以更敏锐地体会身体的疼痛，但我同时明白，疼痛并不是我，所以反而会有更强的承受力。
试试看，你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越快乐，越悲伤？
越悲伤的时候，我们常表现得越快乐。
很多人将这个办法当作了战胜悲伤的法宝。
然而，这样做的终极结果势必会是：越快乐，越悲伤。
当你非要压制自己的悲伤，并相反表现出极大的快乐时，你最终收获的，会是更大的悲伤。
这，可能是香港艺人“肥姐”沈殿霞人生悲剧的核心点。
肥姐被视为香港第一“开心果”，数十年通过荧屏给无数香港人带来快乐。但是，她自己快乐吗？
本来，我对肥姐的故事并不了解，但前两天晚上，和一个朋友聊天，她说起了肥姐。她说，肥姐最大的人生创伤自然是爱情。40岁左右的时候，肥姐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了一个女儿，但女儿不到8个月时，她的“最爱”坚决和她离了婚。此后，肥姐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和糖尿病，头发都快掉光了。这时，她去加拿大看望亲人，被粉丝认出。粉丝说，好些时候没看到你的节目了，快些拍片，你可是“香港开心果”，我们都等着你带给我们快乐啊。
肥姐说，这句话救了她，她随即克服困难重返荧屏。
与最爱的人分手，自己的价值感跌到冰点，抑郁症由此而生，但粉丝告诉她，你当然是有价值的，你的“香港开心果”形象带给我们多少快乐啊。于是，肥姐继续她的开心果形象，因为这是她的核心价值感的源泉。
我们都在寻求价值感，如果童年时，某一种方式令我们找到了价值感，此后我们便会执着在这个方式上。并且，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般只找到了一套寻求价值感的方式，越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越执着于这一套方式，认为这是唯一的，但其实在最困难的时候，改变或调整这一方式会更好。
譬如，肥姐的开心果形象在荧屏上给公众带来了巨大快乐，并为自己赢得了名声和利益。但在私人生活中，她的这一形象似乎只是对别人有利。一段似是肥姐自述的文字中写道，朋友们很喜欢和肥姐聊天，把苦恼倾诉给她，也很喜欢带着恋人和她在一起，男人这样做，女人也这样做。
┣ 被需要但不被重视
但为什么要做别人的垃圾桶呢？
真爱极其珍贵，我们应该给值得的人。很多倾诉，多是自恋式的絮絮叨叨，这时的倾听并没价值。并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做别人的垃圾桶的人，一般都不会被别人所重视。大家都需要你，但没有人会重视你爱你。
肥姐之所以和郑少秋相恋，是因为郑少秋的前女友让肥姐给郑少秋转一封信。肥姐以为是情书，就转了，没想到这是一封分手信。拿到这封分手信的郑少秋情绪极其低落，而肥姐想办法安慰他，两人由此建立了恋爱关系。
让肥姐转分手信的做法，是不地道的。送分手信想必有些难过，做起来有些困难，但能解决的办法很多，不必假肥姐之手，而且假手前也没有告诉肥姐实情。不过，看肥姐的自述文字，她好像对这种做法没有一点儿不舒服，她似乎习惯了做一个被别人需要但不被别人重视的好人。但这样的好人，到了爱情中，很容易被忽视。
我们常以为，要一个人对自己好，就该先对他好。但是，更好的办法是，你想让一个人对你好，就请他帮你一个忙。这个办法之所以更好，是因为我们都很自恋。多数时候，我们看似爱的是别人，其实爱的是自己在这个人身上的付出。
如果在一个关系中，你付出了，那么你会很在乎这个关系，但对方没怎么付出，于是对方就不会在乎这个关系，而且不管你多么优秀，对他有多好，他都会不在乎。想让他在乎，就必须让他付出。
这是一切关系中的秘密，在亲密关系中尤其如此。
面对大众，肥姐做一个开心果，她给了大众快乐，而自己也收获了很多。
但是，当面对亲人时，如果她继续做开心果，她就只有付出，而难以有收获。所以说，当感情受挫时，肥姐或许更需要重新认识自己，改变自己获得价值感的方式，而不是执着于以前的方式。
能主动及时调整自己获得价值感的方式的人，是凤毛麟角，而在遭遇困难时更加执着于固有的方式的人，是绝大多数。
肥姐也是后者。所以，当遭遇人生最大的创伤后，她给人的印象是她比以前更快乐，但我这个朋友说，这种快乐一定是假的，她相信肥姐是把快乐给了别人，而把悲伤留给了自己，她以前就是这样的。读书时，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女孩，常收到男孩的求爱信，多数求爱信会写道：“我喜欢你灿烂的笑容。”
┣ 身体疾病是为了减轻心理痛苦？
不过，如果有这句话，这个男孩就会彻底失去机会。她会觉得这个人根本不了解我，不知道我内心有多苦。并且，她也害怕面对他，觉得这个男孩不会接受她真实的一面。
肥姐也是如此吧。当在加拿大遇到的粉丝说你是香港的“开心果”时，她会不会也有相同的感受？
我们执着于某一点，势必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点是“好我”，而相反的方向是“坏我”。我们都渴望与别人亲近，但我们认为，别人只能接受我们的“好我”，而不能接受我们的“坏我”。
我这位朋友，以前和肥姐有同一个逻辑：快乐时的自己是“好我”，悲伤时的自己是“坏我”。所以，把快乐表现给别人，把悲伤留给了自己。
她们这样做时，还常常得到别人的鼓励。譬如，当男孩写求爱信说，我喜欢你快乐的样子，这时她就会认为自己这一套逻辑果真是正确的。肥姐作为香港第一“开心果”，得到这样的鼓励只怕就不知道多多少了。
但另外一面的自己才是更真实的。我这位朋友，当她一个人时，她就会变得郁郁寡欢，而且她对忧伤气质的人和忧伤色彩的小说与电影更感兴趣。当和这些忧伤的东西相处时，其实就是她在和自己忧伤的那部分自我相处，这时她面对这些忧伤的东西就宛如在面对自己。
如果一些感受在自己身上产生了，就必须接纳它们、认识它们，这才是自我和谐之道。
但太多时候，我们有一种妄想：有些感受不舒服，我不去面对，它就不存在了。这自然是不可能的。有了悲伤的人，是不可能通过哈哈大笑把悲伤给彻底消灭的，他只能去拥抱他的悲伤。
如果悲伤真被消灭了，一个遭遇大悲剧的人，表现得彻底没有悲伤，甚至反而还很快乐，这一定意味着更大的悲剧的产生。
因为某些感受一旦产生，我们不接受它、压制它，不让它通过心理的途径来表达，那么，它就会通过身体的途径来表达。
以前，我写过，癌细胞或许就是被我们彻底压制的某些感受的表达途径。前不久，我读了一本杂志，上面介绍国外一本杂志上的文章，说其作者认为，很多生理疾病起了减缓心理痛苦的保护作用。
我赞同这个观点。然而，如果用癌症的方式来减缓心理痛苦，这就太不值得了。
超越挫折：变逆境为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