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组的成员有向传纬、水宗骥、雷邦玺等人。他们在黄家花园开设了一家水电行，经营代客安装和修理水暖电器设备。抗团以水电行作掩护，必要时也担起铺保的作用。因为当时在处理纠纷和人员保释的时候，时常需要一家店铺作为保证。此外，水电行里的设备也是为了技术组制造武器而备用。起初他们制造炸弹都是用三硫化砷和氯酸钾混合物当作炸药。这种炸药很不安全，稍加磨擦就会爆炸，后来改用苦味酸和氯酸钾为原料制炸药，就比较安全了。早先制的燃烧弹虽能产生很高的温度，但也有体积大、不便携带的缺点。为此他们又设计制造了一种可抛掷的小型燃烧弹。体积只像一包香烟，一经抛出就会自行燃烧，投掷者亦可从容离开现场。这种燃烧弹以后用了许多次，效果都很好。另外。他们还试制出催泪弹和烟幕弹，不过没有派上用场；也曾试制过无线电控制的炸弹，但是没有搞成。
经过几次行动，大家的胆子逐渐增大了，决定直接对日本人下手。那时从天津西站到北站有为日本军人设的公共汽车，虽然中国人也可以乘，但人们为了避免麻烦宁愿不坐，为准备行动他们特制了4枚炸弹，两枚是定时控制，两枚开盖就炸。一天黄昏，袁汉俊、周庆漱和另外一位组员去执行这个任务。袁汉俊等人各自带一枚定时炸弹上了两辆反向而行的日本人开、日本人乘坐的公共汽车，只乘一站就下车。另外二人如法炮制，四枚炸弹就这样被带上了汽车，结果一辆公共汽车行驶到东南城角时发生爆炸，车身的铁皮被炸裂，一下子从车上抬下了六七个被炸伤的日本兵；另一枚炸弹在西站的终点爆炸，但车上已没有人，只把汽车炸毁了；另外两枚炸弹不知怎地未炸。
“七七”事变周年就要到了，抗团给所有的电影院、戏院都发了信，要他们在这天停止演出以为纪念，同时又发动很多人去贴标语、撒传单。贴标语组有一二十人，一个涂浆糊一人贴，都在夜里进行，撒传单也是一个撒一人监护。记得一次在春合大戏院门口，趁散场一个组员骑着自行车往人群里撒传单，偏偏有个法租界巡捕碰上，可他却把头一扭假装没看见，可想而知他对抗团的所作所为也是同情的。在纪念日那天影院果然都停演了，但他们不敢说是为了纪念抗战，而是在门口挂出牌子“修理机器，停演一天”或“修理内部”。惟有平安电影院依旧放映，抗团又做了一枚不伤人的炸弹想教训一下他们，后来被曾澈禁止才算作罢。
放暑假后，抗团进行的较大的行动是“三天放了三把大火”。第一个放火目标他们选定的是日军存贮粮食和稻草的堆栈，地址是在河北大经路附近金刚桥旁的旧天津市政府。这里的房子在战争中全都被烧毁，日军清除瓦砾以后，当作露天堆栈。门口有日军站岗，一般人是进不去的，里面的稻草有两层楼那样高，离墙只有十几米。一天下午五六点钟，孙若愚、吕迪纲等人各带了4枚可抛掷的燃烧弹到了这里。他们分外从北墙外、南墙外，同时把燃烧弹丢进去。等他们骑车走到金刚桥上时，里面已经火光冲天。
第二个目标是法国桥（今解放桥）旁的一个露天棉花栈，它的占地面积有一个足球场那样大，堆满了棉花，而且棉花都是经过压挤成长方体。棉花堆有四五米高，堆与堆之间有个通道，供装卸时行车。也是在傍晚，孙若愚、叶纲骞等人从围墙外又丢进去12枚燃烧弹。等他们离开不远，燃烧弹就开始发火，火焰很快就蔓延到整个棉花栈，只见里面的人忙成一团，十几个消防水龙向棉花上浇水。第二天他们去打听，只见整个棉花栈已被烧得精光。
第三个目标是工商学院（今外国语学院）后面的露天棉花栈，它比上一个要大好几倍。他根据上次的经验知道，若要效果更好，只有破坏其消防设备，他们决定分两批进行。那消防站的设备很简陋，一个直径约1米的大轮子上面并列绕着十几盘帆布带。袁汉俊与另一人带上一瓶王水（浓硫酸和硝酸的混合液），在吃晚饭时到了消防站。那里只有一个人在值班，袁汉俊假装问路，另一人利用他们谈话的机会把王水撒到帆布带上，然后匆匆离开。入夜，刘友深、范建等五六个人乘黑向棉花栈里丢了20多枚燃烧弹，火势顿起，他们隔着两条街还可以看见屋顶后面的火光。这些棉花的主人是谁，他们不知道，只觉得它对敌人有用。
秋季开学了，有些中小学课本更换了新版本，加了大量敌伪毒化青少年思想的内容。抗团组织对此非常气愤，决定予以严惩。他们看到这是鸿图书局印刷的，又调查到在东马路有这书局的门市部，就决定烧掉它。华道本、赵尔仁等人带上一枚较大的定时燃烧弹进入门市部，那天里面除了三四名营业员以外，恰好一位顾客也没有，华道本故意踩了赵尔仁一脚，两人便假装争吵起来。乘营业员的目光被吸引过去之机，一名组员迅速把燃烧弹放在书架上的书籍后面，然后他们三人又大模大样地走了。半小时以后燃烧弹起火，消防车赶来救火，那些书不是被烧就是被水冲毁了。事情并未就此完结，大家觉得当时身为伪教育局长的陶尚铭应对修改教科书负主要责任，决定将其杀掉。孙若愚从沈元寿处探听到陶尚铭住在马场道西湖饭店，并经常在下午两点多钟离开饭店乘汽车外出，于是便约孙湘德一起行动，另有两名组员担任掩护，必要时也参加战斗。10月的一天下午，他们潜伏在饭店附近，发现陶尚铭上了汽车，就马上赶过去隔着汽车向里开了八九枪，然后骑上自行车离开现场。后来才知道陶尚铭只中了一枪，打瞎了一只眼睛，但受到不小的惊吓。
受到那次行动的鼓舞，抗团又盘算着对大汉奸王竹林开刀。王竹林是天津商会的会长，从天津沦陷后就很活跃，报纸上时常看到他的名字。他多次公开吹捧“皇军”的“丰功伟绩”，还说什么只有依靠“皇军”来救中国。
为了除掉这个汉奸，抗团做了充分的准备。1938年12月27日晚上，孙若愚突然发现王竹林的汽车就停放他家附近的丰泽园饭店门口，抗团于是决定立即行动，他们带上枪赶去丰泽园饭店。丰泽园门前的马路两旁停满了汽车，至少有三四十辆。王竹林的汽车停靠在最远处，估计他来得最晚，是个主客。抗团成员把自行车停在一个胡同里，在胡同另一端有出口，是他们很好的退路。抗团组织商量这次由孙湘德和赵尔仁直接行动，孙若愚担任掩护。
他们在胡同口等了一个多小时，大约在晚9时左右才看见王竹林的汽车发动，并向饭店门口开去，他们立即赶过去，恰好饭店门口聚了很多人送王竹林上车，王竹林已经走到车门口。待距王竹林约5米远，赵尔仁立即向他打了一枪，跟着孙湘德又连开两枪。但见王竹林转过身来，张着嘴惊叫一声“啊”，赵尔仁又连着开了4枪。王竹林身旁站着的一个送客忽然瘫软在地上，赵尔仁也来不及顾他，就急速撤退，这时孙若愚也在胡同口向天开枪助威。
第二天，报纸上报道说王竹林头部中了一弹，胸部中了两弹，在送往医院途中身亡。还说他的两个保镖当枪声响起，竟向饭店里面跑去，那个瘫在地上的人，是被吓晕了。
以上多次行动都是抗团自己谋划的，虽为抗团成员但极少参加组织行动、而又与国民党当局有关系的曾澈很少知晓，或事后才知道。可突然有一天，曾澈转来一纸重庆电文，上面开列了20多名住在天津汉奸的名单，申明要对其施行制裁，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抗团觉得惩治汉奸责无旁贷，予以应允，可万没料想到事情最后竟导致了抗日杀奸团的解体。
为了便于行动，大家对程锡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程锡庚住在英租界一所很讲究的花园洋房里，门口有租界巡捕保卫，其汽车号码是1657。赵尔仁曾对程锡庚的办公地点作了调查，认为那里环境开阔，行人少，不宜隐蔽自己。就在他们难于下手之际，说来也巧，那名巡捕突被调走，新换的巡捕正好是抗团的成员。孙若愚就想利用在他值班的时候，假装把他打晕，冲进程家行动。但是这巡捕说程锡庚爱看电影，不如到电影院执行。
1938年4月9日，赵尔仁约袁汉俊、孙惠书、冯健美（孙、冯是女性）在晚饭前一起到几家大电影院门口转一下，看有没有1657号汽车，结果竟意外地在大光明电影院外面看见了它。机不可失，他们决定立即行动。赵尔仁回去取了4支手枪和两个炸炮（这种炸炮摔在地上只响不伤人），袁汉俊又去把刘友深叫来协助行动。等他们重新聚在一起已是下午6点多，电影开演多时了。大家约好在休息时再分头去找程，于是购票入内。中间休息时，他们发现在楼上中间第四五排处有一个人像程锡庚，但因灯光昏暗，他们不敢确定。赵尔仁灵机一动，跑到放映室请放映员打出幻灯，上写“程经理外找”几个字。等赵尔仁回来时，刘友深说幻灯片打出后，那人刚想站起来，却被他身边的女人按下去了，由此可断定他必是程锡庚。电影再开映时，赵尔仁要刘友深在楼梯出口处等候，他自己走到程锡庚身后一排座位上找个空位子坐下，位置离程有1米多远。赵尔仁看了一会儿电影，然后突然抽出手枪对准程锡庚的头部连发4弹。一时四座秩序大乱，赵尔仁也混入人群向门口拥去。刘友深看见赵尔仁，马上挽起他的胳膊往楼下跑。猛然有一人从身后抱住了赵尔仁，他连身也未转就用枪对着那人腹部开了两枪，那人应声倒下。这时又有一人上前抱住赵尔仁，可是赵尔仁突然发现手枪内已无子弹，他即与那人扭打着滚下楼梯。那人半个身子压着赵尔仁，赵尔仁用左手揪住他的头发，他乘势把赵尔仁的食指狠狠地咬了一口。袁汉俊等三人正等在楼下，见此情景，袁即用枪顶着那人的身体开了一枪，那人身体一软，松开了赵尔仁。袁汉俊他们急忙向影院门口急速走去。
第二天早晨，程锡庚家门口挂出一把两三尺长的白纸条以示报丧。据《庸报》在第一版刊登的消息抗团才知道，程锡庚当场身亡，那第一个抱住赵尔仁的人是个白俄，被赵尔仁用枪将肠子打穿了八个洞，已送往医院抢救；第二个抱住赵尔仁的是瑞士人，他本已购妥船票准备回国，被袁汉俊一枪击中要害而丧命。
第二天抗团成员照常上课，同学们都在议论这件事，语文老师更是绘声绘色地讲给大家听，抗团成员和同学们一起沉浸在胜利的愉悦之中。
1939年6月中旬，重庆方面忽然来电，要参加刺杀程锡庚的人都到重庆去，因为学业即将结束，等他们参加完考试，拖到7月上旬才成行，计有袁汉俊、刘友深、冯健美和赵尔仁等人。他们乘船先到香港，而后重庆方面的王新衡和张冠夫为他们买了飞机票飞往重庆。
到了重庆，他们被送到海关巷一号，住在马鞍山招待所，等候接见。令他们大出意外的是接见人竟是戴笠。他对他们百般招待，8月上旬又领着他们去见蒋介石。虽然在谈话中，蒋介石只是对他们的学业和家庭情况等问了几句，没有一会儿工夫就出来了，可大家面对此种“殊遇”仍是满腹疑团。时间久了才知晓，戴笠的打算是叫袁汉俊和赵尔仁到香港去自首。原来在天津有四名军统人员被英工部局逮捕，日本宪兵队硬说他们是“刺程犯”，一定要把他们引渡过去。戴笠说如果抗团成员自首，日方的借口就失去依据，这四个人就可以得救。他还说，自首后抗团成员可能被香港当局关押，也可能被送到英国，无论去哪里，他都将设法营救，同时为了避免抗团成员的家庭遭迫害，准备把他们的父亲接来重庆。经戴笠一番巧言劝说，抗团成员到了香港。一切手续军统都给办妥了，他们代请了律师，代向世界各大通讯社发送了新闻稿，他们只是写了一份事情的详细经过，连律师的面都没有见过。包括重庆、天津等地的报纸都登载了这条新闻，袁汉俊、赵尔仁两人的名字就这样传了出去。军统派刘戈青和他们联系，要他们住在旅馆，不得出门一步。由于当时欧洲已经发生战事，英国张伯伦首相的妥协外交政策仍在继续，英国对本土的灾难还自顾不暇，在远东只得步步向日本屈服。两人的自首没有被受理，军统要营救的四名“刺程犯”也依旧被引渡给日方。袁汉俊、赵尔仁在香港等了三个月，仍毫无结果，就回到了重庆。
几个骨干离开天津以后，抗团发生了变动，组织被原军统人员裴级三出卖，曾澈、李如鹏等数人都先后被捕，被押送到北平炮局子（监狱），曾澈和李如鹏在1940年被杀害。由于抗团的骨干被捕、被杀，团员们一时失去了主意，纷纷自动脱离，此时的抗日杀奸团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抗日杀奸团虽然瓦解了，但他们的行动却给了当时天津日伪份子以沉重打击，他们的名字也将永垂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