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月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弱视影响了学习，两门功课不及格。老师经常批评挖苦她。同学们也歧视她，喊她“傻子”。放学路上，还抢走她的书包，往她身上扔土块。这种过程持续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地，马月在心理上形成了自己是“傻子”的自我暗示。她的精神越来越不好。老师也认为她是无法调教的孩子，向她父母“告状”。父母不分青红皂白，把马月打了一顿。
马月更加厌恶学校，她不愿意上学了。她装肚子疼，不能总装下去，好了又去上学。她又装双手颤抖，不能拿笔，上医院挨了一顿针灸，不得不将颤抖“痊愈”。11岁那年，她又装精神病。一天早晨醒来，突然“疯”了，披头散发，两眼发呆，胡言乱语，大喊大叫。她被父母送进了精神病院。她哪里受得了精神病院的“折磨”，很快又“痊愈”了。
马月费尽心机，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就是无法达到不上学的目的。她在自我暗示的心理作用下，自认为是“傻子”，上学也是白上，索性挨一日算一日吧。
父母并没有放弃努力。他们听说北京的李老师对“双差生”教育有一套，就设法找到李老师，百般恳求。李老师很同情他们的遭遇。她说：“什么是双差生，这种划分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老师教给学生的东西应该永远是希望，永远要让学生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
1995年8月的一天，马月来到李老师家。马月的小眼睛，充满敌意。她说：“你不要救我，你救不了我，开学前我就会死掉！”
李老师并没有责备她，而是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她，充满柔情地说：“你是我的孩子，你要去天堂，我陪着你；你要下地狱，我也下地狱。不过我知道，其实你并不想死，因为你心里一直有个叫做‘希望’的东西在起作用。”
马月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从打上学开始，没有一个老师能说出这样打动人心的话语，自己听到的除了责备就是奚落。
几天后，马月又来到李老师家。几个学生正在李老师家包饺子，见了她，都热情地围上来和她打招呼。这又是多年没有的事，马月的眼泪又出来了。她是多么渴望交流和友谊呀。马月感到李老师是比自己妈妈还好的亲人。
马月又一次来到李老师家。李老师拿出一份高考试卷：“马月，来，我们一起做！”像做游戏一样，很轻松地做完了。李老师高兴地说：“怎么样，没想到你能得300多分吧，你真行啊，再努努力，一定能考上北大。”马月又一次震惊了，从来没有人说过“马月，你真行”啊。现在，天下最好的李老师说我真行，我肯定就会真行。
从这一天起，马月的自我暗示换上了“我真行”。以后的日子里，李老师从多方面启示她认识到自己确实真行，自信心一天比一天增强，“我真行”的自我暗示不断得到巩固和增强。1999年，马月被北京一家重点大学录取，而且成为学校各项活动的活跃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