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夏衍曾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等地，组织编辑《救亡日报》，1942年到1945年，他又到重庆《新华日报》任职。并积极投入创作，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咱们要反攻》（1937）、《一年间》（1938）、《娼妇》（1939）、《心防》（1940）、《愁城记》（1940）、《水乡吟》（1942）、《法西斯细菌》（1942）、《离离草》（1944）、《芳草天涯》（1945）等。《法西斯细菌》是夏衍的又一代表作，全剧以一向标榜不问政治、悉心从事科学研究的医学博士俞实夫为中心人物，描写他在抗日过程中逐步觉醒的故事。俞实夫正直宽厚，富有献身精神，并且崇奉“科学救国”，但严酷的事实终于使他认识到“法西斯细菌”不消灭，拯救中国是不可能的。他由东京到上海到香港到桂林的四次迁徙，怎么也摆脱不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困扰：研究室被捣毁，显微镜被抢走，妻子被侮辱，加之日军炮火的袭击，断水断电的威胁，使他一日也不得安宁。特别是他看到报纸上登载着“日本鬼子在华北用毒气，还在井水、河水里放伤寒菌”的消息，感到异常悲愤，没有料到“真有这种事”，认为“是科学的堕落”，明白了“法西斯与科学势不两立”，于是他觉醒了，决心到桂林参加红十字医院的工作，致力于扑灭法西斯细菌，为抗战服务。全剧不以情节取胜，而以人物形象的刻画见长。把刻画人物放在中心位置上，将主人公由一心只搞科学研究不问政治，到最后决定投入政治斗争行列的思想发展历程，作为结构全剧的脉络，由此用人物自己的活动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显得真切、自然。《芳草天涯》是夏衍唯一以爱情为题材的剧作，它立足于抗战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描写了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爱情与生活的纠葛，围绕这一纠葛，作家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烦恼、争吵；在深沉的感情世界里起伏、激荡。家庭矛盾映射着社会的矛盾与时代的矛盾。它是夏衍剧作中人物最少、情节最集中，戏剧冲突内在而又非常强烈的作品，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建国后，夏衍一面从事文艺领导工作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面继续坚持创作。《考验》是较早而且较成功地反映工业建设的多幕话剧。夏衍改编的《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电影剧本，在忠实于原著的主题和保持原著风格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和电影艺术的特点，进行了创造性的处理加工，有选择地扩展了原著的情节，深入开掘了人物的性格，丰富了原著的思想内容，赋予作品以新的生命。夏衍改编电影文学剧本的艺术实践，为繁荣和发展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提供了一系列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夏衍剧作有着鲜明的风格。作为一个充满政治激情的剧作家，他总是选取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题材，表现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他的多数剧本都不追求惊险曲折的情节和激烈热闹的场面，而是取材于平凡的生活琐事，朴素地再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展示形形色色的社会世相；他的剧作十分注意选取富有特征的场面、细节，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和再现，以传达人物的内心活动，刻画人物的性格；语言朴素自然，含蓄深沉平易亲切。夏衍的剧作正是以简明、通俗、易懂、贴近现实生活而赢得了更多的观众，为中国现代戏剧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做出了努力。
阳翰笙（1902一1993），原名欧阳继修，笔名华汉，四川高县人。毕业于上海大学，在黄埔军校做过党的组织工作，并参加了北伐及南昌起义，1928年加入创造社，开始文学创作活动，曾担任左联领导工作，抗战前后在国统区担负统一战线及党的地下工作。从抗战初期开始，他致力于戏剧创作，以《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为代表的历史剧影响最大。
《李秀成之死》（1937），选取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的素材，集中描写他智勇双全坚决抗敌的斗争精神。笼罩全剧的不愿为奴隶而偷生、誓死驱除敌寇的英雄气概，齐心协力为光复国土而战的浩然正气，惨烈牺牲决不投降的坚贞气节，使观众为之热血沸腾。
“皖南事变”后，阳翰笙怀着满腔怒火创作了他的主要代表作《天国春秋》。其创作意图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我为了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滔天罪行和暴露他们的阴险残酷的恶毒本质，现实的题材既不能写，我便只好选取了这一历史的题材来作为我们当时斗争的武器。”《天国春秋》取材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事件。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发生了“杨韦事变”，使太平天国的鼎盛局面急转为内部火拼，走向了衰落的境地。东王杨秀清有统帅之才善于用兵，为建国立下了卓越功勋，拥有军权、政权及神权，但他刚愎自用、独断独行的作风，终因遭人嫉恨而招致杀身之祸。韦昌辉阴险狡诈，投机革命又背叛革命，造成太平天国的惨重失败，他的得逞在于阿谀谄媚，进谗言于洪宣娇。洪宣娇性格豪迈，武艺超群，驰骋疆场，屡立战功，但她缺少文化，性格偏狭。她的骄横、妒忌、处事随心所欲，给韦昌辉的阴谋以可乘之机；与傅善祥同爱杨秀清的纠葛，使她妒心蒙目，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断送了太平天国。傅善祥身为天国状元，才华绝代、博古通今，杨秀清的信任和重用，使她遭人嫉恨，最终含冤死去。这四个人物构成了戏剧矛盾冲突的主线，太平天国的命运与这四人密切相关。作者通过历史事件借古喻今，教育人民要从历史的惨痛教训中，认清“皖南事变”的实质和国民党破坏抗日的目的。
1942年10月的《草莽英雄》叙写了四川人民保路运动的斗争，对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给予猛烈的抨击。主人公龙头大哥罗选青，忠诚正直，虽死不惧，深受群众的拥戴，但因过于自信而放松警惕，被内奸出卖被捕，重伤牺牲。它所阐发的深刻的主题思想启发人们去思考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篡夺的历史教训。
阳翰笙的历史剧注重从现实斗争的深刻思考去反观历史，寻找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以振奋民族精神。论者概括其艺术风格为：“雄浑阔大、质朴明朗”。但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因缺乏深度挖掘，显得有些单薄。
吴祖光（1917—2003），祖籍江苏省武进县，生于北京，出身于官宦世家，家庭的文化氛围给少年吴祖光以一定的熏陶和影响。在中学读书时，他不仅初试文学习作，发表过一些诗歌和散文，而且被京剧艺术的特殊魅力所吸引，跑戏园，捧“戏子”，沉醉其中，不自觉地接受了戏剧艺术的启蒙教育。这对他后来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学毕业后人中法大学文学系，学习仅一年即应戏剧家余上沅之邀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校长秘书，后任国文和中国戏剧史等课的教师。从此与在该校任教的剧作家曹禺结识。到南京半年后，“七七”事变起，学校内迁，辗转湖南长沙、四川重庆、江安等地。
1937年，吴祖光完成了他的处女作《凤凰城》。而《风雪夜归人》则写于1942年，是吴祖光抗战时期的代表作。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又猖狂地发动了反共高潮。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重庆，抗日救国者有罪，卖国肥私者显荣，成群的达官显贵拥挤在小小的山城，终日纸醉金迷，把所谓战时首府弄得乌烟瘴气，凡是爱国之人，对此无不义愤。作者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受，通过描写剧中人物的爱情故事，于褒贬中表达了对生活的态度，引申出一个重要的主题——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此剧描写京剧名伶魏莲生和法院院长苏弘基的第四房姨太太玉春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邂逅相逢，真诚相爱，当意识到他们不过是权贵者的玩偶时，相约出走，去寻求自由，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事败，魏莲生被驱逐出境，玉春被送给盐运使供扫洒之役。二十年后，他们来到当年定情的地方，魏莲生死于风雪之中，而玉春也不知所往。艺人与阔佬宠妾间的爱情故事，曾经是被写滥了的题材，而吴祖光不只写爱情，不止于写爱情遭到权势者的干预，从殉情中透出反封建的主题。他是在写这些人的觉醒，写他们从表面上的荣华富贵里冲出来，做拥有独立人格的人。
魏莲生是一位秉性忠厚，乐于助人的人。为落魄的朋友谋工作，为受难的邻居排忧解难。但是成功的喜悦，老爷、太太、小姐们的捧场，却使他一度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就在他还是混混沌沌的时候，玉春闯入了他的生活。玉春的一番话：“你想到过你是怎么活着的吗？你知道那些大官儿、阔佬们是拿你当消遣解闷的玩意儿耍着玩儿吗？你想到过你是个男人吗？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迷迷糊糊过一辈子，那么人跟猫、跟狗、跟畜生，有什么两样呢？”玉春的话，使陶醉在喝彩生活中的魏莲生深深震动了。当他一朝醒悟，他就转为憎恨眼前的一切。他与陈祥的对话：“……我是什么东西？我不过是一个唱戏的罢了”，“要是有一天魏莲生倒了霉，变成跑龙套的、跟包的、穷光蛋，那时就是在路上碰见，你陈先生也不会认我了。”他开始觉醒，但还不彻底。当玉春劝他出走时，他疑惑不定，后被王新贵出卖，封建社会的魔掌不会放过这对可怜的叛逆者。
玉春是作家塑造的理想化、充满诗意的形象。如一枝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光彩照人。是她推动莲生，推动戏剧情节的进展。是她净化了莲生的灵魂，也是她用美衬托出苏弘基、王新贵的丑。她出身于妓女，被法院院长纳为小妾，但她并不满足于锦衣玉食的生活，而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处于被玩弄地位的可悲。她感受到那个“高贵蒙受着耻辱”、“黄金埋没在泥沙里”的时代的善恶美丑的颠倒，看穿了达官贵人的虚伪、自私、冷酷和残忍。因此，富贵的外衣下是一颗痛苦的灵魂，她要寻求做人的权利与幸福。她爱上了与自己地位相同的魏莲生，并不沉溺于为排遣闲愁与寂寞而卿卿我我，却能时常晓之以理，以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去启发魏莲生，“让他转一下儿念头，想一想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知道人该是什么样儿，什么样儿就不是人”，“知道人该怎么活着”。使莲生明白自己地位的可怜与可悲。《风雪夜归人》前记中说：“在轻颦浅笑的背后，有世人看不见的悲苦；在酒绿灯红的底面，有世人体会不出的辛酸。”“在那个颠倒黑白的世界里，什么是真正的高贵和卑贱……”。作者对官高位显、有权有势者，如苏弘基、徐辅成进行无情的鞭挞：对卖身投靠、卖友求荣、由奴隶堕落为十足奴才的恶仆王新贵给予憎恨和鄙视。而真实地表现了被迫当了姨太太的玉春，在供奉阔人的“富贵荣华”、“养尊处优”之中，清醒地认识到这实质上仍是被人所玩弄、豢养的卑贱屈辱地位，并为魏莲生点破迷津，意识到要作一个真正的人的强烈愿望。作者对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格独立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赞赏。
《风雪夜归人》在人物描写和结构、语言上追求自然、流畅、清新、优美，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和哲理性，整体构思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作者用充满诗意和象征的序幕和尾声，表现男女主人公被拆散二十年后仍在互相追求和呼唤，在在序幕与尾声之间，是二十年前男女主人公觉醒过程的生动描绘，两人观星星、谈命运的一段戏，写得情深意浓、优雅淡远，诗中有戏、戏中有诗。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手法交叉运用，十分得体。
抗战胜利后，吴祖光还创作了《捉鬼传》《嫦娥奔月》等剧作。新时期，吴祖光戏剧创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闯江湖》是他1977年重新获得创作权后的第一部剧作。剧中塑造了众多的艺人形象，虽不能说个个刻画得鲜明丰满，但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民族意志、民族性格、民族气节，使剧本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根据京剧传统剧目《风云记》创作的《三打陶家春》，以引人入胜的喜剧冲突和波澜起伏的戏剧情节，塑造了质朴、纯真、泼辣、勇敢的看瓜女陶三春的艺术形象。京剧《红娘子》结构紧凑，节奏明快，充分发挥唱、念、做、打综合艺术的特长，深受观众的喜爱。
陈自尘（1908—1994），原名陈增鸿，后改陈征鸿，出身于江苏淮阴一个小商人家庭。中学时开始学习小说创作。1927年考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后转入南国艺术学院，接受较为全面的戏剧艺术教育。左联时期，组织过摩登剧社，创作《虞姬》《石达开的末路》等剧作，初步显示了他戏剧创作的特色。抗战时期是陈白尘从事戏剧运动与戏剧创作的活跃期，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剧本有：历史剧《金田村》（1937）、讽刺喜剧《魔窟》（1938）、《乱世男女》（1939）、《未婚夫妻》（1940）、《禁止小便》（1941）、《结婚进行曲》（1944）、历史剧《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1943）及《岁寒图》（1944）、《升官图》（1945）等。
《岁寒图》是一出深厚而浓重的现实主义悲剧。剧作描写了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后方某城市一位医道高超、忠于职守、克己为人的医师黎竹荪。剧本取“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之意，赞扬了他坚贞自守、岁寒松柏的精神。
陈白尘最重要的代表剧作是讽刺喜剧《升官图》。它是一部新的《官场现形记》，是中国式的《钦差大臣》。帷幕拉开，两个强盗为逃避官厅的追捕，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深夜，闯进一所古老的住宅，在“远处惨叫之声不绝”的阴沉沉的气氛中，他们做了一夜升官发财的美梦。梦中，两人冒充知县和秘书长，与原知县夫人，各局局长既互相勾结又互相倾轧，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最后，在省长与假县长联合举行的婚礼上，一群愤怒的群众冲进来把他们统统地抓走了，两个强盗从梦中惊醒，最后被官厅捕捉。作者采用将现实与梦境交错，以非现实的手法表现现实的奇特构思，包含深刻的寓意：反动派的垂死挣扎挽救不了他们覆灭的命运。剧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假秘书长（闯入者甲），是这场丑剧的总导演。他安排闯入者乙做假县长，成为其傀儡；他玩弄权术，对局长或打或拉；他巴结省长，设法将原知县太太、艾局长的情妇变为省长太太；为制造本县的繁荣假象，他亲自指挥，进行了许多弄虚作假的安排。他的性格特征狡猾干练、阴险狠毒。其他人物，省长的表里不一，贪得无厌，工务局长的追逐女色、浪荡成性，警察局长的谄媚、逢迎拍马，教育局长的嗜好麻将，知县太太的追逐名利、恬不知耻，从不同侧面概括了反动派的腐朽本质。漫画式的讽刺夸张，是《升官图》的一大艺术特色。这种讽刺夸张又往往是和鲜明的对比、重复，以及人物的自相矛盾、相互揭发等手段结合使用，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如开口闭口自诩“俭以养廉，一切简朴”的省长大人，在视察时爱犯“头痛病”，一旦发作，必得用金条在火上熏烟作药。左边头痛，一根金条就够；右边痛，要两根；前脑痛，三根；后脑痛，四根；左右前后都痛，要五根才行，而且“要五十两一根足赤金子”，“第二次如果再痛起来可要换新的才行。”他就是用这种无耻而拙劣的手段，先后敲诈了十六根金条、地毯、钻石戒指、汽车、洋房，还有一个“太太”。剧本对人物外形的刻画和细节动作描写都采用了夸张的手法。警察局长“身材奇短，但总爱耀武扬威地全副武装”；财政局长“暮气沉沉，哈欠连天”；工务局长西装笔挺，油头粉面，外号“摩登贾宝玉，又叫洋装西门庆”。他们在前来视察的省长面前，争相献媚。假知县死背“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欢迎词；警察局长带领队伍高呼“省长万岁！”并替省长拭去皮鞋上的灰尘，漫画似的展现了他们的丑态。此外，剧本还运用时间推移的手法明写历史，暗指现实，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以序幕的阴森恐怖衬托尾声的黎明将至，点破“鸡叫了，天快亮了！”的主旨，以古老的住宅，象征整个旧中国，显示了剧作家的匠心独运。
建国以后，陈白尘正值盛年，完全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剧作。，但因受种种限制，十七年间仅配合宣传任务创作了《哎呀！美国小月亮》（与王命夫、刘沧浪、黄梯合作），且写得相当拘谨。新的历史时期使陈白尘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发表了解放以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创作的“第一部剧本”《大风歌》和改编剧《阿Q正传》。尤其是对《阿Q正传》改编，作者较好地把握了鲁迅的写作意图，并为这部不朽的名著增添了不少当代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