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记录了巴金“随时随地的感想”，是巴金晚年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的写照。正如巴金自己所说，“《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巴金在书中着重回顾和反省了十年“文革”中自己的遭遇和思想，他的出发点不是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疤供世人参观，博得一点廉价的同情，而是深入解剖自己的灵魂，挖出自己也包括多数国人心中存在的劣根性，对自己在“文革”期间的思想和言行作出反思和忏悔，追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随想录》对“文革”的反思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最初巴金发现了隐藏在国民心中的奴隶意识，对其进行了有力揭示和初步反省。他在《一颗核桃的喜剧》中写道：“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巴金谈到了自己小时候见到的一种令他困惑的现象：犯人挨了打还要向知县老爷叩头谢恩，这一情景给巴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将“文革”中出现的怪现象与此相对照，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封建制度早已被推翻，但渗入到人们深层意识中的奴隶思想并没有消除，一有机会，它就会出来作祟。在其后的很多文章中，巴金不断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思想和言行，不断挖掘自己身上存在的奴隶意识，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对自己进行了谴责：“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宣称自己是“奴隶”，这虽只是道出了一种真实，却需要巨大的勇气，在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辩解开脱，将错误归结于抽象的“历史”的时候，巴金第一个站出来说“我是奴隶”，这样的勇气和胸怀，不禁使人肃然起敬。
国民的奴隶意识是造成“文革”悲剧重要的思想和心理因素，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更重要的因素。奴隶意识的典型特征是屈服并盲从权威，没有人格尊严，失去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归根结底，奴隶意识是由愚昧无知而导致的迷信，虽然它是可悲的，却也不值得深责，因为奴隶意识的主体是非自觉的，换句话甚至可以说是无辜的。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仅仅把自己的过错解释为愚昧无知，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如果巴金的《随想录》只是发现了奴隶意识，那它还远不能称为深刻。巴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用解剖刀切开自己身上的每一寸肌肤，直到深入肺腑，挖出埋藏于其中的全部秘密。《怀念胡风》是《随想录》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巴金解剖自己最为深刻的一篇文章。文中他详细剖析了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为了明哲保身而夸大事实、任意上纲地写批判和表态文章时的痛苦心情。这件事不但给胡风造成了伤害，而且在巴金内心深处也留了深深的伤痛，虽然事隔多年，但巴金仍然不能原谅自己，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并为此进行了深刻的忏悔。他对自己心灵的解剖真正深入到了“禁区”（绝大多数有过同类经历的人所不愿触及的地方），达到了一个很深的层次：为了保全自己，违背道德良知，牺牲正义和朋友，充当政治权威的帮凶。正因为在作出这种选择的时候，他的意识是清醒的，是能够明辨是非的，他在思想上还没有变成奴隶，所以这就注定了他的痛苦，他的良心要为此而经受煎熬。同时，在他当时迈出这第一步的时候，也就注定了他将逐步失去直至完全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人格，沦为政治权威的精神奴隶。巴金的反省和忏悔是深刻感人的，同时也是发人深省的，它为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主体意识和人格形象及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具有珍贵的思想史价值。
巴金的自我忏悔和自我反省，很容易让人想起他在“激流三部曲”中塑造的“觉新性格”。所谓“觉新性格”，就是一种妥协性格，因外力的压制和自身的软弱而一步步放弃个性、丧失自我，徘徊于新、旧势力的中间，事实上却充当了旧势力的帮凶，而在此过程中，他的意识始终是清醒的，这就注定了他永远无法摆脱精神的痛苦。巴金在创造觉新这个角色时，是以自己的大哥为原型的，但在写作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地挖掘了自己深藏的灵魂一隅，在“觉新性格”中投入了自己的影子。巴金后来多次谈到自己身上的“觉新性格”，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承认：“在我的性格中究竟有没有觉新的东西？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至今还没有把它完全去掉，虽然我不断地跟它斗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认识水平下，巴金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而真正深刻的发现是在“文革”之后：“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骈且指出：“我有这种想法还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我借觉新鞭挞自己的说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巴金是“五四”的产儿，他曾经将个性和自由看得高于生命，将思想的独立和对权威的反抗视为最宝贵的精神，但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构建的这些可贵的精神传统，却在新的形势下轻而易举地瓦解了，作家的主体意识转眼之间便被丢弃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巴金并没有强调外在的政治环境和其他客观因素，而是直指自我、也是每一个人灵魂深处潜藏的“觉新性格”：我们之所以放弃了“五四”传统，让“文革”惨剧得以上演，就是因为“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在《激流》问世几十年后，“觉新性格”的悲剧不但在国民大众，而且在作家自己身上重演，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可悲和可怕，巴金的“发现”的确发人深省。
巴金写作《随想录》，是出于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回顾和反思的是历史，落脚点却在现实和未来。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最后守望者和民族精神的重要传承者，是一个国家的精英和脊梁，知识分子如果放弃自己的责任，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正是怀着这样的忧患意识，巴金将自己身上的伤口一一撕裂，指着流血的伤口对世人发出警示，真可谓用心良苦，其高尚人格令人景仰。巴金从自己也从整整一代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失落及其可怕后果，因此《随想录》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倡导回归“五四”，重新树立知识分子的精神与人格形象。在《“遵命文学”》《“长官意志”》《文学的作用》《要不要制订“文艺法”》等文章中，巴金通过谈论创作自由的问题，着重强调了独立的思想对于作家的重要性。在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中，巴金明确地站在支持者的立场，并由此将问题上升到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的高度，对新一代作家的批判精神给予了褒扬。《随想录》中的最后几篇如《官气》《“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前》《老化》《怀念胡风》等，写得最为尖锐深刻，这时的巴金已抛开一切顾忌，彻底敞开了心扉，思想和激情如火山喷发，犀利的社会批评和严酷的自我解剖，为这部厚重的著作画上了精彩的句号。八十高龄的巴金以自己的文章道德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楷模，为“五四”精神的回归和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重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晚年巴金除了继续以写作介入当代社会现实外，还以实际行动尽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首倡并亲自参与创建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对中国文学界乃至文化界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随想录》的突出特点是“讲真话”，这也是得到普遍认同的结论，但综观整部《随想录》就会发现，讲真话只是它的表层特征，而非其本质特征。无论在任何时代，讲真话都算不得多么高的价值标准，它应是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如果《随想录》只是讲了一些真话，说了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那么它的意义也仅仅是达到了普通的道德底线而已。应该说，《随想录》的真正价值在于它重新树起了“五四”精神的大旗，重新找回了失落已久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解放做了奠定基础的工作，尽到了一个“五四”知识分子的当代责任；同时，巴金以他特有的真诚、非常的勇气和无私的胸怀，深入灵魂地、残酷无情地解剖和鞭挞自己，促使人们从深处反思历史与现实，同时也为当代知识分子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典范，这种精神的力量不但有其当代价值，而且具有永恒的意义。
毋庸讳言，《随想录》也有局限性，没有达到它本来可能或者应该达到的那种思想境界，给人以言犹未已、意犹未尽的感觉。《随想录》中的大部分文章针对的是现实中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人和事，视野局限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现实环境，没有将思想的触角伸向更深更广的时空之中，没有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的反思和忏悔，而不是对“人”的挖掘和剖析，因此它的阶段性突出而普遍性较弱。换言之，对于《随想录》这样的作品，人们希望看到的形而上意义上的深刻性，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造成这种局限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原因，有现实的原因，也有作家个人的原因。尽管从更高的标准要求上来说《随想录》的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随想录》刻写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痛苦灵魂与高尚人格，记录了一个民族在特殊历史时代的残酷现实与觉醒历程，为当代人提供了一服苦口的良药，为后人们留下了一组难得的历史“标本”，其意义和价值都将是十分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