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塑造了吴荪甫、赵伯韬等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重点塑造了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典型形象，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民族资本家典型形象。茅盾一方面从政治上对这个人物的阶级属性进行了深刻的解剖，注意写出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另一方面，他赞赏吴荪甫一扫老中国儿女们的萎靡气息而又充满生命活力，使吴荪甫的失败带有某种悲剧感。吴荪甫是一个个性鲜明、丰满而复杂的民族资本家典型，他身上不仅体现了现代大工业和现代城市的力量，还体现了茅盾对现代大工业的向往。吴荪甫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和经验，有魄力，有手腕，想要建起他的“双桥王国”，要把那些半死不活的企业拿到自己的铁腕巾来，还联合孙吉人、王和甫等民族资本家一起发展民族工业。吴荪甫处心积虑，不仅关心企业的利害关系，还关注着政治上的变化，但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生不逢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他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在数条战线的较量中，他有时野心勃勃、满怀信心，有时颓唐失望、垂头丧气；有时果断决绝。有时犹豫不决；有时刚愎自用，有时软弱自私。时而慌乱，时而自信；时而镇静，时而暴躁；时而专横，时而空虚；时而严肃，时而荒唐。吴荪甫既有封建者的专横冷酷，又有资本家的开拓热情，这一切矛盾自然地统一在他的性格里。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上的义愤，另一方面，压倒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考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进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他精明强悍，但是又时时显露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作者把吴荪甫放在各种矛盾斗争的漩涡中来刻画和表现，围绕他与赵伯韬的矛盾、与其他资本家的矛盾、与农民的矛盾、与工人的矛盾、与家庭的矛盾等，以雄浑而又细密的艺术之笔，从多方面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成功地塑造了吴荪甫这个30年代初期想实现自己国家工业化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典型。这一形象是继鲁迅笔下的阿Q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又一个极为鲜明突出而且具有巨大艺术概括力的典型。除吴荪甫之外，《子夜》还塑造了赵伯韬、屠维岳、冯云卿、王和甫、李玉亭等一系列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赵伯韬是买办资本家的典型。他一方面骄横、奸诈，在金融界兴风作浪，另一方面恣肆放纵，荒淫糜烂，在生活上“扒进各式各样的女人”。他在上海金融界、工业界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背后有外国资本家作后台，又和军政界有联络，可以通过尚仲礼用三十万两银子收买西北军故意打败仗，又可以利用“国内公债维持会”名义，借政治的压力控制整个公债市场，最后打败了吴荪甫。屠维岳是吴荪甫工厂里的一个工头，他性子刚强，机警，干练，颇有胆量，而又极为狡诈、毒辣，他恪守鹰犬的原则并得到了吴荪甫的信任与赏识，在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中玩弄权术和阴谋，制造工人之间的内讧，勾结警察镇压工人运动。标榜以“诗礼传家”的土地主冯云卿，逐渐被都市的金钱观吞噬，为了捞回在公债市场上沉下去的血本，竟然教唆亲生女儿冯眉卿用“美人计”从赵伯韬那里探听公债信息。冯云卿是传统封建人伦礼仪道德在现代资本主义金钱观念冲击下走向崩溃时的地主形象。此外，杜竹斋的多疑犹豫，莫干丞的懦弱无能，朱桂英的勇敢坚强，范博文的消极颓唐，周仲伟的花言巧语，孙吉人的沉默寡言，王和甫的谈吐诙谐，以及地头蛇式的地主曾沧海、封建老朽吴老太爷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物形象展示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都市生活的广阔画卷，揭示了当时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深刻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
《子夜》不仅以表现生活广阔和揭示主题思想的深刻见长，而且以气势雄伟和缜密细致相结合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取胜，做到了思想与艺术的统一，显示出作者卓越的艺术才能。这部小说在人物描写、艺术结构和文学语言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在人物描写上，作者善于把主要人物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尖锐的斗争冲突和交叉的矛盾纠葛中，从不同的侧面和场合把肖像描写、心理刻画、对照陪衬、细节描写和风景描写等紧密结合起来，反复刻画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以第七章为例，作者第一次把吴荪甫放在工厂、交易所及家乡这三方面斗争的交错中，从而凸出吴荪甫的主要性格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当吴荪甫听到家乡被红军袭击时表现出惊惶和凶狠的心理，当他听到费小胡子报告家乡“损失不多”的消息时表现出轻松和微笑。作者还常常运用景物来烘托人物的性格，如在第七章开头，作者描述天气的阴沉，衬托吴荪甫担心公债投机能否胜利而心事重重，接着写浓雾细雨造成的昏暗模糊的情景，反映吴荪甫在工厂方面“失利”引起的灰暗的心情，小说还通过林佩珊奏着悲凉音调的钢琴曲，加深了气氛的阴惨与沉闷。最后作者文笔陡转，从阴暗到明朗，吴荪甫在公债市场初获胜利的喜悦与雨后阳光普照的景色交相辉映。《子夜》的艺术结构宏伟而谨严。小说共十九章，一、二两章交代人物，提供线索；此后十七章，一环紧扣一环，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各有描写的重点而又共同服务于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贯穿整篇的主线是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有虚有实，虚实结合，加之运用穿插补充等手法，使主体部分既错综复杂，又浑然一体，脉络清楚。序幕、高潮、发展、结局安排得波澜起伏，摇曳多姿。《子夜》的叙述和描写语言，简洁细腻雄浑精细，明快与幽默，形象与哲理兼而有之，感情色彩很浓烈。人物语言富于个性特色，如吴荪甫的武断专横，赵伯韬的狂妄狡诈，李玉亭的讨好逢迎，封建地主曾沧海酸溜溜的语言等，都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与鲁迅、郭沫若相比较，鲁迅前期的语言显得凝练、古朴、冷峻而幽默，郭沫若语言热烈如火、奔放流畅，茅盾的语言则恢宏细密，刚劲明快，色彩鲜明而又不失素朴，寓尖锐犀利于含蓄幽默之中，这是文学家语言和理论家语言的综合，是在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吸收外来语而形成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从茅盾的创作历程看，《子夜》是他创作进入成熟阶段的代表作，也是对以前小说创作的突破。在构思上，《蚀》《虹》的纵剖面到《子夜》的横断面，概括地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到“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人物描写上，作者从《蚀》与《虹》通过革命斗争和爱情生活写人，到《子夜》中手法更加多样，作者在工人运动、农民斗争、军阀内战，在交易所、企业活动、交际舞台以至家庭生活等当时社会各个方面交织一起的复杂而剧烈的矛盾冲突中，从外形、行动、心理、环境等角度展示主要人物的性格；在创作情感的控制上，《蚀》是“写意之作”，更多个人情绪体验的抒遣，《子夜》则更多一种理性精神，以小说表达对社会的判断；在语言风格上，《蚀》的语言细密而冗长，《虹》的语言细腻中有刚劲，《子夜》的语言则有他长期形成的精细而又简洁，雄浑而又恣肆的语言特色。从《子夜》开始，茅盾更自觉地展开了对自己所处时代全景式的描绘。《子夜》不仅显示了茅盾自身创作趋于成熟，而且集中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社会分析小说的主要特色与主要成就，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分析小说的基本格局。《子夜》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茅盾具有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素养，积累了广泛的社会经验，在政治热情的促动下，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各种现象，揭示其重大的意义，形成作品的主题思想。《子夜》正是这样孕育和产生的。茅盾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和《儒林外史》特别喜爱，又曾广泛地阅读外国著名作家（如英之狄更斯和司各特，法之大仲马、莫泊桑和左拉，俄之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此外还有一些被压迫民族的作家）的作品。取精用宏，对中外优秀文学遗产的吸收，是茅盾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腐蚀》是茅盾在抗战后创作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于1941年5月在香港《大众生活》上开始连载时，就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这部采用日记体的长篇小说以“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为背景，斗争锋芒直指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和卖国政策。《腐蚀》是一部暴露社会黑暗政治小说，也是一个心灵忏悔者自剖的心理小说。《腐蚀。》的创作是作者返回自己情感记忆的又一次尝试。作品的女主人公赵惠明这一形象是作者艺术上的新创造。赵惠明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父亲供职于内务部，她曾经有过美好的少年时代，上中学时参加过学生运动和救亡工作，母亲死后，她因姨太太的挑唆愤而离开家庭，她的出走具有反封建的因素。当她走上社会，成为一名小学教师时，是一个爱祖国、求自由的女青年，但有时爱慕虚荣、任性逞强。婚姻自主思想使她与小昭勇敢地结合，又由于志趣不合而各奔前程。政治上的幼稚以及性格中的利己主义，爱好虚荣，不明大义，使她无法抵御特务头子的威逼利诱，堕入政治的泥坑，成了一名特务，走上人生的歧途。作为一名特务，她“手上沾过纯洁无辜者的血”，同时，由于她在特务系统中不是嫡系而受到排挤，还遭到高级特务的侮辱和玩弄，在一定程度上，她是“食人者”也是“被食者”。在她的尚未完全腐蚀的灵魂中，还多少保留一点“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因此她常常感到矛盾痛苦又无处可以申诉。后来，小昭的那种坚持真理、献身革命的精神使她消除了幼稚的幻想，认清了特务组织的罪恶，促使她最终走出泥潭。作者采取了最能揭示人物内心世界隐秘的日记体裁，充分发挥了善于深刻细腻地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的特长，在政治斗争和爱情波澜中多方面地揭示了赵惠明复杂的内心世界。小说写到人物心灵的每个角落，既写到她的社会意向和私人感情，又写到她正常、变态、清醒、梦魇等各种心理状态；既写到她露出毒牙兽性的一面，又发掘她掩埋在尘沙中的人性，。《腐蚀》是一个被腐蚀的青年女性灵魂在狐鬼满路的茫茫尘海中，背着罪恶的枷锁走向自新时撕肝裂肺的惨呼绝叫，此前的中国新文学，尚未，见有如此大幅度的、多方位的心曲自陈。作家把赵惠明受骗、犯罪而又不甘于堕落引起的矛盾和痛苦，她的“自讼、自嘲、自辩护”，以及在觉醒自新过程中所经历的决裂、斗争，写得细腻真切，深深地打动着读者，激起人们从对于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戕害、摧残青年的国民党特务统治的仇恨，暴露了特务统治阴森恐怖的内幕。小说写赵惠明的内心活动，尽可能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围绕这些事件而展开的各种社会矛盾，反映和投射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感情活动中。作者运用了心理分析、行动描写及情景渲染多种手法塑造人物，也保持了茅盾小说与现实生活斗争密切相关、选材富于时代性和社会性的特色。《腐蚀》在结构上以赵惠明身陷特务圈子中的矛盾、挣扎而后走上自新道路为主线，以小昭的被害，K和萍的活动、N的出走为重点，精心安排了许多人物和小故事，从而形成了主线突出、支线分明、经络相连、此起彼伏而又浑然一体的结构特色。《腐蚀》的文学语言除了保持作者固有的细密特点外，还大力追求洗练、纯净、含蓄、文采斐然而又富有强烈节奏感的语言风格。《腐蚀》的现实主义成就，不仅表现在作品通过赵惠明典型形象系列的刻画，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政治黑暗，而且还按照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本身的特点，真实地揭示了赵惠明逐步觉醒，走向自新之路的过程。《腐蚀》通过人物的心理变动的真实，深刻地再现了社会和历史活动的真实，作为一篇心理小说，不仅是茅盾艺术创新精神的结晶，而且显示着他对革命现实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从表现客观的现实发展到揭示人的内心体验的真实，在这一点上，与胡风后来倡导的现实主义有相通之处。
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通过轮船公司经理王伯申因发展民族工业而同封建地主阶级的顽固派赵守义发生冲突，终于与之妥协的故事，展现了从“五四”到大革命时期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五四”前夕民族资本家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既雄心勃勃又动摇软弱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