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杂文是匕首是投枪，其风格和鲁迅的极为相似。他的《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等文揭露“国难期间”，“一些正人君子”是如何“责备女人”，嫁祸女人；而“假堂吉诃德”们是如何的“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这些篇章连同《王道诗话》等十三篇被鲁迅收入自己的《南腔北调集》等杂文集，而读者竟不能加以区分，足见他们风格的相近。瞿秋白的杂文多是社会批评和文艺杂感，《财神的神通》《美国的真正悲剧》等文，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谁的洋钱多，神通大，谁是主子”，劳动人民只有受屠杀和失业的“自由”，而帝国主义者在国外则“一只手拿着算盘，一只手拿着宝剑，做生意做到哪里，也就是抢到哪里”。把帝国主义和侵略者的肖像刻画得入木三分。《流氓尼德》《不可多得之将才》《拉块司令》《迎头经》等文揭露国内反动统治者对百姓用“机关枪、盒子炮、刺刀、木棍、麻绳”，无所不用其极，而对帝国主义则“恭请国联的列国联军来共管共分”。两相比较，反动派的本质便昭然若揭。《狗样的英雄》《猫样的诗人》《鹦哥儿》《小诸葛》《红萝卜》以及《王道诗话》等文仅从标题上，一个个人物形象便活灵活现地粉墨登场，而走狗文人们挂着“文化班头”，“孔孟道统”的牌子所干的帮凶勾当，自是有目共睹。于是在《匪徒》《反财神》等文中，他歌颂“当兵和打仗”，“不是为着个人的饭碗”，而是“为着中国民众自己的政权”，“为着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英雄们；而在《一种云》《暴风雨之前》等文中，他呼唤黎明，号召民众，渴望“小小的雷电变成了惊天动地的霹雳”，拨开“这些愁云惨雾”，进而预言“没有暴风雨的发动，不经过暴风雨的冲洗，是不会重见光明的”。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作为我国早期报告文学的先声，其产生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时代的产物。其实，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先后刊登了一些反映工人生活状况和斗争的通讯报道，如《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等篇，已初具报告文学的文体色彩，也初具报告文学的特征。20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在《益世报》上发表有长达20万字的《旅欧通信》。而“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后，面对帝国主义的惨无人道和军阀政府的屠杀，许多作家拿起了笔，记叙了当时的真实情景，如茅盾的《五月三十日下午》、叶绍钧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郑振铎的《六月一日》、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等，这些应运而生的纪实篇章，其实是一种速写式的报告文学。大革命前后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和郭沫若的《北伐途次》《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离蒋介石之后》等篇章，都是时代的真实记录，更是名副其实的报告文学了。但报告文学这个名称（从英语Reportage译出）的正式传人和作为一种文体的自觉提倡，却与20世纪30年代的“左联”有关。
散文在“五四”时期格外发达，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成就在其他文体之上。其原因首先是散文文体比较自由，呈一种开放态势，易于掌握，写的人多，适合于“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需要。“五四”新文学的高涨，并不仅是知识分子文学热情煽动的结果，更多的动因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改造国民灵魂的社会责任的驱使。其实，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贯穿了整个现当代文学史。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们首先是“有所为”的社会启蒙家，他们注重文艺首务在消灭两千年来旧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群鬼”，以便从“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所说：“自从五四运动起后，破坏的工作就开始了。”“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其次，中国是个散文大国，传统散文比较发达，新文学要最终战胜旧文学，就先要打破白话不能作美文的迷信，于是大家都往散文方面努力，共同向旧文学示威。再次，传统散文的发达也为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们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东西，在批判的继承中不仅使自身得到了发展，而且也能适合民族的审美习惯，化传统化得好，是“五四”散文相对于其他文体格外发达的重要原因。“五四”散文的发达当然也离不开取法于英国随笔和其他外国散文体式，而新闻事业的发达，是散文创作繁荣的重要的条件。
这一时期，现代散文的各种体式都已初具规模，这为散文的多样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得以贯穿于整个现当代散文史。
周作人冰心朱自清
“五四”美文创作中最能代表冲淡一脉散文的是周作人。早在日本留学期间的1908年，他就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将鲁迅的“立人”思想具体化，提出了“改造民族灵魂”的时代命题，从思想文化领域探索民族的出路；“五四”时期，由于他在新文学运动理论上的建树和诗文创作、翻译上的实绩，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之一，并以其开拓性的影响，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周作人（1885～1967），原名周遐寿，后改名槐树，遐寿，字起孟、启明，号知堂。笔名仲密、药堂、岂明、苦雨翁等，浙江绍兴人，文学理论家、散文家、文学翻译家，鲁迅之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担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浙江第五中学教员、绍兴县教育会会长。1917年，经鲁迅推荐，到北京大学工作，初在国史编纂处任编纂员，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1922年，因胡适推荐，兼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并先后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法大学、孔德学校等校教授。1931年任北京大学日文组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南迁，周作人决定苦住北平，被任命为留平教授之一。1938年，周作人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一时舆论哗然。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为刺客所袭。之后，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华北任北大图书馆长、北大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会主席、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日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先关在北平，后监禁在南京。1949年1月，李宗仁出任国民党代总统时因疏散监狱而被保释出狱。建国后居家从事翻译与写作，先后译了一些希腊、日本的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并写作出版了一些关于鲁迅家庭及少年时代生活和文学创作的文章，另写有《知堂回想录》等。
周作人的散文先后结集的主要有：“五四”到1927年，《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谈龙集》等。1928年到“七七事变”前，《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住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等。沦陷期间，《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味谈》《药堂杂文》《秉烛后谈》《苦口甘口》《书房一角》《立春以前》等。建国后，《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知堂回想录》等。
周作人的青少年时代和鲁迅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同样出生在浙江绍兴的旧家；同样在三味书屋就读；同样在士大夫家庭的影响下，打下了很好的旧学功底。后来又同样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也同样去日本留学，放弃初衷，将兴趣转向文学。不同的是：鲁迅作为长兄，在家道衰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是去主动求索；而周作人则多少是受鲁迅的影响。周作人早年致力于外国小说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曾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等，初步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民主主义世界观。“五四”前后，他以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驰骋文坛，积极倡导新文学运动，先后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美文》等文章，是继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等文之后，新文学理论建设的深化和提高，为新文学理论的建树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同时，他对小品散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提倡，也有着开创的意义。
周作人对新文学的早期贡献是多方面的。1919年，《新青年》以头条位置发表了他的新诗《小河》，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称之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之后，他又发表了《微明》《路上所见》《北风》等白话新诗。这些诗作散文化的形式，彻底摆脱了旧诗词格律的束缚，清淡中含着底蕴，在形式上有着变革的意义一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周氏兄弟是真正打破旧诗词的镣铐的，他们代表了早期白话诗中‘欧化’的一路”，可见他在当时新诗创作上的影响。1922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过去的生命》。1920年周作人还发表《儿童的文学》一文，是他“五四”时期建立的“人学”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对儿童生理和心理上的独立意义和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在当时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因之而展开来的对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在当时也是开风气之先，《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也是出自他的手笔。而周作人大量的译著更是和鲁迅一道，开辟了翻译东欧和俄国文学的源头。
然而，周作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最主要贡献在于他在散文小品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上。继《美文》中提倡“艺术性”的“叙事”、“抒情”散文之后，他又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倡“言志”的散文。他认为“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来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的文学”。并进一步解释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的散文理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那些用以建构新文学理论的一系列文章，也大都是写得不疾不徐，从容自如，潇洒飘逸，合情合理，本身就是“言志”的“美文”。
周作人在从事散文理论倡导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实践。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一经开选，如窃贼人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一本集子的中心”，“占全书的十分之六七”。周作人“言志”派的小品散文以其平和冲淡的风格，最终和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杂文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两大对峙的流派，鲁迅曾称他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散文家之一。
周作人在《两个鬼》中说：“在我的心头住着DuDaimon，可以说是两个——鬼。”“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我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我希望这两个鬼能够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倘若一个是女流氓，那么中间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来，给我们作任何种的元首。”周作人还说过他是“叛徒”和“隐士”的合身。体现在创作中，就有了他“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类不同风格的散文。
周作人早期的浮躁凌厉之作，是和“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取同一方向的。《前门遇马队记》，是对“民国”政府的“马队”光天化日之下“在本国的首都”“践踏我们自己的人”的委婉谴责；《碰伤》是对反动军阀刺伤请愿群众反唇相讥的揭露；《天足》是对“野蛮”的封建礼教的批判；《我们的敌人》鞭挞“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野兽与死鬼”；《上下身》抨击“吾乡贤人”“大义名分”的假道学和虚伪；《古书可读否的问题》公开反对封建复古；《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是对英人行凶的愤慨，又是对国民弱点的鞭笞。他的《吃烈士》《外行的按语》《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日本人的好意》《人力车与斩决》《偶感》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类散文“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四·一二”大屠杀等事件中，周作人都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或抨击反动军阀，或声援被捕学生，或哀悼革命烈士，或保护烈士遗属，写下了投枪匕首般的檄文。如《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一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段祺瑞执政府的愤怒谴责和对死难者的沉痛哀悼，这样还不足以表达他的愤怒和悲哀，又引了两副挽联：“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末了，他又说：“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显示了他“流氓鬼”的战斗精神。
周作人既然希望他的绅士鬼和流氓鬼能够结婚，那么他所“爱”的态度还是绅士的。而平和冲淡的一类散文也更能显示他的个人特色。他的这类散文从英国随笔、明末公安派“言志”小品文和日本的俳句中吸取养分，将口语、文言和欧化语言杂糅到一起，融入自己的性情加以创造，自有一种涩味和简单味，有一股清香和苦味，耐人咀嚼，回味无穷。周作人把文学当成是“自己的园地”，就如“真种花者种花为其生活”；又讲求“生活之艺术”，“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因而这类散文更能显示他的审美追求，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其代表作有《初恋》《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苍蝇》《喝茶》《鸟声》《乌篷船》《谈酒》《菱角》等。其中许多作品都是现代散文的名篇。《初恋》追忆十四岁的“我”的一段少年心事；《苦雨》处处写“苦”，实际却是一种苦中有趣苦中有味的境界；《谈酒》谈“滔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而《喝茶》“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苍蝇”、“鸟声”……徐徐道来，虽然平凡琐碎，却大都能点染成趣。《乌篷船》用书简文体，向外乡的朋友子荣介绍家乡的风物，于琐碎之中见趣味，于絮谈之中露温情，平和冲淡，闲适自如，是周作人早期散文中很为人称道的名篇佳作。
